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照相馆>看历史叙事的主体之思：谁在书写民族的抗争史诗？

青檀

近日，一部聚焦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引发广泛讨论。影片以精巧的类型化叙事、饱满的人物塑造，将侵华日军的暴行与人性的挣扎娓娓道来，其艺术水准与社会关注度均获高度评价。然而，当我们透过银幕的光影，审视这场关于历史记忆的集体对话，更能触摸到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症候——在社会心理层面，一种隐秘的“民国化”倾向正在悄然生长。这种倾向，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铭记英雄，更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根脉能否在代际传递中保持鲜活。

一、光影背后的叙事分野：谁是历史的主角？

《南京照相馆》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它突破了传统抗战片“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叙事，将被视作“恶魔”的日军中尉伊藤秀夫还原为“普通的善良青年”——他彬彬有礼、恪守“规则”，却因军国主义的洗脑，将中国人视为“可宰杀的牲畜”。这种对施暴者心理的微观解剖，让历史的残酷性更具穿透力；而影片采用的“逃离炼狱”类型化模式，亦通过环环相扣的悬念设计，让观众在共情中触摸那段民族苦难。

但比艺术手法更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叙事中隐含的历史主体缺失。当一群普通市民拼死将屠杀照片送出南京，他们的终极期待是什么？是寄望于西方媒体的报道，是盼望英美列强的干预，最终落脚于“密苏里战舰上的受降仪式”为南京大屠杀定性。这个细节看似合理，却暗藏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段关乎民族存亡的记忆里，革命的、觉醒的、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为何成了叙事的“背景板”？

对比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典抗战片，答案不言自明。《地道战》里，高传宝攥紧父亲牺牲前的钢枪，喊出“准备战斗”；《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将杀害小宝子的子弹压进枪膛，最终亲手击毙松井。这些镜头里，复仇的主体从来不是外部的“救世主”，而是被唤醒的中国人民自己。正如一位老战士所言：“我们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是战士用刺刀拼出来的。”历史书写的主体，从来都是觉醒的、团结的、掌握自身命运的人民。

二、“民国化”社会心理：被遮蔽的精神原力

所谓“社会心理的民国化”，本质是对历史主体的选择性遗忘。它呈现出两种典型特征：其一，屏蔽人民革命的力量，将历史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剧本——面对侵略，要么麻木苟活，要么零星反抗，仿佛觉醒的、有组织的人民力量是“天方夜谭”；其二，将民族命运寄托于外部力量，认为西方的同情与干预才是拯救危局的关键。

这种心理并非偶然。近代以来，中国曾长期陷入“救亡图存”的焦虑，知识分子与民众对“西方中心论”的想象，一度成为文化潜意识的一部分。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潜意识仍有残余。但真正改变历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打破了“一盘散沙”的困局，将亿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论持久战》的战略擘画，到敌后根据地的燎原星火；从“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全民动员，到“最后一碗米做军粮”的鱼水深情，人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南京照相馆》等作品将“等待西方拯救”作为叙事终点，当《东极岛》《731》等影片同样难觅人民战争的踪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选择的偏移，更是一种历史观的偏移。这种偏移若蔓延，将消解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基因：我们曾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又将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复兴。

三、铭记的主体性：从历史记忆到精神传承

历史从不是冰冷的数字与事件，而是无数个体的热血、呐喊与抉择的总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痛，不仅在于30万同胞的遇难，更在于它撕开了“文明”外衣下的野蛮，逼问着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觉醒。而这种觉醒，恰恰源于人民的主体性——当士兵放下锄头扛起枪，当农妇将最后一口粮送上前线，当学生走出课堂投身救亡，这个民族才真正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到“钢铁长城”的蜕变。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沉湎苦难，而是为了传承那种“自己掌握命运”的精神。当年轻人通过《南京照相馆》看到的是“等待救援”的叙事，而非“自主抗争”的史诗，历史的教育功能便打了折扣。真正的历史记忆，应当让后人明白：民族的尊严，从来不是靠他人的怜悯赐予；国家的未来，必须由自己用奋斗书写。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南京照相馆》的“民国化”倾向，恰似一面镜子。它提醒我们：历史叙事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选择，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构。唯有让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让觉醒与抗争的精神融入血脉，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复兴之路上步履铿锵。

毕竟，一个忘记主体力量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一个不铭记人民抗争的国度，是难以真正强大的。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这场光影讨论中最该记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