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改变欧亚历史的地方，——合川钓鱼城风华录

老罗

钓鱼城，原名钓鱼山，坐落于重庆市合川区城东北5千米处的嘉陵江南岸，距重庆市主城区约68公里。城址雄踞钓鱼山巅，整体山势东西绵延约1596米，南北宽约960米，总占地面积达2.5平方公里。其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之处，控扼水路咽喉，自古便是“巴蜀要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61年，钓鱼城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5月，合川钓鱼城当选重庆十大文化符号。2020年11月18日，合川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当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

上图所示为钓鱼城地势概览图：

正是这座名为“钓鱼城”的弹丸之地，在近八百年前，用一场旷日持久的坚守，投下了一颗足以改变欧亚历史走向的“石子”，其激起的涟漪，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微微荡漾。

这里，不仅是“上帝折鞭之处”，更是一座承载着坚韧、智慧与命运转折的华夏丰碑。1243-1279年间，南宋军民依托三江天险构建城防体系，坚守36年，历经200余战抵御蒙古铁骑，成为世界战争史上坚守时间最长的要塞之一。‌‌

十三世纪，蒙古铁骑如燎原之火，席卷欧亚。从多瑙河畔到朝鲜半岛，无数文明在帝国的雷霆万钧之下俯首。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御驾亲征，发动了旨在彻底灭亡南宋的全面战争。西路大军由他亲自率领，战略目标非常明确：自四川顺江东下，与另外两路大军会师，直捣临安。

在此之前，蒙古军队的铁蹄几乎踏平了所有敢于抵抗的城池。欧洲人惊恐地称之为“上帝之鞭”，认为这是来自天界的惩罚。然而，他们不会想到，这条所向披靡的“鞭子”，即将在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下，被生生折断。

钓鱼城，并非天险，而是人为创造的军事奇迹。在南宋名将余玠、王坚、张珏等人的主持下，它被建设成一个完备的山城防御体系：

· 依山傍水，天人合一： 凭借三面环水的绝佳地势，构筑了坚固的城防。

· 耕战一体，自给自足： 城内有良田千亩，水源充足，具备了长期独立坚守的物质基础。

· 军民的意志长城： 最重要的，是守城军民那“与城共存亡”的决绝信念。

从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坚守了整整三十六年，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其中最辉煌、最震撼世界的一笔，发生在1259年。

是年，蒙哥大汗亲率精锐，对钓鱼城发动了如潮水般的猛攻。然而，无论是云梯、砲车，还是地道战术，都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宣告失败。关于蒙哥的死因，史书有多种记载——城下中砲石、军中疫病流行、负伤后愤懑而亡……但无论如何，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下殒命。

蒙哥之死，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

1. 拯救了南宋国祚： 大汗突然战死，蒙古内部权力出现真空。正在湖北鄂州前线与南宋军队激战的忽必烈，以及远征西亚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立刻撤军北返。南宋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国祚得以延续二十年。这二十年，保全了江南的经济与文化，为华夏文明的延续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2. 扭转了世界战局：

· 中东： 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大军势如破竹，正准备进攻埃及。因汗位之争，他率主力东返，只留下少量部队。这支偏师随后在艾因·贾鲁战役中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击败，蒙古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伊斯兰文明得以存续。

　　· 欧洲： 蒙古对欧洲的扩张压力骤减。如果蒙哥不死，蒙古西征的洪流很可能将彻底淹没当时四分五裂的欧洲。钓鱼城的坚守，无形中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争取了宝贵的历史窗口。

正因如此，中外史学家将钓鱼城誉为 “东方麦加” 和 “上帝折鞭处” 。它像一颗坚固的钉子，不仅钉住了蒙古灭宋的进程，更钉住了整个十三世纪欧亚历史的走向。

图为钓鱼城的抛石机，

抛石机不仅仅是冷兵器时代的一种武器，更是南宋军工科技的结晶，是守城将士智慧与勇气的象征，更是直接参与并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变量。它让一座孤城，拥有了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军队抗衡的“远程重火力”，最终创造了坚守三十六年的军事奇迹，赢得了“上帝折鞭处”的千古英名。

1279年，在南宋朝廷已经投降、天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钓鱼城的第三任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生灵，在得到元军“不杀一人”的承诺后，开城投降。

守军以不可杀一人为条件，放下武器。这座永不陷落的堡垒，最终以“礼降”而非“战败”的方式，为它的传奇画上了句号。

这并非耻辱，而是一种在绝境中对生命最大的尊重，是华夏文明中“仁”的体现。它的坚守，是忠勇；它的归降，是仁慈。

今日，当我们漫步在钓鱼城的古城墙、护国寺、忠义祠、九口锅（当年碾磨火药的遗址）之间，触摸那些斑驳的石头，依然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沉重与温度。它不仅是军事遗址，更是一座精神的城。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洪流固然浩荡，但个体的意志、一座城的坚守，同样可以拥有撬动世界的力量。钓鱼城的风华，不在于它阻挡了一个帝国，而在于它证明了，在绝对的武力面前，文明与信念所能达到的坚韧高度。

这座屹立于三江之畔的孤城，用它三十六年的碧血与丹心，书写了一部属于自己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风华录。

图为护国门前峭壁上历历在目的石穴

在忠义祠主堂，“忠义千秋”牌匾高悬，其下庄重供奉着五位钓鱼城守将的塑像（从左至右依次为）：张珏、冉璞、余玠、冉琎、王坚。他们被视为钓鱼城精神的核心象征，世代受人景仰。

而与“礼降”相关的三位关键人物——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其牌位则被敬奉于左室。由于他们曾参与促成钓鱼城在绝境中为保全军民而作出的归顺之举，后世传统观念认为其行为“未尽全忠”，故未将他们与正殿诸将同列，以此折射出历史评价中“忠”与“义”的复杂维度。

钓鱼城三十六年的坚守传奇，并非天成，而是由一连串英雄将领以其胆略、智慧与忠魂共同铸就。他们前赴后继，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将一座山城变成了扭转欧亚历史的支点。

以下是为钓鱼城谱写不朽篇章的核心守将：

1. 余玠 - 战略奠基者 (1242-1253年)

· 角色：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钓鱼城防御体系的总规划师。

· 功绩：他采纳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首创了“山城防御体系”，并亲自选定钓鱼山这一战略要地，筑城徙治。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军事奇迹奠定了最坚实的物质与战略基础。

2. 王坚 - 辉煌铸就者 (1254-1264年)

· 角色：钓鱼城的主将，蒙哥汗的终结者。

· 功绩：他在1259年指挥了惊心动魄的钓鱼城保卫战，不仅屡次击退蒙军猛攻，更最终导致蒙古大汗蒙哥命丧城下（一说伤重不治，一说染病身亡）。此役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也是世界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主持营修城防，开垦农田，将钓鱼城打造成坚不可摧的战争堡垒。

图为王坚纪功碑。位于钓鱼城西岩半坡，主体为一块高5.6米、长5.91米的巨石。其西面正壁原刻有纪功文字，后被元代工匠凿毁并改刻为千手观音造像及佛教故事浮雕。现存千手观音主像高3.7米、宽2.4米，两侧伴刻5尊小佛，碑面四周饰以放射状花纹。

王坚纪功碑刻立时间大致为南宋晚期（约1272—1276年），由王坚的继任者张珏为纪念其抗蒙功绩而刻。

3. 张珏 - 不屈的续写者 (1264-1278年)

· 角色：王坚的副手与继任者，被誉为“四川虓将”。

· 功绩：在王坚之后，他独立支撑川蜀危局近十五年。他不仅坚守钓鱼城，还主动出击，屡破元军，收复失地，其战绩在《宋史》中被赞为“土尽皆血战”。在襄阳失守、南宋腹地门户洞开之后，他依然让钓鱼城的战旗高高飘扬，成为了南宋王朝最后的脊梁。

张珏于1278年兵败被俘后自尽殉国。为赞颂张珏坚守钓鱼城的英勇事迹，文天祥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文天祥的这首诗将张珏的悲壮形象与家国兴亡紧密结合，体现了南宋末年抗元将领的共同命运。 ‌

4. 王立 - 现实的终结者 (1278-1279年)

· 角色：钓鱼城的最后一任守将。

· 功绩与抉择：他接手的已是一个绝对的死局：1279年，南宋朝廷已濒临覆灭（崖山之战前夕），钓鱼城彻底成为孤城。为保全一城军民性命，他在得到元军“不杀一人”的保证后，选择放下武器，礼降元朝。这是一个充满争议却富于人道的决定，它以“仁”的妥协，为钓鱼城三十六年的壮烈史诗画上了一个悲怆而又现实的句号。

这四位守将，如同接力一般，分别扮演了奠基、巅峰、坚守、善终的角色。他们的连续存在，使得钓鱼城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更成为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象征。他们的集体肖像，共同构成了钓鱼城——这座“上帝折鞭处”的灵魂。

蒙哥汗（1209—1259），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庙号元宪宗。他既是锐意扩张的军事统帅，也是推动帝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家。1258年，蒙哥亲率大军南下，意图一举灭宋。蒙古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却在次年被阻于合川钓鱼城下。久战不决之际，蒙哥汗竟殒命城下，死因成谜，或曰中砲，或曰伤重，或曰染疫。

蒙哥汗之殁于钓鱼城，实为其性格悲剧的必然。他的刚愎自用与战略僵化，致使他无视战场现实，一意孤行。此举不仅令其个人身死国蹙，更使蒙古帝国的全球扩张进程因汗位空虚而陷入连锁崩盘：西征中止、汗位之争再起，欧亚历史为之转向。钓鱼城由此被后世称为“上帝折鞭处”，以一座孤城之力，将大汗的宏图终结于三江之畔，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入了世界史册。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战场遗址之一，钓鱼城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见证，更是一座承载着千年积淀的文化宝库。这里，总长8公里的雄浑城垣、巍然屹立的8座城门，与炮台、哨台、栈道等军事遗存共同构筑了一部立体史书，无声诉说着南宋军民的防御智慧与战事风云。

跨越更悠长的时光，钓鱼台、天泉洞等远古遗迹沉淀着先民的足迹；唐代的悬空卧佛与千佛石窟，闪耀着佛教艺术的庄严光华；宋代的古桂树与飞舄楼碑，则镌刻着过往的文人风雅。至清代，忠义祠的香火与鱼山八景石刻，又将忠烈气节与山水意境融为一体。

此外，从文天祥、刘克庄等历代名士的慷慨吟咏，到抗战时期留下的摩崖题记，不同的时代精神在此交汇叠加，共同铸就了钓鱼城深厚而独特的人文底蕴。

钓鱼城城门始建于宋代，现存8座城门分布于城南（始关门、护国门、小东门）、城东（东新门、青华门）、城北（出奇门）及城西（镇西门、奇胜门）险要位置。其中最具磅礴气势的是位于城南第二道防线上的护国门。其余城门规模梢小，形制均为两券一过道。

护国门依托钓鱼山峭壁而建，左邻悬崖，右接嘉陵江，通过栈道连接城墙形成五重防御体系，体现"因山为垒，临江固险"的军事思想。钓鱼城军民曾在护国门前面近10米长的一段峭壁上开凿石穴，架梁铺木，施以栈道出入。情况紧急之时，可迅速地将横梁上的木板抽掉，使其通道断绝，犹如我国北方古城的城门吊桥。在钓鱼城36年抵抗战争中，护国门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作用。

护国门，雄踞于钓鱼城城南的险要隘口，是这座“上帝折鞭处”最为关键的军事防线之一，也是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防御智慧最极致的体现。它并非一座孤立的城门，而是与陡峭的天然崖壁融为一体，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在1259年那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攻防战中，护国门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蒙古大汗蒙哥麾下的精锐部队，最终也未能真正攻克这座悬于崖上的雄关。可以说，护国门不仅守护了城内的军民，更在某种程度上，守护了其后历史的另一种走向。

在护国门内侧的崖壁上，镌刻着抗战时期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字。这些记录着另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物，在“文革”动荡中得以完好保存，全赖当地民众的智慧与勇气。为使石刻免遭破坏，合川百姓用黄泥将其仔细覆盖，并在泥坯上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这一巧妙的保护措施，使其在风暴中得以隐身。直至十年浩劫结束，泥土被轻轻剥落，这些承载着双重记忆的石刻才得以重见天日，成为历史曲折前行的独特见证。

蒋介石题“坚苦卓绝”，何应钦题“十年教训”，张治中题“十年树人，云蒸霞蔚。团结精神，功成抗建”，白崇禧题“革命军的根本是在高深学问”，以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训班十周年纪念碑记

在钓鱼城山顶的西北处，有一方巨大的石台探出江岸，这便是“钓鱼台”。它不仅是观览江景的绝佳之地，更承载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为这座兵家必争之地注入了仙风道韵。

相传在远古时期，三江（嘉陵江、渠江、涪江）之水时常泛滥成灾，百姓苦不堪言。一位仁慈的仙人见此情景，便降临于此山。他终日坐于这方石台之上，垂竿入江，并非为了钓鱼，而是以无饵之钩镇抚江中作乱的恶蛟，平息了汹涌的波涛，使三江归于安宁，造福了沿岸苍生。

这个传说代代相传，“钓鱼山”与“钓鱼城”也因此得名。它赋予了这片土地一层超越刀兵的文化意涵：在作为抵御外侮的“上帝折鞭处”之前，它早已是先民心中一座守护家园的“平安之山”。

然而，从历史与考古的视角看，这座位于山顶的宽阔平台，其真实功能并非传说中的仙人垂钓处，而是古代军民日常劳作的场所——一处公共舂米场。至今清晰残存于石面上的多处凹槽，正是当年设置舂米器械的基座遗迹。这些无声的痕迹，以最直观的方式，揭示了此地作为粮食加工中心的实际用途，为古老的传说提供了一个基于实证的、脚踏实地的注解。

石碾、石锥与舂臼的痕迹在此静静留存，它们曾是维系城池命脉的见证。这些粗粝的石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耕战结合”的艰辛岁月，将“军民无饥”的后勤保障故事，凝固于斑驳的肌理之中。

图为粮食加工场遗址

倚仗13处水塘与92眼水井所构成的坚实命脉，钓鱼城得以在重重围困中保障军民用水，铸就了固若金汤的防守基石。修建城墙与军营所需的大量石料，均来自山上的就地开采。这些取石之地，无意间造就了一座座水塘，堪称古代工程智慧中一举两得的杰作。

在钓鱼城顶部，有一片神秘的巨石阵，其上遍布着九个状如巨锅的圆型石坑，这便是闻名遐迩的“九口锅”。它们并非真正的炊具，而是钓鱼城遗址内的古代兵工作坊遗迹，由九个大型石砌坑洞组成。经考证，其主要功能为南宋守军碾制火药、制作兵器，是支撑钓鱼城长期防御作战的关键性生产设施。

“九口锅”遗址是钓鱼城最具震撼力和独特性的地标之一，它的名字背后是深厚的历史与军事智慧。

步入钓鱼城“九口锅”遗址，仿佛踏入了南宋的“国家级兵工厂”。这些深深嵌入山岩的锅状坑臼，曾是架设巨型投石机、混合火药与锻造兵器的核心战区。想象当年，这里热火朝天，是为前线输送雷霆之力的源泉。它们静默至今，却是理解钓鱼城为何能独钓中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最硬核答案。

在钓鱼城的绝壁之上，飞檐洞(军事暗道)如一只锐利的眼睛。它那鬼斧神工、凌空飞悬的险峻姿态，至今仍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悬于一线的防守传奇。月黑风高之夜，守城勇士们凭借这得天独厚之利，自飞檐洞悄然潜出，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敌营，发动奇袭，屡屡得手。蒙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钓鱼城古校场与军营遗址，是这座军事要塞的核心军事区之一。它曾是守城将士演武屯兵、驻防生活的重要场所，见证了昔日雄师的赫赫军威。步入古校场与军营遗址，仿佛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这片空旷之地，曾回荡着操练的呐喊与金戈铁马的铿锵，是感受古代军营生活与战备气息的绝佳之地。

钓鱼城被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意为上帝在此折断了蒙古大军的鞭子。在这样一个战时的军事要塞中，石照县衙的存在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钓鱼城作为军事堡垒，其行政建制是 “迁治所”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战争，将原来的合州和石照县的政府机构全部迁到了钓鱼城内。因此，石照县衙是战时状态下，兼具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双重功能的机构。它不仅要处理日常的民政事务，维持城内秩序，更要为前方的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兵员调配等支持，是钓鱼城防御体系的大脑和中枢之一。

作为南宋的地方政权机构，石照县衙一直延续到元朝至元16年(1279年)，素有“南宋最后的一座县衙”、“大元统一之后唯一的南宋县衙”。

在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刻，县衙的存在象征着南宋政权仍在运转，代表着一种“不投降、不放弃”的精神。它告诉所有军民，即使国土大片沦丧，这里依然是宋朝的疆土，法律和秩序依然存在。

衙门前的警示体系堪称精妙：“思无邪，公生明”用以正心；“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旨在畏天；而“诬告加三等”则施以律法的雷霆手段。三者三位一体，共同维系着古老的治理智慧。

如今，石照县衙是钓鱼城景区内的核心景点之一。

现在的县衙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进行复原重建的，尽可能地再现了南宋时期县衙的格局和风貌。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县衙的标准配置，如大门、仪门、大堂、二堂、衙役房、牢房等，感受古代官署的威严。

大堂之上有守将王坚、张珏等人的塑像，生动再现了他们在此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场景。置身于这座历经沧桑的古衙中，您可以想象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官员和将领们在此处理军务、发布命令的紧张氛围，与外面的厮杀声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之，钓鱼城石照县衙不仅仅是一座古代官署建筑，它更是一个精神的符号和历史的活化石。它代表了：

· 坚韧不屈：在绝境中坚守36年的军事奇迹。

· 军民一心：行政机构与军事堡垒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 历史见证：亲眼目睹并参与了那场改变世界中古格局的伟大战役。

沿着古朴的石梯蜿蜒而下，视野豁然开朗，钓鱼城闻名遐迩的摩崖石刻便赫然呈现于眼前。这组镌刻于苍崖之上的题刻群，将嘉陵江畔的山水之灵与文人雅士的览胜之情凝固定格，为这座金戈铁马的战城，注入了一抹清丽隽永的人文底色。

钓鱼城的摩崖石刻是南宋至清代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时任合州州尉的沈怀瑗手书“钓鱼城”三字，由僧人一清泐石雕刻，笔锋遒劲。 ‌现位于护国寺前钓鱼台右下侧岩壁，距地表2.16米处，面朝西侧。

根据文物普查，钓鱼城现存有82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的年代跨越了宋、元、明、清、民国至今，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钓鱼城摩崖石刻（或钓鱼城遗址）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题名、题记；诗、词；纪功、纪事；匾额大字；国家级文物等。这些石刻分布在钓鱼城约2.5平方公里景区内的各个险要地点、古道旁和悬崖上，因此被称为“石刻群”。

在钓鱼城摩崖石刻中，北宋文学家石曼卿手书的“无量寿佛、释迦文佛、弥勒尊佛”十二字楷书题刻，是一件尤为珍贵的宋代文化遗存。其书法风格独树一帜，笔力沉雄，结构奇崛，不仅是钓鱼城深厚人文底蕴的标志性遗迹，更是研究宋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坐标。

“一卧千古”摩崖题刻，是钓鱼城精神最为凝练的概括。它镌刻于宋元更迭的最终时刻，既是对守城军民三十六年不屈抗争的崇高礼赞，也是对一个时代悲壮落幕的历史定论。四字千钧，将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熔铸于山石，成为忠诚与气节的永恒象征。

“一卧千古”摩崖题刻是南宋著名学者王休手笔。笔力雄健，气势非凡，令观者无不为之赞叹。

位于钓鱼山崖壁的悬空卧佛，高11米，是唐代晚期凿刻的石刻造像，赤足站立姿态，身着双领袈裟，面部表情慈祥。 ‌

钓鱼城悬空卧佛，是南宋时期依天然岩壁雕凿而成的石窟造像。其独特的“悬空”设计，不仅是一项建筑奇观，更在战争中发挥了实际功用——其额部的石窟曾作为守城军民的栖身之所。这尊卧佛由此超越了纯粹的宗教意义，成为集军事防御、精神寄托与历史见证于一身的独特文化遗存。

循着古人的足迹，“鱼山八景”摩崖题刻如同一位无声的向导，指引我们品读钓鱼城(合川)的另一面。这些刻于苍崖的文字与图画，将“峰顶白云”、“古洞流泉”、“赤壁文光”等胜景娓娓道来，在雄浑的战史之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隽永的人文画卷，让人顿生思古之幽情。

鱼山八景：峰顶白云、嘉陵紫带、天池夜月、山洞流泉、赤壁文光、东谷晴霞、西市晚烟、沙滩响雨。

“古洞流泉”不仅是钓鱼山的一处自然幽景，更是支撑三十六载坚守的隐秘生命线。这脉清泉在战时为守城军民提供了宝贵的水源，其潺潺水声，在金戈铁马之余，也成了滋养不屈精神的宁静慰藉。

“古洞流泉”位列鱼山八景，古时曾有山泉自洞涧奔涌而出，形如飞练，凌空直泻深谷，声势动人。而今，其水量虽不复鼎盛之姿，但数百年来竟从未有一日干涸，泉味依旧甘甜清冽，尤胜往昔。这般坚韧与神奇，为其静默的存在平添了一份不朽的传奇色彩。

在见证南宋命运的钓鱼城崖壁上，抗日名将孙元良的摩崖题刻赫然在列。这并非一次偶然的留名，而是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对七百年前“独钓中原”之忠烈精神的有意追寻与隔空呼应。此题刻将宋末的悲壮与抗战的决绝熔于一炉，使钓鱼城超越了单一的历史时空，成为激励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永恒精神地标。

这首摩崖诗刻，乃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合州举人李尚德登临钓鱼城，凭吊古迹时的一首感怀之作。诗文中凝聚了后世文人面对这片英雄土地时的复杂心绪，是钓鱼城深厚历史积淀的一份珍贵实录。

“鱼山胜概”这一题刻，出自明嘉靖朝合州知州黎一夔之手。主政一方之余，他登临览胜，以四字精妙点出钓鱼山景致之精髓，其览胜之情与赞誉之意，至今仍留于石壁之上。

千佛岩石窟凿造于唐代晚期，整座石窟高4米，长7.3米，共计有37行、2775尊跌佛造像。石窟内趺佛造像每尊通高12厘米、肩宽7厘米，居中主佛通高达20厘米，肩宽12厘米，两侧雕有迦叶、阿难弟子像及供养人像。千佛崖造像历经多次培修，20世纪60年代遭受人为破坏，现存局部画面仍保留严谨构图。

回望这段历史，最令人痛心的或许在于，破坏的动机（微薄的工分）与后果（不可逆的文化损失）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无言以对的荒谬对比。这赤裸裸的短视行为，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最直白、也最沉痛的愚昧印记。

“山人足鱼”摩崖题刻系南宋著名学者王休手笔。

“山人足鱼”这方题刻，宛如一道巧妙的字谜。“山”、“人”、“足”、“鱼”四字合一，正是“嵒”（岩的异体字）字。它既暗合“钓鱼山”之名，更巧妙地勾勒出一幅隐士的理想生活图景：居于山而有鱼，衣食足而心安。这简短四字，寄托了古人对避世隐居、自给自足精神世界的无限向往。

三圣岩是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护国、白塔两寺住持智慧和尚及众门徒捐资刻造的佛教造像群。主尊为阿弥陀佛，两侧侍立观音、大势至菩萨，造像风格融合传统与清代雕刻技艺。造像面部圆润，衣纹流畅，具有典型的清代石刻特征，被评价为“中国清代石刻艺术精品”。 ‌

刻于三圣像下方的“荡胸生曾云”极为精妙，此句杜诗原写泰山云海荡涤心胸，在此借以表达瞻仰佛像时内心的震撼与升华，赋予了此地自然奇观与宗教神圣感相交融的双重意境。

“古钓鱼城”这四个大字，出于重庆巴县县长杜兆麟手笔，每一个字都特大，足有一平方米，其笔力雄健，线条浑厚，令人叹为观止。

“上天梯”，是南宋后期钓鱼城军民在岩壁上开凿的一条栈道。传说，神仙拯救了百姓后，从“上天梯”返回天庭。天梯下方是守城将士抗战期间所设刑场，据《钓鱼城志》记载，1259年春，钓鱼城主将王坚将蒙哥大汗派来说降的晋国宝斩首于此。

“上天梯”崖壁上的“忠勇坚贞”榜书，由中央军校特训班袁锡陈题于1941年春。此举意在借古喻今，将南宋军民的坚守与抗战时期的国魂一脉贯通，是对钓鱼城精神最有力的隔空致敬与时代诠释。

陈毅于1927年在钓鱼城题写的诗刻为《钓鱼城口占》(大图)：

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

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

周谷城题“坚守钓鱼城”(下右)

郭沫若于1942年6月游览重庆合川钓鱼城后创作了七言律诗《钓鱼城访古》：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岩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

诗中“贰臣妖妇”指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王立及王立的义妹熊耳夫人。王立虽投降元朝，但保留了合州百姓性命，故民间对其评价复杂。 ‌

“独钓中原”石碑坊位于钓鱼城报国寺前，建造于明万历年间，石牌坊上的题字，由时任陕西布政使的合州人李作舟题写，用以颂扬南宋军民抗击蒙古的英勇事迹。 ‌

钓鱼城护国寺，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由思南宣慰使田少卿捐建，开山祖师为合州名僧石头和尚。寺院依山建于海拔367—386米的4级台地，大山门右前方为远古遗迹钓鱼台，主体建筑含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歇山式）、药师佛殿（单檐悬山式）等，现存楹联“城号钓鱼，三江送水开巴堑；寺名护国，孤障飞云控蜀疆”印证其地理与军事地位。

护国寺元大德二年（1298年）毁于兵火，明弘治七年（1494年）由合州知州金棋重建，清道光十年（1830年）住持僧胜丛重修并历时四年完成。

护国寺与龙游寺、净果寺、方溪寺并称合州四大名刹。

寺内留存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栽植的古桂树（高21米）及宋代龙眼井，后者因唐代蜀僧闾邱传说而闻名。古桂树树龄逾870年，被誉为“巴渝第一桂”。

钓鱼城忠义祠，这是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忠勇精神的地方，是专门为纪念南宋末年钓鱼城保卫战中英勇抗蒙的将士和民众而修建的祠庙。坐落于钓鱼城护国寺的旁边，两者共同构成了钓鱼城的核心人文景观。最初由钓鱼城守将王坚、张珏等修建，祭祀在战斗中牺牲的将士。明清时期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在的建筑是经过现代重修的，但延续了其历史功能和精神内核。忠义祠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祠庙建筑，庄严肃穆，古色古香。

忠义祠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一个精神符号。

· “忠”：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军民一心，坚守三十六年，是对“忠”字最极致的诠释。

· “义”：体现在将士之间的同仇敌忾，也体现在最后为了百姓安危而做出的艰难抉择，这是超越了狭隘忠君的“大义”。

· 民族精神的丰碑：钓鱼城和忠义祠象征着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英勇无畏、智慧坚韧的伟大精神。

图为忠义祠内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黄角树。

忠义祠的主殿供奉着五位钓鱼城守将的塑像：张珏、冉璞、余玠、冉琎、王坚。他们被视为钓鱼城精神的核心象征，世代受人景仰。而与“礼降”相关的三位关键人物——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其牌位则被敬奉于左室。

关于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的入祀，历史上曾有争议（主要围绕“投降”是否算“忠义”）。反对者阵营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郭沫若先生。但最终人们更多地是从“保全黎民”的仁爱角度接纳了他们，使得忠义祠的内涵更加丰富和人性化。

钓鱼城，它早已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它是一块历史的活化石，一部用石头、热血和信念写就的史诗。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可以抵挡最狂暴的铁骑；有一种精神，可以在绝境中燃烧三十六年。

钓鱼城，你钓起的不是鱼，而是一段沉甸甸的、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侧目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