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随 彭 总 首 批 入 朝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5周年

建荣视界

音乐：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编者：杨茂森（95岁）

时间：2025年10月19日

最近热播的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把101岁的志愿军老战士李东祥推向了应有的位置，突现在十二名参演志愿军老战士之中，他的英雄形象不减当年，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李东祥参拍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

李东祥同志1939年参加八路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他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他早在抗战时期从晋察冀军区到达陕北，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做通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紧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西柏坡，第一批进驻北京后在总参通信部总台工作，曾随中央领导人刘少奇访问苏联。

上图：编者杨茂森同志赠送给李东祥同志的百岁贺礼

1950年10月随彭总秘密入朝，在彭总身边、志愿军司令部为保障通信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多次荣立战功，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代表参加国庆典礼。

上图：编者杨茂森同志赠送抗战老兵李东祥同志的鲜花

回国后李东祥长期从事国防科研部门领导工作。如今，101岁的他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能上网交流。2019年《通信兵的故事》全文刊载了他的自传式回忆录《94岁通信老兵的传奇人生》，全文共三部分。

上图：李东祥（前排左三）

图：李东祥参拍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片尾令人动容的12个名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5周年之际，现将其第一部分“我随彭总入朝”转发如下。

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8日，我的肺结核病刚好转不久，军委总台副台长田保洪找我谈话：“通信部通知，由崔伦同志带一部电台，跟随彭老总去朝鲜。你任电台台长，刘文淼任报务主任，武光成、李景云为报务员。”我愉快地接受了赴朝任务，对电台人员的配备我很满意。刘文淼在陕北就和我在同一电台，武光成、李景云的技术水平较高，可以说是个能打硬仗的好搭档。带领我们去朝鲜的顶头上司又是领导我们转战陕北的崔伦大队长，我对他有种特殊的亲切感。他此时的职务是军委通信部业务处副处长（处长空缺），可见通信部这次是委派了最得力的业务主管，同去的还有杜牧平和苏冶（机务员）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10月9日，我去北京东单北小街材料厂选收发报机。厂里并没有现成的机器，且厂里什么也不管，就是要我自己去找。进仓库后，到处都堆积着铁板、导线和各种零部件（电阻、电容、线圈等），找了好久才在东南角发现了胡乱堆放的小型收发报机。见此情景不由人一阵心酸，想不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我们相依为命、立了大功的收发报机，今天被当成废物，和破烂堆放在一起。经过反复仔细地挑选，我终于找到了一部较完整的阳泉造的收发报机，经过调试，机器工作状态正常，我把它带回总台，准备随崔伦首长一同跟彭老总入朝。任务紧急，我们当天即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因为保密，我离开北京时，也没有和我已恋爱近两年的林云青同志告別，她还是后来因为好久没有得到我的消息，向刘敏同志打听后才得知我去了朝鲜的消息（刘敏同志是她的同学，也是崔伦同志的爱人）。

我们到达沈阳后，崔伦马上先到了沈阳的彭老总处报到，告知电台和相关人员已到。我这部电台没有从北京带摇机员，东北军区通信处给拨了八名摇机员，除班长身体欠佳外，其余七位同志身体都挺结实，还专门给我拨了一名通信员照顾我。考虑到彭老总入朝一部电台肯定不够用，所以从东北军区通信处又调配了两部电台，一部电台的台长是孔繁春，另一部电台的台长为孙风洲。有这三部电台，基本上可以保证通信联络任务的完成。

在人员设备配齐后，我们于10月11日乘专列前往安东（今丹东），在火车上才通知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此行是要去抗美援朝。得知此消息后，同志们非常兴奋和自豪，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即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中的一员了。到达安东后我们被安置在一座二层楼里，我们马上架起天线，安装好收发报机，开始向有关联络对象呼叫事先定好的呼号。

首先沟通的是军委总台，双方都无电报；随后又呼叫十三兵团，马上就联络通了,而且声音很大，后来才得知我们和十三兵团同在一个楼里，信号当然非常强，声音自然也大。我负责的这部电台，还要直接联络有关兵团和各军，任务很重。这些电台原来直接和军委总台联络，现在要和我这部电台联络。军委总台用的是大功率发报机，声音很大,容易与属台沟通，而我这部电台用的是十五瓦阳泉造的发报机，音量比军委总台小的多，要把属台从总台“断”过来甚为不易。我决定采用先发制人的办法，把波长调到和总台相同点而抢先呼叫对方（就是在总台还没呼叫时，我在它前边呼叫）。就这样把应联络的电台一个一个地“断”过来，以保持和我台的联络。

刚把这项任务完成，我们的发报机就出了故障，不能再工作了，真是急死人。当时崔伦同志也非常急，因我们都清楚，一旦电台不能正常工作，彭老总就没办法对部队进行指挥，下边的情况也不能及时上报。东北军区通信处为我们配备了一位姓韩的机务员，检查了半天也找不出故障所在。

正当崔伦同志和我万分着急时，彭老总接中央通知，要去北京开政治局会议，我们也随彭老总一起乘火车返京。万幸在电台出故障的这段时间没有电报，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回到北京后，我马上乘车到北京东单北小街材料厂去修机器。负责维修的是胡恩义机务员，他的技术水平高，没用多久就把发报机修好了。我马不停蹄地又返回通信兵部，向崔伦同志报告了发报机的修理情况，他听后高兴地笑着说：“太好了！今后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让机器再出问题了。”

10月19日，我们又跟随彭老总乘飞机飞往安东，同机的还有高岗、毛岸英和部分参谋人员。高岗在去苏联时见过面，毛岸英在西北战场时我们就认识。

抵达安东后，我们都穿上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分为将军服、校官服、尉官服和战士服。崔伦处长穿将军服，我穿的是校官服，报务员穿尉官服，摇机员穿战士服。那天下着小雨，虽是10月下旬，但仍觉得寒冷，令人感觉不舒服。在安东停留时间不长，我决定还是把电台安装好，并和有关联络对象进行了沟通，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也证明了发报机工作正常，我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9点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所属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个渡口， 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彭老总所带领的人员是从鸭绿江大桥上过去的。彭老总乘一辆吉普车，机要员、参谋人员和电台人员分别乘大卡车。崔伦同志和我们同坐一车，由一名朝鲜人民军的战士带路，一过江就是朝鲜的新义州。这座城市较大，和安东相隔鸭绿江，坐落在对面的平原上。安东夜间灯火辉煌，而新义州却是漆黑一团，没有半点灯光。

因怕敌机来炸，所以都用黑布把窗户挡个严严实实，以免被敌机发现。虽是夜晚，但汽车都不能开灯，怕被敌机发现，这就给司机带来极大的开车难度，只能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当晚到达了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第二天休息，我们很快把电台安装好，开始呼叫军委总台，并马上得到回应。接下来和有关单位联络，都一一沟通，我非常高兴，因这是入朝后首次和有关单位联络，而且都顺利沟通，哪有不高兴之理！这次顺利沟通也坚定了我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信心。

10月20日傍晚，我们继续向朝鲜内地前进。同行的还有前来迎接彭总的朝鲜外相朴宪永，他乘坐的是一台华沙小轿车。出发前杨凤安曾嘱咐过崔伦，千万要跟上。崔伦表示会尽全力，并要他一定保证好彭总的安全。山路弯急坡陡，后来得知，朴宪永的司机轻车熟路，彭总的吉普车差点跟丢了，为了确保安全，后来彭总也上了华沙车。吉普车况且如此，我们坐的大卡车就可想而知了。

三台车走了没几里路，大卡车就掉队了。我们的车上虽有一名人民军战士带路，但他因过于疲劳，总在睡觉，对路程也不熟悉。天黑洞洞的，辨不清方向，我们在前进中看到一支北撤的人民军队伍和老百姓迎面而过，崔伦感觉不对劲儿，立即下令停车打探情况。

我们被告知走错路了，前边是龟城，不远处即是美骑1师、24师的敌人，几乎听到敌人汽车奔驰的声音了。处境危急，崔伦随即命令调转车头，开足马力原路返回，重新寻找前往北镇的道路。我们前脚刚走，敌人的摩托化部队后脚就到了，险些当了俘虏！到达目的地北镇时已是21日傍晚，而彭老总20日晚就到了。后来才知道彭总来这里是为了与金日成首相会面的。

战后，崔伦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刚一出国，跟随志愿军的最高统帅行进，电台由一部大卡车运载，这是很不应该的，说明我军当时的通信装备很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结果一出国就掉了队，影响彭总及时了解情况，幸亏战役还未打响，未造成严重后果。别说是彭总这样高级的指挥员，就是再低一级的指挥员长距离转移行进，也不该由大卡车跟进。这一教训是很深刻的。为接受这一教训，战役结束后不久，国内送来一部美式通信车，越野性能很好，对以后的转移有所改善，但仅只一部车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到达后，车还没停稳崔伦就跳下了车，杨凤安跑步迎上前去:“总算平安到达了，彭总都快急死了，赶紧去见。”据崔伦回忆，彭总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他的手:“你可算来了，你不来，我彭德怀就成了聋子、瞎子了。”崔伦原本要解释，彭总截住他的话：“知道，知道，不用解释，你赶快开机，我要马上报告情况。”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天线架起来，收发报机安装在老乡的伙房里，马上呼叫北京军委总台。我亲自上机把积压的大量电报发出，同时也收进了许多电报。敌人在平壤以北空降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被困敌人后方，没有办法掌握敌情，一切情况都要靠北京提供。

彭总与金日成在北镇见了面，但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所以只能等我们的电台到达后才能和北京沟通。电台掉了队，彭总怎么会不着急？事后得知，彭总曾焦虑地问道：“崔伦他们不会出事吧？”杨凤安回答：“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来的。”

我们原以为彭老总一定会为掉队的事情批评崔伦，没想到彭总不但没有批评，还专程到电台看望和安慰我们，至此心中一块大石头才放下来。在这里朝鲜老乡为我们准备了晚饭，每人一大碗饭、一盘泡菜，还有一个大铜勺，朝鲜大米油性大，很香甜。

上世纪八十年代，彭总“传记”组的同志向崔伦了解情况，他说：“根据发电报的时间推算，这次电台掉队达两天之久，彭总一定发火了，你有印象没有？”崔伦回答：“根据我的回忆电台掉队没有两天，彭总也没有发火，如果受到象彭总这样高级领导的严肃批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崔伦同志又找到我和杨凤安核实情况，我和杨凤安的回忆与崔伦讲的情况是一致的，都是说彭总不但没有发火，还非常关切的看望了电台的同志。杨凤安同志特别强调：“当时彭总最担心的是怕你们走错路走到敌人那边去了......。”

其实连金日成首相也不知道，此时敌人北进的速度，已大大超出了朝鲜人民军方面掌握的情况。敌人一部分已经进到北镇东北的桧木洞了。中路敌人由熙川到了楚山，西路敌人由龟城到了大馆洞、新安州，北镇已经成为敌后了。彭总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这一段时写道：“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幸免被俘。”

在北镇没住多久，即向大榆洞转移。在公路上看到许多中国汽车被美帝的飞机炸毁，其手段极为凶恶，先炸前边汽车，使后面的汽车不能前进，再炸尾车，使前面的汽车不能后退，然后再把所有汽车全部炸掉，这种轰炸对来自中国的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困难。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了大榆洞。这里有金矿，矿洞很深，洞前有一小屋，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大榆洞两边为高山，中间有一条公路，供运金矿石用。在两面山的出口处是个较大的村庄，大概有一百几十户人家。我这部电台安放在一个老乡家里，都是手拉门，进屋就是炕，很不习惯。

架好电台后，和有关部队及军委总台联络，报量相当大，但没有积压，根据电报的急缓等级都顺利地收发完毕了。收发报完成后，我认为电台在这样大的村庄里，目标太大，随时有被炸的可能。我就和报务主任刘文淼商量，把电台搬到距村庄二公里的沟里边去，但刘文淼不同意，认为坐了一天的车非常疲劳，还是不搬为好。

为了大家的安全，更是为了电台不受损害，确保通信联络任务的完成，保证首长顺利指挥部队作战，我排除众议，决定连夜把电台搬到安全地方去。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把电台转移到了距村两公里的山沟里，这里有三间房，目标不大。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距三间房二百米远的下边有一个洞，洞深有近四米，宽有三米左右，正好放部电台，还可以睡几个人，我就把电台放在小洞里工作。就在我们离开村后的早上，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就遭到美机轰炸，被夷为平地。我们幸运地逃过一劫。

10月25日，在志愿军总部，彭老总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正式宣布把军委总部、东北军区调来的干部和十三兵团的干部合并组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等领导机关。彭老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为第三副司令员，解方为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为了方便指挥，和朝鲜方面商量并与金日成研究后，决定由朴一禹同志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十三兵团机关和东北来的部分干部和彭老总从北京带来的人员合并为志愿军司令部后，通信处没有处长，由崔伦和十三兵团通信处长罗长波（长征干部）分别任副处长，崔伦同志代行处长职责，1952年初崔伦升任处长。

在大榆洞期间，由于敌机经常来轰炸，每天天刚蒙蒙亮，除值班人员外，大家都到大山上去防空。敌机飞得相当低，顺着山沟飞，从山上往下看，敌机的飞行员都能看到。美军的飞行员都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技术水平很高，投弹准确，命中率高。为了安全，白天我把电台搬到离防空小洞不远的树林中工作。

这时通信处共有九部电台（后发展到十一部电台）：一台台长姜德，二台台长张森，三台台长杨雨田，四台台长刘焕武，五台台长姓朱，六台台长孔繁春，七台台长孙风洲，八台台长李东祥。随后又成立了三个区队，一区队长为白明，二区队长为张森，三区队长兼八台台长为李东祥。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

随着入朝部队的不断增加，联络对象猛增，通信联络任务加重，报量也就自然增加了。由于通信工具落后，工作难度大，再加上敌机频繁的扫射轰炸，电台的工作处境甚为艰难。同志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确保了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的完成。

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6月10日，为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先后打了五次战役，把美帝为首的侵略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使朝鲜战局得以稳定，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在五次战役中，通信部队在朝鲜战场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快而且敌机狂轰滥炸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以无线通信为主，有线通信为辅，胜利地完成了战役中的通信联络任务，确保了作战指挥的畅通。

上图：李东祥与爱人林青云在朝鲜前线

每次战役前，我都会把三区队的各台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布置任务，提出要求。我总是不断强调，各台要确保通信联络任务的顺利完成，决不能出任何差错。在战役过程中，我一直坚持亲自到各台巡视工作情况，每个台都相距几里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每个战役结束后，通信联络没出问题我才能松口气。因操劳过度，身体一天一天消瘦不少。在大榆洞时，不断看到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朝鲜纵深前进。

在我们入朝前，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大举向朝鲜人民军反攻，已占领了朝鲜大部分领土，连朝鲜首都平壤也被美帝占领。人民军的主力大都被困敌后，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美帝不但在陆地占有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时还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但敌人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们得意之时，迎头碰上了从天而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当头狠狠给了一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