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记事

感恩的心（不私聊）

文章作者：JILICHEN

　　著名作家陈建功在他的纪实文学《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中说：

“‘青春无悔’，曾经是，甚至可能至今还是我们同代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人回顾青春时的豪言。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话，譬如我。〞

以他曾经是全国作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来说，他对“青春有悔”的说法，算不上是“最高指示〞，也说不上是至理名言。但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亲身感受最起码是令人信服的。我同意他的观点。

他又说：“无悔”和“有悔”，其实都无所谓，它属于每一个人，甚至只是自己内心的一面。有的人此时还“无悔”着，彼时则“痛悔”起来；

有的人到了麦克风前，还“无悔”着，未及言毕，心里已经开始流血了……”

　　“大串联”，是特殊时期最特殊的事；

“大串联”冠以革命二字就更特殊更神圣了。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红卫兵小将”都知道“大串联”是怎么回事。

“革命大串联”席卷全中国。“红卫兵小将”成了可以行走天下的特殊群体。

那时候， 红卫兵们外出坐火车免费，住宿不花钱；

全国各地遍设“红卫兵接待站”；

红卫兵走遍中国，吃遍天下。

伟大领袖8次亲临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

事情过去将近60年了，谈起那个年代的“革命大串联”，许多人仍然还是激情满怀。

　　去年去外地看望老师，曾经去北京接受过伟人接见的老师至今仍然深情地说：我们是主席的客人！曾经去过北京，受到他老人家的接见哪，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一辈子忘不了……

老师还像那个年代一样，称领袖为“主席”，不称“毛主席”。那时候如果称领袖为“毛主席”而不是称“主席”会使人认为你对领袖不是那么亲，不是那么忠。所以几乎所有人都称领袖为“主席”而不叫“毛主席”。

听人说，伟人接见红卫兵很不容易；被接见的红卫兵也不容易。

下面我们听听曾经“串联”去北京接受过伟人亲自接见的一个同学的回忆。

　　1966年，因停课，我们都回家了。10月底的一天下午，有个初20级大周阳村的学弟，到坡里找到了在生产队刨地瓜的我，说一中的学生大都去北京串联了。

我叫他去呼家庄、城律等公社联系了共8个同学。第二天用地瓜干去兑换了全国通用粮票，下午回学校到校文革筹委会开了串联证明信。

当时党中央、中央文革等部门因北京已超出接待能力，且天气渐寒，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暂缓来京的紧急通知》，火车站不办理去京的免费车票了。

我们商量决定先去韶山冲、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于是，办理了先到长沙的车票。

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从青岛来的火车进站了。车停后，通过昏暗的灯光可以看到车厢里面人挤成了个。就连车座的靠背上都站满了人。

因为人多，车窗车门都不开。

从高密进站的人只好爬上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那时的火车车厢连接处是裸露的，过道两侧仅安装了铁扶手。由于人太多，上面的人也非常拥挤，两只脚只能轮换着着地。

十月份的夜晚本来就很冷了，加上火车速度快，风大，走不多远，全身尤其是手脚都冻麻了。就这样，过了八九个小时，我们于次日早六七点钟到达济南站转乘去郑州的车。

下车时，饥肠辘轳，手脚麻木，许多人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很长时间没爬起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差点儿丢了小命。

　在济南站没吃饭，就转上了去郑州的火车。幸亏是始发站，我们才进了车厢。

车厢里，座位底下、座背上、行李架上、厕所里、车厢连接处全都是人。人挤人，挤得几乎连喘气都很费事。

到达郑州已是第二天上午。我们出了站用兑换粮票时得来的钱，每人买了两个小火烧，没有就菜，连水都没得喝。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不几口两个小火烧就进了肚。

在改签车票时，听人说党中央只说是暂缓来京，也没说绝对禁止，去北京的票仍然办理。于是，我们又登上了北上去京的火车。

到北京丰台火车站下车，已是深夜，接着去北京革命师生联络总站办理住宿等手续。办完手续，已是次日6点多钟。

　　总站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海淀区沙窝村附近的太平路中学。

从此，开始了长达近一个月的军训。

在这里，全按军事编制，我们是红卫兵海淀66师8团3营2连3排，正副排长是部队官兵。

我们除了学语录、唱红歌外，大部分时间由解放军教练走队列队形，就是为了模拟接见时的风采。练的队形是：50人一列，互相挎着胳膊，右手高举着语录本，有节拍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自东向西，面朝北（天安门）行进。

训练的时间不短，也很认真。可惜后来没用上。

军训期间，我吃了有生以来最好的饭菜：米饭加油炒大白菜。

军训期间，解放军还安排了几次京城内观光旅游。

　　因为我们去得晚了些，没赶上参加天安门前的接见。

我们去的那次是规模最大也是伟人最后一次的接见。

被接见的师生多达300万人。

伟人和其他领导们乘车接见，师生在道路两旁被检阅。

被接见前我们一直住在海淀区太平路中学。从头天下午开始集合，每人配发一个面包、两个鸡蛋大小的苹果、一个小书包。

出发前互相搜身，不准携带小刀、钥匙等硬物。由参加军训的解放军整队领队步行前去。

临行前，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但我们不知道任何信息，只是随大流艰难地缓慢行进。因为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交叉穿梭。直到次日下午3点左右方才来到西郊军用机场（后来听别人说的）。

受接见的队伍把跑道留出了大约七八十米宽的通道供检阅车通过，两侧是望不到边的受阅者。

在受阅者前面站着一排身强力壮人高马大胳膊相挎的解放军士兵，据说叫做"标兵”。实则是保护检阅人和被检阅人的人墙，以防不测。

我们在解放军官兵不停地喊叫安排下，就地坐在了特别凉的水泥地上，手持语录本，唱着红歌，焦躁地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到来。

　　因为跑道上有不时前来检查的车辆，有好几次学生们误认为检阅车来了，就像浪潮一样呼啸而起，大家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挥舞着红小书，流着激动的眼泪，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这样反复了多次。

就在傍落太阳的时候，检阅车真的来了。大家一轰而起。其中有不少人因起得慢了而被踩在了脚下。我们排（约100人）有个南方的小姑娘被潮水般的人流挤倒在地，上面接着就踏满了人，小姑娘被踩得口鼻流血。幸亏我们排的邓排长（山东人）用宽厚的臂膀把好几个人扛开，才将小姑娘抡在了肩膀上。因为他半戈着腰，有个男生踏着他的大腿，手採着他的头发，看了个正着。

我依稀记得，我看到了毛、周、林、刘等人。他们都穿着军装。伟人站在第一辆车上，迎风自南向北，脸色红润，频频招手。其他领导人则坐在敞篷车上。检阅车走后，许多人被踩掉了鞋子。

　　此时，天已大黑，我们也找不到带队的解放军了，只得随人流盲目跟行。回到住处已是次日上午九点多钟。

那晚上，同去的一个同学随人流参加了请求飞机场领导答应伟人重新接见的活动。他们哪能答应得了？那个同学次日下午才被军车送回住地。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大串联”；

没在那个年代进京接受伟人接见的人不知道接见那个场面的壮观。

我的同学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