西安事变天道说

辳邨

西安事变天道说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看法，西安事变是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则这个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种种历史史料完全可以证明蒋介石已横下一条心执行其既定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红军必斩草除根而后罢休，对日本侵略者，打起了太极拳（倒并非一定认为蒋准备实行“亲日卖国”），但是蒋的态度、政策，显然明证其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而不是由民族大义（即直面当时之国土沦丧、生民涂炭）之角度考虑的，已远背“三民主义”之真谛。二是全国各阶层之抗战呼声以至沸腾，子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情景之下，再加东北沦陷给张学良造成的心灵打击（包括背着不抵抗将军黑锅所造成的压力），又加屡劝蒋抗战而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所形成的内心愤怒，这才酿成西安事变。从这样背景来考察，事变显然有其必然性。当然这个“必然”并非仅指事变本身，而亦包涵了蒋在“国势”多种情形压迫下所应做出奋起抗战之历史选择。

张学良举事为“激于义愤”，义是为民众国家民族大义，愤乃对国人指脊詈骂。日寇蹂躏家乡、政府军队一退再退之愤，当然也包括对蒋攮外安内之愤。其举果缺少政客式的考虑。唐先生对此分析大致是确论。但西安事变之效应既然使中外震惊，则说明张、杨其举也非草莽之行。脑子一热所为之，绝是周密策划、权衡再四而后之抉择。置己生死于度外，置蒋绝地而逼其回枪抗日已矣。

拉纳˙米特在其名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分析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内心世界时说：“张学良的动机、可能更为直接了当：蒋介石很可能会剥夺他的兵权。”(《中国，被遗忘的盟友》P61) 就当时张、杨之兵已为蒋处处所控之事实看，米特之说应为“义愤”之外的又一原因。

至于西安事变的后果、意义，我们不采国共双方在政治历史教科书及类似的论著中的说法，只就直接后果看，事变确实首先叫停了“安内”之战，共产党红军死里又一次逃生，所谓的“国共合作”部分实质性的行成，全民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那么，不从政治角度看这一问题，从天道、人道而言，是先“安内”呢还是“攘外”呢？除了个别的如胡适之辈（他的不战之说和蒋之不战本质上并不相同）外，国人都选择先攮外；从历史观社会观民族观看，是抗击日寇救民于水火呢，还是为了民国政权之无后患而铲共呢？自应选择前者。当然，已构成历史的即为历史的选择，天道、人道在其中矣。

唐先生说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后果，是把“抗日战争提前了”，又说“它在1937年7月7日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应该说的更准确些，西安事变不是“提前”了什么，而是“促成全国全面抗战”。蒋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族长，又是官军之司令官，官军正式参战认真开打，才算全面抗战，西安事变之前，所谓“抗战爆发”就不能称“全面”。

后果、意义方面，拉纳˙米特说：“当时中国的各方政治势力中，没有谁能从蒋介石的被害或下台中获益。”（《中国，被遗忘的盟友》P67）其实呢，也非仅是“中国的各方政治势力”。这正好如《三国演义》中华容道释曹操，只是内涵意义更丰富而深刻，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及国际的诸多意义。

进一步言，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部分地改写了世界历史。此事件，可说天道应然，人道应然，但最不愿意的人当为蒋公，否则也不会杀害杨虎城，终身囚禁张学良。蒋公对此事及个中人怀恨终身，除证明其人文境界低、政治胸怀窄、格局小之外，还有就是违人道、反天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