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5年10月24日，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上海翻译家协会首任会长草婴先生逝世十周年。</p><p class="ql-block"> 草婴先生出生于浙江，全面抗战初期来沪，并学习俄语、与时代出版社结缘，走上文学翻译之路。</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草婴先生，您是俄罗斯哪所大学毕业的？”</p><p class="ql-block"> 翻译家草婴没有留学苏联，他一口流利的俄语却一次次引来这样的发问。有时，实在回避不了，他呵呵一笑：“我是在中国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p><p class="ql-block"> 草婴的“中国上海的俄罗斯大学”，似乎更适合这样一个“校”名——“时代大学”。那么这是一所怎样的“大学”呢？</p> <p class="ql-block"> 1941年，我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相持阶段。德国入侵苏联后，姜椿芳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同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秘密商量，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份中文刊物，及时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草婴后来回忆道——</p><p class="ql-block"><i> 上海一向是个特殊的地方，在当年反法西斯斗争中也不例外。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揭开苏德战争的历史，同时扩大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只剩下英、法两块租界，还保持相对的特殊性。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军事上不断取得优势，敌伪对上海的控制也就越来越紧，上海人已很难看到一张说真话的报纸，听到一则报道国内外大事的广播。其实不仅上海，在我国所有沦陷区都无法知道国际形势和战争消息。</i></p><p class="ql-block"><i> 就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时候，１９４１年８月，上海街头忽然出现了一份大开本的中文杂志，那就是《时代》周刊。它的出现立即吸引了广大市民的注章，仿佛久旱遇到了甘霖。《时代)周刊主要登载苏德战争的电讯、战地特写、通讯、军事述评和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时代》的创刊，一方面使关心国事的上海市民精神振奋，仿佛在污浊的空气里吹进来一股清风……</i></p> <p class="ql-block"> 由于当时上海没几个人懂俄文，时代社暨《时代》周刊实际负责人姜椿芳便相中了18岁的草婴，要他为《时代》翻译些稿子。起初，草婴担心自己没有做过翻译，没有经验。姜椿芳鼓励说：多翻译翻译就会了，翻好了我替你校阅。</p><p class="ql-block"> 就这样，草婴利用晚上和周末开始译稿，而且这事还得保密，只有极个别同学知道。</p><p class="ql-block"> 《时代》周刊的创刊，是草婴跨进“时代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也是他走上翻译之路的里程碑。</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在哈尔滨学过俄文，从事俄文的翻译。置身于“时代大学”的草婴有这样的领路人，自然得益匪浅。此外，他还先后师从好几位俄罗斯老师，如《时代》杂志编辑斯维特洛夫、《每日战讯》主编彼德斯……</p><p class="ql-block"> 在塔斯社上海分社，草婴曾经与分社社长，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汉学家罗果夫的办公桌面对面。两个人除了工作上互相配合外，还有不少生活中的亲密交往。 </p><p class="ql-block"> 那时，傅雷也经常给《时代》、《每日战讯》等业余译稿。傅雷生性耿直、爱憎分明，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嫉恶如仇。姜椿芳请傅雷翻译一些有关欧洲战场的电讯稿，傅雷一口答应了。傅雷提供的电讯稿，主要靠他收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然后记录下来，再翻译成中文。草婴经常受姜椿芳的委派到傅雷的家中取稿，那时傅雷居住在石门路上的巴黎新村。面对比自己小15岁的草婴，已过而立之年的傅雷非常和气。</p><p class="ql-block"> “时代大学”给了草婴丰厚的养料和磨砺的机会，通过翻译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电讯、通讯、特写稿件，他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