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面被击穿的鼓

那秋

那是1976年，鲁西南的风里还带着往日的饥馑味。我在小学上四年级。

当校长三番五次跑县文教局，终于为我们学校争取来一套锣鼓时，整个学校都像过节。开箱那天，全校师生围成圈，看着老师像请神般捧出那面大鼓——枣木的鼓身，蒙着上好的黄牛皮。用手指轻轻一叩，那沉雄的声音，就让我们的心跟着一起震颤。

学校要筹建锣鼓队，我被老师选中敲大鼓。娘知道后，特意用新布给我缝了副套袖，说：“这是好事。”锣鼓队共有六人：一个指挥，一面大鼓，两人打小鼓，还有镲和锣。我们成了全校同学羡慕的对象。

每天放学后，我们都要训练一个小时。有老师专门指导，每周还开总结会，技艺提升很快。尘土在夕阳里飞扬，我们的锣鼓声能传到三里外的村庄。

最风光的时刻，是1977年的清明节。我们锣鼓队第一次“亮相”，参加全校祭扫烈士墓活动。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负责开道。后面一至五年级的同学依次列队，长蛇阵似的，人人肩扛红缨枪，脖扎红领巾。

从学校到羊山战役烈士墓，有两公里路，要穿过五个村庄。我们一路锣鼓不停，声音震天，引得沿途村民全都出来围观。狗在叫，孩子在追，老婆婆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看。我抡圆了胳膊敲鼓，汗水糊住了眼睛也不敢停。那面鼓在我们手中，不再是乐器，而是旗帜，是号角，是我们这些泥孩子触摸到的第一个神圣之物。

祭扫活动结束后，锣鼓队受到了学校的表扬。我们每个队员都很神气，走起路来挺着胸膛。

然而，祸事在一个平常的傍晚降临了。

同班一个外号叫“豹”的同学，总在训练时远远站着看，眼神里有种我们看不懂的渴望。那天不知怎的，他突然冲过来，一把抢去我手中的鼓槌，用尽全身力气，直直地朝着鼓面中心捅去——

“嘭！”

一声沉闷的、撕裂的响声。鼓槌应声戳穿牛皮鼓面，留下一个狰狞的大洞。

顿时，大家都慌了，惊出一身冷汗。谁都知道，这锣鼓队是校长的心头肉，是学校唯一的宝贝。我们都不敢去老师那里报告，懵着头一起去找“豹”的家长。

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三间土房，屋里除了炕席和一口破锅，再找不出像样的东西。他爹蹲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地抽着旱烟。他娘撩起围裙擦眼泪：“把他卖了吧，看谁家要。”

次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告诉老师。我死死地低着头，紧张得头皮发麻，看见自己的汗珠一颗颗砸在泥地上，溅开小小的灰花。老师的脸从震惊到愤怒，再到最后的绝望。他挥了挥手，终究什么也没说。那无声的绝望，比任何责骂都让人难受。

“豹”被全校通报批评，做了检查，家长也来学校赔礼道歉，但实在没有能力赔偿。最终，这件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学校没有经费重新买一面鼓，锣鼓队就这样解散了。我们几个队员，挥泪如雨。

后来，我考入了所在地区的重点高中。学校里也有锣鼓队，训练时那熟悉的鼓声常常吸引我驻足。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五味杂陈，最终没有报名参加。但我每次看到他们训练，总会不自觉地走上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触摸那安静的鼓面。那种透过掌心传来的、沉默的共振，竟比自己亲自擂鼓还要觉得亲切。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大学的文艺社团里，锣鼓队更加气派。可我，依然没有加入。我依然保持着那个习惯——路过时，总会去摸一摸那大鼓的牛皮鼓面，像一种无声的仪式。

许多年后，我如愿进入一所大学任教，并在系里担任负责工作。我上任后着手操办的第一件实事，就是竭力筹集资金，依托系学生会成立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锣鼓队。

当崭新的锣鼓齐备，年轻的学子们在阳光下生龙活虎地训练时，我总会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那激昂的鼓点，那青春的脸庞，那洋溢的自豪，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1977年那个春天的自己，肩扛着整个队伍的荣耀，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路上，将鼓声传得很远，很远。

时光仿佛一个奇妙的回环，当年那个因鼓声沉寂而流泪的孩子，如今成了为新一批孩子敲响鼓声的人。而那面早已消失在岁月深处的、被击穿的鼓，它的回响，终于穿越了四十多年的光阴，在此刻，获得了圆满的和解与新生。有时我会想，“豹”那奋尽全力的一击，击穿的或许不只是一面鼓，更是我童年里一个圆满却脆弱的梦；而此后半生，我所有的触摸与凝望，便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为那个破洞，蒙上了一声更厚重、也更坚韧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