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公共关系新范式：治理型策展人的角色重构与实践探索

莫愁公共关系

一、引言：从艺术策展到公共治理——“治理型策展人”的概念提出

在传统语境中，策展人是艺术展览的幕后导演，是文化意义的编织者与公共对话的引导者。他们通过对作品的选择、空间的布局、叙事的建构和观众体验的设计，将分散的艺术表达整合为一场具有思想深度与情感张力的公共展演。策展不仅是技术性操作，更是一种价值判断与社会介入——它决定“谁被看见”“如何被理解”以及“为何重要”。在这一过程中，策展人扮演着知识中介、文化翻译与公共启蒙的多重角色。

然而，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成式AI等数智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肌理，传统的公共传播与治理模式正面临系统性挑战。信息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媒体算法不断强化个性化推送，公众的认知被切割为无数碎片化的“信息孤岛”，共同事实的基础日益脆弱。与此同时，重大公共议题如气候变化、数据隐私、算法歧视、城市更新、人工智能伦理等，往往超越单一专业领域，涉及技术、政策、伦理、经济与社会心理的复杂交织，亟需跨域协同与公众参与。

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关系的传统功能——如形象塑造、危机应对、媒体传播——已显不足。单向的信息发布难以建立深层信任，简单的舆情回应无法化解结构性矛盾。社会呼唤一种更具整合性、前瞻性与参与性的公共沟通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转型需求中，“治理型策展人”作为一种新型公共实践者应运而生。

“治理型策展人”并非对艺术策展的简单类比或修辞借用，而是对其核心方法论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性拓展。他们将策展的逻辑——议题设定、叙事建构、空间营造、观众参与、意义生成——迁移至公共治理场域，成为复杂社会议题的“架构师”与“引导者”。他们不再满足于传递信息，而是致力于组织信息；不再仅关注传播效率，更重视理解深度；不再局限于形象管理，而是主动参与公共价值的协商与建构。

例如，在一场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公共讨论中，治理型策展人不会仅仅发布技术白皮书或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是可能策划一场“未来城市体验展”：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城市运行图谱，设置互动装置让市民模拟算法决策，邀请居民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困境”，并组织跨学科工作坊探讨技术与人文的平衡点。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共识的策展”——将抽象的技术系统转化为可感知、可讨论、可参与的公共议题。

更重要的是，治理型策展人强调“过程即治理”。他们认识到，公共信任不是一次性传播的结果，而是在持续对话、透明互动与共同创造中逐步积累的。他们通过设计参与机制、开放决策过程、呈现多元声音，使公众从“被动受众”转变为“共治主体”，从而增强治理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

在数智时代，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工具，更重塑了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算法在无形中影响资源分配与机会获取，数据成为新的权力资源，而公众对“黑箱决策”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在此情境下，公共关系不能再是“粉饰性”的话语操作，而应成为“解释性”与“建构性”的社会实践。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载体：他们以策展为方法，整合数据智能、叙事艺术、空间设计与参与机制，推动公共议题的**可视化、可感化、可协商化**，成为连接技术理性、制度逻辑与公众情感的“意义枢纽”。

本文认为，“治理型策展人”不仅是公共关系专业能力的升级，更是其社会角色的根本性重构。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公共沟通哲学：在不确定的时代，通过精心设计的公共对话，重建共识的基础；在技术主导的语境中，重新确认人的价值与公共理性。未来的公共治理，不仅需要高效的算法，更需要有温度的叙事；不仅需要科学的决策，也需要可共享的意义。而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新公共性的塑造者与守护者。

二、“治理型策展人”的角色定位与核心能力

在数智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背景下，公共关系的职能已从传统的形象维护与信息传播，转向更深层次的公共价值引导与社会共识建构。在这一转型中，“治理型策展人”作为新型公共关系实践者，承担着超越传统传播角色的复合功能。他们不仅是议题的发起者、信息的传递者，更是社会系统的观察者、多元主体的协调者与公共信任的修复者。其角色定位与核心能力，构成了数智时代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专业支撑。

（一）角色定位：多重身份的融合体

1. 议题架构师（Agenda Architect）——在信息洪流中锚定公共价值

在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公众注意力被碎片化、情绪化与娱乐化的内容不断切割，真正具有长远意义的公共议题往往被边缘化。治理型策展人需具备“战略注意力管理”能力，成为公共议程的主动设定者。

识别关键议题：能够从庞杂的社会现象中识别出具有系统性影响的“深层议题”，如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城市热岛效应与气候变化的关联、数据主权与个人隐私的边界等。

设定叙事框架：通过主题命名、时间节奏、媒介组合等方式，为议题赋予清晰的认知框架。例如，将“老旧小区改造”重构为“社区生命力再生计划”，提升公众的情感共鸣与参与意愿。

引导注意力流向：利用跨平台传播策略，在短视频、播客、线下展览、社交媒体话题等多渠道协同发力，形成“议题共振”，避免被短期流量淹没。

治理型策展人不是被动回应舆论，而是主动“设题”而非“答题”，在混沌中建立秩序，在喧嚣中确立焦点。

2. 共识策展者（Consensus Curator）——搭建多元共治的对话平台

现代社会的治理难题往往涉及多方利益，单一权威难以垄断解释权。治理型策展人不再追求“统一口径”的传播效果，而是致力于构建“共识生成”的过程。

搭建参与性平台：设计线上线下融合的对话机制，如“公民议事厅”“政策共创工作坊”“数字听证墙”等，邀请政府官员、技术专家、社区代表、NGO、弱势群体共同参与。

平衡多元声音：在争议性议题中，避免“赢家通吃”的叙事逻辑，而是通过议题拆解、立场可视化、利益映射等方式，让不同群体看到彼此的关切点，推动从“对抗”到“协商”的转变。

促成制度性转化：将对话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行动指南或社会契约，使“共识”不仅停留在讨论层面，而是进入治理流程。例如，将社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改造建议，纳入城市更新规划方案。

共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可行动的交集”。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交集”的发现者与促成者。

3. 数据叙事者（Data Storyteller）——让抽象信息变得可感可知

在数智时代，数据是理解社会运行的核心资源，但其专业性与抽象性也构成了公众参与的障碍。治理型策展人需成为“数据翻译官”，将冰冷的数字转化为有温度、有场景、有情感的公共叙事。

可视化表达：运用动态图表、信息图、交互地图等手段，将复杂数据直观呈现。例如，将空气质量数据转化为“城市呼吸指数”，用颜色变化反映污染程度。

沉浸式体验：通过VR/AR、声音装置、互动投影等技术，让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数据背后的社会现实。例如，设计“算法偏见体验馆”，让用户在模拟招聘、信贷审批中亲历算法歧视。

故事化重构：将数据与个体生命故事结合，增强共情力。例如，在展示碳排放数据时，同步呈现一位农民因气候异常导致收成减半的真实经历。

数据本身不产生意义，叙事才赋予其公共价值。治理型策展人正是通过“数据+故事+体验”的三维表达，打通从“知道”到“关心”再到“行动”的转化链条。

4. 信任建构者（Trust Builder）——在技术黑箱中点亮透明之光

当算法决策广泛应用于司法、医疗、教育等领域，公众对“看不见的规则”产生普遍焦虑。治理型策展人需在技术系统与公众之间架起“理解之桥”，重建制度性信任。

过程透明化：通过“技术解剖展”“算法白箱计划”等形式，公开技术逻辑与决策流程，降低公众的陌生感与恐惧感。

风险共担机制：在新技术推广前，组织“风险模拟工作坊”，邀请公众参与压力测试，共同制定应急预案，体现责任共担。

第三方见证：引入独立专家、媒体或公众观察员，对技术应用过程进行监督与记录，增强公信力。

信任不是靠宣传建立的，而是通过“可见的过程”与“可参与的决策”逐步积累的。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积累过程的组织者与见证者。

（二）核心能力：跨域整合的专业素养

1. 数智素养（Digital & AI Literacy）——驾驭技术而不被技术驾驭

治理型策展人不必成为程序员或算法工程师，但必须具备理解技术逻辑与社会影响的基本素养。

理解技术原理：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核心技术的基本运作机制，能够判断其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

善用数字工具：熟练使用舆情监测系统、预测分析模型、生成式AI（如AIGC内容生成）、数字孪生等工具，提升策展效率与精准度。

把握伦理边界：明确AI生成内容的使用规范，避免“深度伪造”误导公众；在数据采集与使用中，严格遵守隐私保护原则。

数智素养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技术批判力”——既能利用技术赋能治理，又能警惕其异化风险。

2. 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从局部看到整体，从现象看到结构

公共问题往往是“系统性问题”，单一措施难以奏效。治理型策展人需具备“全景视角”，理解问题背后的复杂网络。

识别系统结构：能够绘制“问题地图”，识别技术、制度、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在讨论“青少年网络成瘾”时，不仅关注平台算法，还分析家庭教育、学校压力、社会认同等深层动因。

设计系统干预：通过“杠杆点”设计，以小成本撬动大改变。例如，通过“数字断舍离周”活动，引导公众反思技术依赖，进而推动平台优化设计。

预见连锁反应：在推动某项政策或技术应用时，预判其可能引发的次生问题，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系统思维使治理型策展人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根源上推动结构性变革。

3. 共情与沟通力（Empathy & Dialogue Facilitation）——在差异中建立连接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沟通的难度远超信息传递。治理型策展人需具备“深度共情”与“对话设计”能力。

情感识别：能够捕捉公众话语背后的情绪（如焦虑、失落、愤怒），理解其深层诉求。

非对抗性沟通：运用“非暴力沟通”（NVC）、“世界咖啡”等方法，引导各方从“立场表达”转向“需求探寻”。

跨文化对话：在涉及不同群体（如代际、城乡、职业）时，能够设计包容性语言与参与形式，避免话语霸权。

共情不是“同情”，而是“理解他者的世界”。治理型策展人正是通过共情，将“对立面”转化为“对话伙伴”。

4. 伦理判断力（Ethical Judgment）——在价值冲突中坚守公共性

数智时代的治理常面临“两难选择”：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透明与隐私。治理型策展人必须具备清晰的伦理坐标。

价值排序能力：在多重目标中明确优先级。例如，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是否以牺牲部分隐私为代价换取疫情控制？

公共性原则：始终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为判断标准，避免为单一组织或群体利益服务。

反思性实践：定期对自身策展行为进行伦理审查，警惕“叙事操控”“流量诱导”等隐性风险。

伦理判断力是治理型策展人的“内在指南针”，确保其在技术浪潮中不迷失方向。

小结：从“传播者”到“治理协作者”

“治理型策展人”不是传统公共关系的简单升级，而是一次范式革命。他们以策展为方法，以公共价值为旨归，在数智时代重构了公共关系的本质——不再是“说服的艺术”，而是“共治的工艺”。其角色与能力的演进，标志着公共关系正从“后台支持”走向“前台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向善的重要力量。

三、数智时代公共关系的挑战与

策展式回应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与社交媒体平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公共关系所处的传播生态正经历结构性变革。信息的生产、分发与接收方式被彻底重构，传统的“发布—传播—反馈”线性模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需求。公共关系不再仅仅是组织形象的“修辞术”，而必须升级为一种系统性、前瞻性与参与性的治理工具。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治理型策展人”应运而生，以策展思维应对技术驱动下的多重治理困境，推动公共价值的可视化、可感化与可协商化。

（一） 挑战分析：技术驱动下的治理困境

1. 信息过载与认知碎片化：共识建构的断裂

数智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信息爆炸。据估算，全球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已突破数百EB（艾字节），社交媒体平台每分钟都在生成海量内容。然而，信息的丰富并未带来认知的深化，反而加剧了公众注意力的分散与公共讨论的碎片化。

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机制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平台根据用户行为偏好持续推送“相似内容”，使公众长期沉浸于“信息茧房”之中，难以接触多元观点。公共议题被简化为情绪标签（如“躺平”“内卷”“割韭菜”），复杂的社会问题被压缩为二元对立的网络梗，深度对话空间被挤压，理性协商机制趋于失效。

更严重的是，公众对主流信息源的信任持续下降。虚假信息、深度伪造（Deepfake）、水军操控等现象泛滥，使得“真相”本身成为争议焦点。公共关系若仍停留在单向宣传层面，极易被视为“洗地”或“公关话术”，反而加剧公众怀疑。

2. 技术黑箱与信任危机：算法治理的合法性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信贷审批、就业筛选、司法辅助、城市管理等领域，算法已成为新型“治理者”。然而，这些决策系统大多以“黑箱”形式运行，其训练数据、权重分配与决策逻辑不为公众所知。当一个人因“信用评分”被拒贷，或因“简历筛选算法”被拒聘时，往往无从申诉，也难以理解原因。

这种“不可解释性”直接引发了“算法不信任”危机。公众不仅质疑技术本身的公平性，更担忧其背后隐藏的权力操控与系统性偏见。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应用，虽提升了效率，却因涉及隐私侵犯与种族歧视争议而屡遭抵制。

在此背景下，公共关系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技术复杂性与公众可理解性之间架设桥梁。若不能打破“技术黑箱”，任何形象塑造都将缺乏根基。

3. 治理复杂性上升：跨域协同的系统性挑战

当代公共议题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跨域性。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生物安全、数字鸿沟等问题，已无法由单一机构、单一学科或单一国家独立应对。它们牵涉技术、政策、经济、文化、伦理与心理等多重系统，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协同治理。

例如，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涉及5G基建、数据平台建设等技术问题，还需考虑老年人数字鸿沟、数据安全、社区参与、隐私保护等社会议题。若缺乏系统性协调，技术进步可能反而加剧社会不平等。

传统的公共关系模式以“危机应对”和“形象修复”为主，缺乏对复杂议题的长期规划与跨域整合能力。在治理复杂性上升的背景下，公共关系亟需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介入”，从“局部沟通”升级为“系统协作者”。

（二）策展式公共关系的应对策略

面对上述挑战，治理型策展人以“策展”为方法论，重构公共关系的逻辑与实践路径。策展不仅是内容的组织，更是意义的建构、关系的连接与共识的孵化。它强调主动性、叙事性、参与性与闭环性，为公共关系提供了应对数智治理困境的新范式。

1. 议题策展：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设题

治理型策展人不再被动等待舆情爆发，而是主动识别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设定议程，引导社会注意力向深层问题聚焦。

策略要点：

- 建立“议题雷达”机制，通过舆情监测、专家咨询、社区调研等方式，识别潜在公共议题。

- 设计“议题生命周期”，从预热、启动、深化到收尾，形成阶段性传播节奏。

- 整合多方资源，联合政府、媒体、学术机构与社会组织共同发起议题行动。

实践示例：

围绕“城市热岛效应”，某城市公共关系团队策划“城市降温计划”三个月专项行动：

- 第一阶段：发布可视化报告，展示近十年气温变化与绿地覆盖率下降趋势；

- 第二阶段：发起“屋顶绿化挑战赛”，鼓励社区、学校、企业参与绿色改造；

- 第三阶段：举办“未来城市”论坛，邀请建筑师、气象学家与市民共商降温策略。

通过系统性议题策展，将原本分散的关注点凝聚为持续性的公共行动。

2. 场景营造：构建可参与的公共空间

治理型策展人深知，公共关系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说什么”，更在于“在哪里说”与“如何参与”。他们致力于打破“线上—线下”“官方—民间”的割裂，构建融合性、沉浸式与可参与的公共空间。

策略要点：

- 设计OMO（Online-Merge-Offline）混合场景，实现数字与实体空间的无缝衔接。

- 利用AR/VR、数字孪生、互动投影等技术，增强公众的沉浸感与体验感。

- 设置低门槛参与机制，如“意见墙”“投票箱”“共创工坊”，鼓励公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实践示例：

某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中，公共关系团队策划“看见老城”策展行动：

- 在街区内设置AR导览点，居民扫码即可“看见”三十年前的街景与老住户故事；

- 在社区中心举办“老物件展览”，邀请居民捐赠旧物并讲述背后记忆；

- 在线上平台搭建“老城未来共创墙”，收集居民对改造方案的建议，并实时更新采纳情况。

通过场景营造，将城市更新从“政府工程”转变为“集体记忆的再建构”。

3. 内容叙事：从单向传播到共创表达

在数智时代，公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信息，而是渴望成为意义的共同生产者。治理型策展人摒弃“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模式，转而采用故事化、游戏化、个性化的内容策略，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与行动意愿。

策略要点：

- 运用数据叙事（Data Storytelling），将抽象政策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故事。

- 引入游戏机制（Gamification），如积分、排行榜、任务挑战，提升参与动力。

- 利用AIGC（生成式AI）技术，生成个性化内容，如“你的碳足迹报告”“你的城市记忆地图”。

实践示例：

某环保组织为推广低碳生活，开发“碳迹之旅”互动小程序：

- 用户输入日常出行、饮食、用电等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人碳足迹地图”；

- AI根据用户画像，推荐个性化减碳建议，如“本周可尝试一次骑行上班”；

- 设置“社区减碳排行榜”，鼓励邻里间良性竞争。

通过共创式叙事，将环保从“道德义务”转化为“可玩、可感、可分享”的生活实践。

4. 动态反馈：构建闭环式治理机制

治理型策展人深知，公共关系不是一次性的传播活动，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治理过程。他们借助数智工具，构建“感知—响应—迭代”的闭环机制，实现治理的敏捷化与精准化。

策略要点：

- 利用AI舆情监测系统，实时捕捉公众情绪变化、关键词趋势与传播路径。

- 建立“舆情—政策”联动机制，将公众反馈快速传递至决策层。

- 定期发布“公共沟通复盘报告”，公开传播成效与改进方向，增强透明度。

实践示例：

某市政府在推出“智慧停车”系统前，先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停车难题大调查”，收集市民痛点；

系统上线后，7×24小时监测舆情，发现“老年用户操作困难”问题后，立即增设“人工协助岗”并优化界面；

三个月后发布《智慧停车公众反馈白皮书》，公布改进措施与用户满意度提升数据。

通过动态反馈闭环，将公共关系从“形象工程”转化为“治理优化”的实际推手。

小结：从“救火队员”到“策展指挥官”

数智时代的公共关系，正从被动应对的“救火队员”，转向主动建构的“策展指挥官”。治理型策展人以议题为画布、以场景为空间、以叙事为语言、以反馈为校准，重新定义公共关系的价值与边界。

他们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共识的编织者、信任的重建者与公共生活的组织者。在技术与社会的交汇处，他们以策展之名，开启一场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的持续对话。

四、典型案例分析：

治理型策展的实践图景

案例一：澎湃新闻“城市漫步”——公众参与式城市治理的策展实践

背景：城市更新中的认知断裂与公众失语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频繁面临“拆与留”的治理难题。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项目往往基于效率优先的规划逻辑，而忽视了居民对场所记忆、邻里关系与社区生态的情感依恋。专家话语与行政决策之间形成闭环，公众则被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导致政策执行阻力大、社会争议频发。传统的公共沟通方式——如公告栏张贴、新闻发布会——难以建立真正的理解与信任。

2013年起，澎湃新闻旗下“市政厅”栏目发起“城市漫步”（City Walk）系列公共行动，试图打破这一僵局。该项目并非简单的文化休闲活动，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公共议题策展实验”，旨在通过身体实践与在地观察，重建公众与城市空间的深层连接。

策展逻辑：将城市作为“流动的展览现场”

“城市漫步”的核心创新在于**空间即媒介、行走即对话**。它将整座城市视为一个开放的“策展场域”，每一次行走都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微型公共展览”：

议题驱动的路线设计：每条路线围绕特定城市治理议题展开，如“石库门里的日常生活”“天桥与盲道：无障碍城市的盲区”“菜场消亡史”等。路线由建筑师、社会学者、记者与市民共同策划，确保专业性与在地性的平衡。

多元主体的角色重构：参与者不再是被动的“听众”或“游客”，而是共同策展人。市民分享亲身经历，记者记录现场细节，学者提供理论框架，规划师回应现实约束，形成多声部对话。

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行走结束后，团队整理文字、照片、音频与手绘地图，形成“城市观察报告”，在澎湃新闻平台发布。部分内容被转化为线下展览、出版物或政策建议书，实现从“体验”到“产出”的转化。

公共关系价值：从信息传播到关系重构

“城市漫步”超越了传统公共关系的“信息发布”功能，实现了深层次的社会连接重建：

1. 打破“专家—公众”二元对立

通过共同行走与现场讨论，专家得以倾听居民的真实诉求，公众也理解了城市规划的技术逻辑与政策限制。这种“面对面”的共情体验，有效缓解了信任赤字。

2. 激活“身体认知”与“情感共鸣”

与阅读报告或观看视频不同，亲身走过一条老街、触摸一面斑驳的墙、与一位老邻居交谈，能激发更深层的情感认同。这种“具身化”的认知方式，使城市治理议题不再抽象，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可共情。

3. 生成可被引用的公共知识

项目产出的图文内容被广泛引用，成为政策讨论中的“公共证据”。例如，关于“无障碍设施缺失”的系列报道推动上海多个区启动人行道改造工程；“菜场生态”调研被纳入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参考。

4. 培育持续参与的“城市观察者社群”

通过长期运营，“城市漫步”培养了一批具有公共意识的城市居民，他们自发组织后续活动，甚至参与社区议事会，形成自下而上的治理力量。

启示：公共关系作为“治理接口”的可能性

“城市漫步”证明，公共关系可以成为连接技术理性与社会情感的“治理接口”。它不追求即时的舆论平息，而是致力于构建长期、稳定、互信的公共对话机制。在数智时代，这一模式可进一步升级：结合AR导览、数字地图标注、AI语音转录等技术，实现“线下行走—线上沉淀—智能分析—政策反馈”的闭环，使公众参与更具系统性与影响力。

案例二：“苏超”联赛与主流媒体的“策展型流量治理”

背景：一场意外爆红的草根赛事

2025年夏季，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简称“苏超”）意外成为全国性网络热点。这项原本以业余球队、社区球员为主的区域性赛事，因极具感染力的比赛氛围、真实动人的球员故事和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单场直播观看量突破1.2亿，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前列，形成罕见的“全民围观”现象。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流量，地方政府与主流媒体面临抉择：是将其视为短暂的“网红事件”加以管控，还是主动引导，转化为可持续的公共价值？

策展逻辑：从“流量收割”到“意义建构”

江苏广电、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迅速介入，发起“苏超：城市的脉动”大型策展式报道行动，将一场体育赛事升华为一场关于地方认同、社区精神与城市温度的公共叙事工程：

人物叙事：塑造“城市英雄”符号*

推出系列人物特写，如“修车工队长带领小镇球队杀入决赛”“退役教师组建社区女足”“父子同场竞技”等。这些真实故事被制作成微纪录片，在电视与新媒体平台同步传播，赋予赛事深刻的人文温度。

文化挖掘：连接赛事与地方记忆

制作《一碗牛肉汤与一座城》《方言解说的魅力》等文化短片，展现各地球迷的观赛习俗、饮食文化与方言特色，强化“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

数据叙事：可视化“球迷地图”与“情感热力图”

联合大数据公司，分析社交媒体情绪，生成“苏超情感地图”，展示不同城市球迷的支持热度与情感倾向。通过数据可视化，让抽象的“地方认同”变得可测量、可比较。

平台联动：构建“全媒策展网络”

电视端设置专题栏目，报纸推出特刊，新媒体平台发起“我与苏超的故事”UGC征集，形成多层级、多形态的传播矩阵。

公共关系价值：实现“流量—认同—治理”的转化

此次策展行动成功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社会资本，展现出“策展型流量治理”的巨大潜力：

1. 重塑注意力结构

通过深度内容引导，公众关注点从“谁赢了比赛”转向“我们为什么热爱这支球队”，从娱乐化围观转向对社区精神与城市文化的深层思考。

2. 激发地方自豪感与凝聚力

赛事成为城市品牌的新名片。多个城市借此机会推出“苏超主题旅游线路”“球迷文化节”，增强市民归属感。

3. 为公共治理提供资源与合法性

地方政府顺势加大社区体育设施建设投入，推动“15分钟健身圈”落地。媒体的正面报道也为政府形象加分，形成“政民共情”的良性循环。

启示：热点事件中的“柔性治理”智慧

“苏超”案例表明，在数智时代，公共关系不应被动应对舆情，而应主动“策展”热点。通过叙事引导、情感动员与价值升华，将偶然的流量高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治理资源。这种“柔性治理”方式，比强制管控更具可持续性与亲和力。

案例三：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艺术策展驱动乡村振兴的治理范式

背景：被遗忘的乡村与消失的共同体

日本新潟县越后妻有地区曾是一个典型的“过疏化”乡村：人口持续外流，老龄化率超过50%，大量农舍废弃，社区活力几近枯竭。20世纪末，该地区面临“是否应整体放弃”的严峻抉择。

2000年，国际知名策展人北川富朗提出一个大胆构想：以艺术拯救乡村。他发起“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Echigo-Tsumari Art Triennale），将760平方公里的山区、梯田、村落与废弃学校转化为一个超大规模的露天美术馆。

策展逻辑：艺术作为“社会修复工具”

与传统艺术展览不同，大地艺术节的核心不是“展示艺术品”，而是“重建人与土地的关系”。其策展逻辑体现为三大原则：

1. 在地性（Locality）：所有作品必须与当地自然环境、历史记忆与居民生活深度互动。艺术家需长期驻留，与村民共同创作。

2.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作品不追求永久保存，而是尊重自然循环。许多作品随季节变化而消逝，体现“无常之美”。

3. 参与性（Participation）：村民不仅是观众，更是创作者。例如，著名作品《稻田里的梯田艺术》由数百名村民与艺术家共同完成，通过不同品种水稻的种植形成巨幅图案。

公共关系价值：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地方品牌重塑工程”

大地艺术节已成为全球“艺术介入社会”的典范，其公共关系价值远超文化范畴：

1. 重构地方形象

从“衰败乡村”转变为“世界艺术圣地”，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带动旅游、民宿、农产品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

2. 重建社区认同

艺术创作过程本身成为社区重建的契机。村民在合作中重拾自豪感，部分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

3. 撬动政策与资本支持

艺术节的成功引起日本中央政府关注，推动出台“艺术振兴地方”专项政策，提供财政补贴与基础设施支持。

4. 形成全球影响力

艺术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文化可持续发展案例”，为全球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模式。

启示：策展作为“系统性公共关系工程”

越后妻有案例表明，治理型策展不仅是传播手段，更是一种深层的社会设计。它通过艺术叙事重构地方品牌，通过参与机制激活社会网络，通过长期运营推动制度变革。在中国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一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公共关系不应止步于“讲好乡村故事”，更要“策划好乡村未来”。

案例总结：治理型策展的共性逻辑

尽管三个案例领域不同，但其背后共享一套核心逻辑：

| 维度 | 共性特征 |

| 目标 | 从“形象塑造”转向“关系重构”与“共识生成” |

| 方法 | 以议题为核心，整合空间、叙事、参与与技术 |

| 主体 | 多元共治，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者”角色 |

| 时间| 长期主义，注重持续积累与生态培育 |

| 技术 | 数智工具作为“放大器”，服务于人的连接与理解 |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在数智时代，最有效的公共关系，是以策展思维组织公共生活，以治理意识引导社会对话。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新范式的践行者与引领者。

五、“治理型策展人”的实践路径

在数智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背景下，“治理型策展人”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或形象塑造，而是成为连接制度、技术与公众之间的“意义中介者”。其核心使命是将抽象的政策、复杂的科技与分散的民意，通过系统性叙事与参与式设计，转化为可感知、可对话、可行动的公共实践。以下从政府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科技伦理治理三大领域，深入拓展治理型策展人的具体应用路径。

（一） 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从政策宣导到共识共建

传统政府公共关系往往停留在“信息发布”层面，容易陷入“我说你听”的单向模式，难以建立深层信任。治理型策展人则通过“过程可视化”与“体验前置化”，将政策制定转化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策展”。

1. 策展政策沟通：让政策“可感可触”

案例深化：城市更新的“记忆策展”

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政府常面临居民情感抵触与文化断裂的挑战。治理型策展人可策划“老城记忆展”，在拆迁前邀请居民捐赠老物件、口述历史、拍摄家庭影像，并在社区中心或数字平台搭建沉浸式展览。

- 通过AR技术，让居民在手机中“看到”老屋原貌与未来规划的叠加效果。

- 制作“变迁时间轴”，将个人记忆与城市发展脉络并置，增强公众对政策背景的理解。

- 展览本身成为政策沟通的“缓冲带”，缓解对抗情绪，为协商创造情感基础。

方法论延伸：政策预演剧场

在推出重大公共项目（如地铁建设、垃圾分类新规）前，策划“政策预演”活动：

- 设计互动沙盘，让市民模拟交通流线调整；

- 组织“一日无车挑战”，体验绿色出行；

- 通过角色扮演，让公众体验环卫工人、交通协管员的工作压力。

这种“体验式沟通”能有效降低政策实施阻力，提升公众接纳度。

2. 引导公共参与：构建“开放式治理”生态

数字平台与实体空间的融合策展

建立“城市治理共创平台”，线上收集公众建议，线下举办“政策工作坊”“市民设计营”。例如，在社区微更新中，居民可通过APP提交改造提案，优秀方案在“社区策展周”中展出，并由专业团队协助落地。

- 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实时展示公众意见分布、采纳进度与实施效果，形成“参与—反馈—优化”的闭环。

- 设立“市民策展人”机制，选拔居民代表参与议题策划与活动组织，增强归属感。

案例参考：杭州“民意直通车”与“城市大脑”联动

通过“城市大脑”收集交通、环境、公共服务数据，治理型策展人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民生痛点地图”，在社区展厅与社交媒体同步发布，发起“你最想解决的三个问题”投票，并组织专题协商会。这种“数据驱动+公众参与”的策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政策回应性与公众满意度。

（二） 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应用：从形象包装到价值共创

企业社会责任（CSR）正从“公益捐赠”走向“价值共创”。治理型策展人帮助企业将ESG实践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叙事，构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深层联结。

1. 策展可持续发展叙事：让责任“看得见、摸得着”

碳足迹之旅”展览的深化设计

企业可策划一场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沉浸式展览：

- 起点：原材料溯源——通过VR技术，带观众“走进”南美雨林的可可种植园，了解公平贸易背后的生态与人文故事。

- 中段：生产过程透明化——在工厂设置“绿色制造走廊”，实时展示能耗、水耗、碳排放数据，并邀请公众参与“节能挑战赛”。

- 终点：循环再生体验——设立“旧物新生工坊”，邀请用户将废旧包装改造成艺术品，赋予废弃物新的意义。

此类展览不仅增强公众信任，更将消费者转化为品牌价值的共同创造者。

数字策展：打造“可持续生活指南”

企业可开发小程序或H5页面，用户输入日常行为（如通勤方式、饮食习惯），系统生成个性化“碳足迹报告”，并推荐低碳替代方案。结合积分激励、社区打卡等功能，形成可持续行为的“正向循环”。

2. 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体：从“单向输出”到“协同治理”

“AI伦理对话周”的扩展实践

科技公司可将“AI伦理对话周”升级为年度品牌活动：

- 议题策展：每年聚焦一个核心议题，如“算法公平”“深度伪造”“AI与就业”。

- 多元参与：邀请伦理学家、程序员、外卖骑手、残障人士共同参与圆桌讨论，确保不同视角被听见。

- 公众实验：设置“算法偏见测试站”，公众可上传照片测试人脸识别系统的准确性，直观感受技术偏见。

- 成果输出：发布《公众AI伦理共识白皮书》，将讨论成果纳入企业技术伦理准则，展现负责任创新的承诺。

社区共建项目：从“企业主导”到“居民共治”

企业在社区投资建设“数字图书馆”“智慧健身角”等设施时，不应仅作为“捐赠者”，而应策划“社区共建计划”：

- 邀请居民参与空间设计、功能设定与运营管理；

- 培训“社区数字导师”，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

- 定期举办“社区策展日”，展示居民创作的数字艺术作品。

通过“赋权+陪伴”模式，实现企业资源与社区需求的深度融合。

（三）在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应用：从技术解释到价值协商

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发展，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全球性挑战。治理型策展人在此领域扮演着“价值翻译者”与“共识促成者”的关键角色。

1. 策展“科技向善”对话：搭建跨学科对话平台

- “未来技术伦理沙龙”系列

针对AI、合成生物学、神经科技等高风险领域，策划系列主题沙龙：

- 议题设计：如“AI是否有权做出医疗决策？”“基因编辑婴儿的伦理边界？”“脑机接口是否侵犯思想自由？”

- 参与者多元性：确保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律专家、患者代表、宗教人士、普通公众共同在场。

- 形式创新：采用“世界咖啡屋”“角色扮演辩论”“未来情景模拟”等互动方式，打破专业壁垒，激发深度对话。

案例参考：欧盟“AI公民议会”

欧盟曾组织随机抽选的公民代表，经过数周学习与讨论，形成对AI监管政策的建议。治理型策展人可借鉴此模式，在地方层面策划“AI治理市民共识会议”，将公众智慧纳入政策制定过程。

2. 推动公众科技素养提升：从“被动接受”到“批判性参与”

- “算法体验馆”的深化设计

在科技馆或社区中心设立常设展览，让公众“看见”算法的运作：

- 推荐系统实验区：用户输入不同偏好，观察新闻、商品推荐的变化，理解“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

- 偏见识别挑战：展示AI在性别、种族识别上的误差率，引发对算法公平的思考。

- “我的算法”工作坊：教公众使用简单工具训练自己的推荐模型，体验“人控算法”与“算法控人”的区别。

- “技术伦理教育进校园”项目

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发面向青少年的“科技伦理课”：

- 通过剧本杀、桌游等形式，模拟AI决策场景；

- 组织“未来法庭”，让学生扮演法官审理“AI创作版权案”；

- 鼓励学生策划“科技向善”展览，用艺术表达对技术的思考。

从小培养具备数字批判能力的“负责任公民”。

小结：策展即治理，叙事即权力**

“治理型策展人”的实践路径表明，公共关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治理方法；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价值建构。在数智时代，谁掌握了叙事的框架，谁就掌握了共识的方向。而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新权力结构中的关键行动者。他们以专业能力、伦理自觉与公共情怀，将技术、制度与公众编织进一场持续的社会对话，真正实现“科技向善、治理向美”的愿景。

六、伦理边界与未来展望：

在技术与价值之间守护公共性

在“治理型策展人”日益成为公共关系核心角色的同时，其权力的扩展也伴随着深刻的伦理挑战。策展不仅是信息的选择与组织，更是一种意义的建构与现实的塑造。当策展逻辑深度介入公共议题、社会认知乃至政策进程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策展既可成为促进共识、推动善治的桥梁，也可能异化为操控舆论、掩盖矛盾的工具。因此，明确伦理边界、建立制衡机制、坚守价值底线，是这一新范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一）警惕“过度策展”：防止公共叙事的操控与失真

“过度策展”表现为对公共议题的过度包装、选择性呈现与情感引导，其本质是以“共识建构”之名行“议程操控”之实。例如，在城市更新项目中，若策展只展示规划蓝图与居民笑脸，却回避拆迁补偿争议与弱势群体安置困境，便可能将复杂的社会协商简化为单向的“形象宣传”，削弱公众的批判能力与参与深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数智技术为“隐形策展”提供了可能。通过算法推荐、情感分析与生成式内容，策展人可以精准调控公众的情绪流向与信息接触范围，形成“温柔的控制”。这种非强制性的引导虽不直接压制言论，却可能悄然收窄公共讨论的空间，使多元声音被边缘化。

因此，治理型策展人必须坚守“真实性”底线：不美化矛盾，不回避冲突，不掩盖不确定性。策展的目标不是制造“完美共识”，而是在多元、甚至对立的观点中搭建对话平台，让公众在充分知情与理性辩论中形成判断。

（二） 坚守公共性优先：从“组织利益”到“公共福祉”的价值转向

策展行为天然具有“选择性”，但其选择标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准则。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将“策展”简化为“流量运营”，追求短期曝光与形象美化，忽视了治理的深层目标。例如，将乡村振兴简化为“打卡景点打造”，将碳中和行动包装为“绿色形象秀”，导致策展沦为“形式主义治理”。

真正的公共性要求策展关注“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在数字空间中缺乏表达能力的老年人、低收入群体与边缘社区。治理型策展人应主动下沉，通过社区工作坊、口述史采集、参与式设计等方式，将他们的声音纳入公共叙事，避免“数字鸿沟”演变为“叙事鸿沟”。

此外，应推动建立**第三方评估与公众监督机制**。可由独立学术机构、媒体或市民代表组成“策展伦理委员会”，对重大公共议题的策展项目进行事前审议与事后评估，重点审查其议题设置的代表性、信息呈现的平衡性、参与过程的包容性，确保策展不偏离公共轨道。

（三）人机协同的未来：在AI时代重申人类价值的不可替代性**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策展的效率与规模将被极大提升。AI可自动生成新闻报道、设计展览脚本、模拟公众反应，甚至“代公众发言”。然而，技术越强大，人类越需警惕“价值外包”的风险。

AI可以处理数据，但无法替代人类对“正义”“尊严”“归属感”的理解；可以优化传播路径，但无法判断“哪些真相必须被说出”；可以模拟情感，但无法真正共情他者的痛苦与希望。在涉及伦理抉择、价值排序与社会公平的议题上，人类的良知与判断力不可让渡。

未来的“治理型策展人”应成为“人机协同”的指挥者：

- 善用技术：利用AI进行舆情分析、内容生成、传播模拟，提升策展的科学性与响应速度；

- 掌控价值：由人类主导议题设定、伦理审查与最终决策，确保技术服务于公共善；

- 强化人文：在AI生成的内容中注入真实故事、个体经验与历史深度，防止公共叙事陷入“技术空心化”。

（四）构建“负责任的策展”伦理框架

为引导“治理型策展人”健康发展，可倡导建立行业性的伦理准则，核心原则包括：

- 透明性原则：公开策展的动机、资金来源、数据使用方式与算法逻辑；

- 包容性原则：确保多元群体在策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与参与权；

- 平衡性原则：在呈现争议性议题时，提供多角度信息与对立观点；

- 可问责性原则：建立反馈与纠错机制，对误导性策展承担相应责任。

唯有在技术能力与伦理自觉的双重支撑下，“治理型策展人”才能真正成为数智时代的“公共意义守护者”，在纷繁复杂的流量社会中，锚定价值的坐标，照亮通往善治的道路。

七、结语：迈向公共关系的新范式

“治理型策展人”的提出，远不止于公共关系行业的一次角色拓展或职能延伸，它标志着这门学科在数智文明背景下的深刻哲学转型。这一转变，是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是从单向传播向公共对话的跃迁，是从短期形象维护向长期社会意义建构的升华。

在传统公共关系范式中，组织往往以“信息发布者”自居，通过媒体投放、新闻稿发布、危机应对等方式，试图控制外界对自身的认知。其核心逻辑是“我们想让公众知道什么”。然而，在信息爆炸、算法主导、公众觉醒的今天，这种单向度的传播模式已日益失效。公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被包装好的“完美叙事”，他们渴望参与、质疑、共情与共建。当信任成为稀缺资源，仅靠“讲好故事”已不足以维系组织与社会的深层联结。

而“治理型策展人”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行动框架：它不再追求对信息的垄断与控制，而是致力于搭建开放的公共场域，让多元声音得以交汇；它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精心设计问题，激发社会思考；它不回避矛盾，而是将争议转化为对话的契机，将分歧转化为共识的起点。其核心逻辑转变为“我们如何与公众共同理解这个世界”。

在这一范式下，公共关系的终极目标不再是“赢得好感”，而是“促成理解”；不再是“塑造形象”，而是“建构意义”；不再是“管理舆论”，而是“培育公共性”。它要求从业者从“传播专家”成长为“社会设计师”，从“信息操盘手”转型为“公共对话的引导者”。

“策展好社会”成为新时代公共关系的使命。这意味着，每一次政策沟通、每一场企业行动、每一个热点回应，都应被视为一次“社会展览”的策划过程：需要明确主题、选择素材、设计动线、营造氛围、邀请参与，并最终促成认知的更新与价值的共鸣。无论是城市更新中的居民协商，还是AI伦理中的公众讨论，抑或是气候行动中的集体动员，公共关系都可以通过策展思维，将复杂议题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行动的公共体验。

未来的公共空间，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混合性与动态性——它既是线下的社区广场、文化场馆，也是线上的社交平台、虚拟社区，更是由数据、算法与人共同编织的意义网络。在这样的空间中，“策展”不再是一种艺术特权，而是一种社会治理能力。而“治理型策展人”，正是这一新公共性的建筑师、调停者与守护者。他们以专业素养为工具，以公共利益为坐标，在技术与人性、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点，推动社会在变革中保持韧性，在多元中走向共治。

这不仅是公共关系的未来，更是数智时代所有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公共关系才能真正从“边缘职能”走向“战略核心”，成为连接技术文明与人类价值的桥梁，成为推动社会向善的重要力量。

策划/整理/出品: 莫愁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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