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轻轨记

李

　　从没在国内乘过城市轻轨的我，在重庆第一次尝了鲜。

下了高铁，重庆北站的穹顶把正午阳光切得碎成菱形，我攥着四元纸币在立体迷宫里找轻轨入口。自动扶梯的履带像年轮般层层叠叠，提着蛇皮袋的民工、拖着登机箱的白领，被搅成一股混沌的人流。玻璃幕墙上，“李子坝穿楼”的旅游海报褪着色，我的膝关节先发出了无声预警——本想打出租车进城，可轻轨十来站只要四元，比百元打车费便宜太多，终究还是选了轻轨。

找轻轨站费了不少劲。从前我去哪都以车代步，在重庆这异乡找不着北，倒也不算意外。其实我在香港、日本都坐过轻轨，香港人挤人，日本人少些清净，只是在国内乘，这还是头一遭。

总算上了车，心里却没法踏实。第一次坐，怕坐过站，眼睛死盯着示意图，耳朵也竖起来听播音员报站。车上人不算多，但两侧座位都满了。我要去终点站，得一个小时左右，膝关节不好的我站久了实在受不住，找个座位成了头等大事。

列车走走停停，人上人下，我没心思赏山城的风景，也没心思看车里的姑娘，目光就盯着那些可能空出来的座位。车开得越久，越盼着能坐下歇会儿。

终于有一站停了，旁边空出两个座位。我还没挪步，刚上车的少妇就先坐了过去——她穿件蕾丝孕妇装，隆起的小腹在网格纹路下若隐若现。等她用涂着车厘子色甲油的手指护住身旁空位时，那人造革座椅像突然凹陷成了子宫的形状。我盯着电子屏上跳动的红点，看见车窗里自己的影子被拉成个可笑的问号。

我想往她旁边的窄缝挪，她却开口了：“我怀孕了，不能挤。”被拒绝的我只好把弯着的身子挺直，退回到原地。再看那少妇，身形略显肥胖，腹部只是微微突起，说不清是没减肥，还是真的怀了孕。就算她身边还有空位，我也没了靠近那身赘肉的兴致。

又坐了几站，疲惫时终于见旁边姑娘站了起来，我赶紧挤过去坐下。穿玫红运动鞋的少女刚起身，座椅上还留着余温。“这是让给这位老人的。”她的指尖指向阴影里——那里缩着双竹节般的手指，套着双磨出毛边的解放鞋，是个棒棒。他肩头的尼龙绳还滴着水，水珠顺着绳结坠在地板缝里，洇出一道蜿蜒的“嘉陵江”。“你是让给我的？”我脱口而出的诘问，惊得她马尾辫上的蓝蝴蝶发夹晃了晃，影子撞在车窗上，像碎了似的。“这是让给这位老人的。”姑娘又说，再指了指旁边的棒棒。他头发稀疏杂乱，脸黑黑的没光泽，个子不高，衣衫也不整齐，手里攥着根棒棒，整个人没什么生气。“他有我老吗？”不想让座的话突然冒出来，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其实“助人为乐”这四个字，从小就刻在脑子里。年轻的时候坐公交，扶老携幼、主动让座都是常事。如今我头都谢顶了，老态龙钟的，全靠戴顶帽子遮着，才没人看出我快七十了——大概姑娘也没猜透我的年纪，她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坐下来的我，半点没觉得心安，反倒如坐针毡。旁边的棒棒看着比我小不少，也就五十多岁，只是常年劳作，腰弯着，显得老态又疲惫。说不定在旁人眼里，我是在以少欺老；在姑娘心里，我就是个不尊老、没素质的人。

其实从坐下那一刻起，我心里就没平静过。不知怎么就想起四十多年前，去西安招生坐火车的事——绿皮火车的鸣笛声突然在记忆里响起来。那时我还是个青年，站在硬座车厢连接处，军大衣口袋里还揣着没送出去的鸡蛋。此刻轻轨正穿过洪崖洞的霓虹瀑布，LED灯带的光落在棒棒浑浊的瞳孔里，竟像折射出了1982年的月光。这时，《一分钱》的旋律从斜前方儿童的电子手表里飘出来，我头上的棒球帽突然变得重若千钧。想起当年在火车上，把座位让给别人，自己硬生生站了十多个小时，连句怨言都没有。今天这是怎么了？是身体越来越差，实在需要座位，还是思想境界退化了？我自己也说不清。

轻轨的轰鸣声里，小时候常唱的儿歌又在耳边响：“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歌声勾着我想起童年，想起西安那趟车。我站起身，想把座位让给棒棒，却发现他早就下车了……

这时，弹子石站的暮色正吞掉最后一点光斑。棒棒消失的方向，传来卖栀子花的声音，空座位上浮动的尘埃，忽然跳起舞来。玻璃窗上突然映出我戴棒球帽的倒影，帽檐下的阴影，竟和那位棒棒有几分像。轻轨再次启动时，所有座椅竟都开始缓慢生长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