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全才——刘鹗（四）：一部《老残游记》，奠定文学历史地位

杰子美篇

《老残游记》作为清末中篇小说的经典，以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串联起旅途所见的人与事。这部作品不仅戳破清末官场的虚伪面纱，更提出“清官害民”这一振聋发聩的独到观点；既阐释儒、释、道三教妙理，宣扬“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的太谷学精神，还融入音乐、水利、玄学等多元知识，堪称一部内容丰蕴的“清末社会百科”。

书中的老残，“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却甘守淡泊、不入宦途。他心系家国命运，同情百姓疾苦，是非分明且侠胆义肠，凡见民生困境必尽力解救——这一形象，正是刘鹗自身人生理想与处世态度的鲜活写照。

循着老残的足迹，清末山东的社会图景徐徐展开：在这片风光旖旎的土地上，惊心动魄的社会矛盾暗流涌动。作品真实还原地方州县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将官员司法专横对民众的摧残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清末司法的腐朽与黑暗无所遁形。

尤为深刻的是，《老残游记》敢于揭露传统文学鲜有触及的“清官”暴政。正如书中所叹：“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笔下的“清官”，实则是一群急于攀附高位、不惜“杀民邀功”的刽子手——被称作“赛过活阎王”的曹州知府玉贤，到任不足一年，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2000余人，其中九成半是无辜良民，清末司法腐败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在文学界，《老残游记》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有观点认为，中国古典文学自《诗经》发轫，至《老残游记》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单论文字造诣，其文风如清水芙蓉、素颜处子，清秀明媚之余，更让读者生出“无一个毛孔不服帖”的熨帖感——恰如书中语，精准道出阅读时的畅快。胡适当年倡导白话文，便以《老残游记》为重要范本，他从中看到白话文不亚于甚至优于文言文的表现力；而他“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实践主张，亦与书中“以事实为先”的文学表达相契合。胡适格外赞赏《老残游记》“力避溢调套语”的特质，认为书中每一个字都源自对人、物、事、情、景的细致观察，堪称“文字写生”的典范；正是因为刘鹗下笔始终从具体对象切入，其文字才兼具新鲜与生动，让湖光山色的清丽、泉水叮咚的灵动，与揭露“清官”之恶的深刻、关切国族命运的厚重，形成一曲相得益彰的艺术与思想“二重唱”。

自鲁迅、胡适以来，历代学人对《老残游记》的艺术造诣向来交口称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直言此书“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则在《〈老残游记〉序》中进一步指出：“《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魏绍昌编《老残游记资料》）

胡适曾评价清初世情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因其囊括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风俗、教育史、经济史、政治腐败、民生苦痛与宗教生活——而在文化学价值上，《老残游记》亦不遑多让。从书中细腻的地理环境描写，到深刻的伦理观念传达，再到厚重的哲理意蕴抒发，每一处都藏着清末社会的文化密码。

虽名为“游记”，但正如学者李欧梵所言，《老残游记》实则蕴含三个层次：老残的“山水之游”“社会之游”与“心灵之游”。这种叙事手法兼具现代性，既为古典文学画上句点，也为现代文学手法开辟先河，堪称一部具有超一流水准的奇绝之作。

这部作品一经刊行便轰动一时，不仅被鲁迅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更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并称为明清古典文学的“双峰”——前者以“谴责”针砭时弊，后者以“奇幻”驰骋想象，分别矗立起两代古典文学的巅峰。如今，它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远销海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其跨越时空的文学魅力与思想价值，仍在每一次翻阅中被不断唤醒、持续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