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韩桥煤矿

麦芒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伟人的这段话，我在文革中有了新的体会。真的没有请客吃饭，但是文章是做的很大。时有暴乱。一个派别组织推翻另一个派别组织的行动是常态。

“文革”初始那年我十二岁，由于生活学习乃至以后工作都在这南北长不过一公里（新东门到老东门），东西则就更短了些（新东门到电厂门口）也就是四平方公里左右的的夏桥矿井范围内。

正确的应该是韩桥煤矿夏桥井，因为64年夏韩两井已经合并，统称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矿部设在夏桥井，我所说的就是发生在夏桥井的一些“文革”轶事。

那时“停课闹革命”，除偶尔到新东门外树林里听罗耀的大鼓（肖飞买药）外，没事就在这地方游荡。记忆还有些滴。只不过有些是模糊的，有些则是清晰的。模糊记忆也罢清晰记忆也罢，反正都是记忆，就像戏文里唱的高桌子，矮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记忆中韩桥矿第一张大字报是夏桥医院一位医生写的，署名是胡一鸣。内容大概是炮轰打倒之类的，就贴在医院对面，那时医院还在新东门和老东门之间，和我们矿校挨着，那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一纸引来万报开，几天之内大字报便席卷了全矿，先是食堂前的画廊，在往后就是靠路边的墙上，后来再也贴不下了，便立起来柱子，搭起了架子，绑上了席子（真正是席卷了）。在上面糊起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先是打倒刘邓陶，三家村，四家店，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是一家一类的话题。后来是封资修，走资派，当权派的字样频繁出现，再后来便上挂下联了，大字报上出现了我们所熟知人的名字，x矿长是走资派，x矿长不顾安全用工人血块换煤块，x工程师是反动技术权威，xxx是国民党，xx是三青团员，xxx有海外关系。看的我们头皮麻煞的，这些平日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和蔼可亲的叔叔大爷居然是．．．也忒那么啥了吧。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张大字报是机电科的一位青工写的，标题叫:打狼的鞭子怎么打在了羊身上。当时不解的是鞭子不就是用来放羊的吗，用鞭子打狼不怕狼吃了你。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有内涵的文化人。后来这位文化人便调到了学校，到教室里对我们挥起了教鞭。

大字报随着“文革”的深入，内容越来越丰富，言辞越来越激烈，攻击谩骂无所不用其极，火药味越来越浓。尤其是1967年3月18日成立徐州市革委会以后（不到一年被3．1革委会取代），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支派和踢派，分别以狗和驴为代表形象。规模较大的有“造反兵团二团”，“红工总十三团”。这些组织似乎和市里组织有隶属关系。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组织，如：“五一战斗队”，“二七战斗队”等。直至夏桥关井后老机电科办公楼西侧电线杆上还有三块并排着的铁牌子，只是锈迹斑斑，早已不见了当年的风采。连学校的老师也分别成立了两派组织，分别叫“红教工”和“红育兵”。那时候似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派别倾向。有的直接参加了派别组织，跟着y司令，或者w司令旗帜鲜明的“造反”，像我们这些没有资格参加组织的孩子们也随着父母的派别时不时的表现出来。当然也有一家人分为两派同室操戈的。

　 武斗在夏桥井好像没发生过较大规模的事件，倒是韩桥井68年发生过“9.8”武斗事件，听说还死伤了人。发展到后来有一派不敌另一派的势力，被赶到了马山营房，到部队寻求保护了。

大字报你刚贴上，马上被别人覆盖，后来有人便在下端注明保留十五天，或者保留一个月违者必究等字样。然而无济于事，照样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来有人发明在大字报题头写上毛主席语录，在报尾写上毛主席万岁等字样，这样一些人就不敢随意覆盖啦，但好景不长，很快有人就想出了对策，仅覆盖中间内容部分，头尾保留，反而省却了些许纸墨。真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是在新东门里路两边，食堂门前，洗澡堂也就是矿办公楼那片区域。大字报一层一层好厚好厚，好像过去做鞋糊的拷子，这也为我们家烧鏊子烙煎饼提供了薪火支持，把别人撕下来的大字报抱回家，用来烧鏊子，这家伙一如它包裹着的内容一样激烈，火候不易掌控，后来便弃用了。

　　大串联运动也没有忘却我们这个远离京城的煤矿。记不得是六几年了，反正是一个冬天，红卫兵串联来到了我们矿，他们打着红旗，记得有北京航空学院的，有南京工学院的还有其他一些院校的等等，胳膊上带着印有“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有“卫东彪”等字样的红袖章。黄绿军装，黄挎包，红宝书是他们的标配，他们在食堂门前撒过传单，背诵过毛主席语录，跳过“忠”字舞。也曾以“这次战斗现在开始”为开幕词的演出过。无论带着什么袖章的红卫兵但是有一首歌似乎是他们共同的兵歌。那就是《造反有理》，那激情的歌曲加上最后几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近乎声嘶力竭叫喊。实在是令人热血沸腾。我想当年跳“忠”字舞的红卫兵，很多人已变成了现在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忠”字舞为他们今天的广场舞奠定了基础。

　 红卫兵来矿的战果也搜出了一些“封资修”的东西。食堂西边有几间洋房子曾作为军管会的驻地，收缴上来的“四旧”堆放在这里。有封面是美女的画报，有泛黄的书籍字画和黄历，有黑色的胶板唱片，有佛龛，还有几件老式几案。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堆麻将牌，一面是竹子，一面是骨头的那种。只不过那时有支左的解放军看管着，没能拿上几件，这些东西如果现在拿到北京潘家园文玩市场，准能卖个好价钱。

为接待这些远道而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待这些造反的红卫兵小将，矿上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地点就设在图书馆阅览室，还安排了一位朱姓干部担任站长。大屋中间放上一个大铁炉子，支上通天炮烟囱，烧的都是好炭，很是暖和。由于离家很近，我便经常去讨要传单，顺便蹭点温暖。就这样一拨走了，又来一拨，像走马灯似的持续了一段时间。

“文革”愈演愈烈，由初期的纸上谈兵，逐步升级到面对面的批斗，先是一些矿级干部被揪了出来，戴上高帽子在俱乐部批斗，削职罢官，下放到基层劳动。后来发展到一大批中层干部也被打倒，矿长书记抱着扫帚扫马路，计划科长去㧾炭，区队主管成了猪倌。可能是大家平时都很熟悉，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吧，到没看到那种激烈的批斗方式。大多是面对着造反派站立低着头。听造反派们控诉着莫名其妙的罪状。时不时的还有口号响起。再后来感觉光抓革命不行，还要促生产，根据工作需要，分先后一批一批的站了起来。食堂门前的标语也由原来的打倒走资派xxx，变成了欢迎xxx站起来闹革命。

　 大辩论也是“文革”的产物，记忆最深刻的是在食堂门前一个很高但很瘦的科室人员和一个较矮胖的人在辩论，(知名不具噢)。他们分别持踢派和支派观点，辩论的内容已不记得了，但他们二人就像是舞台上说相声的马三立和马季那样，站在一起很是有喜感。似乎嫌面对面的大辩论受众太少，于是两派便在各自占领的据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隔空开始了叫骂，于是矿区的上空整天回荡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粉碎x派的阴谋诡计”。一时间工友变成了战友，称呼变了，随之对应的是机构名称的配合，区队变成了连队，班长成了排长，区队长成了连长，书记成了指导员。矿上也有了政治处。大家都过了一把当兵的瘾，圆了参军的梦。

为避嫌也为赶时髦，改名热也波及到了个人，什么“卫东、红卫、向阳”之类的名字多了去了。一些与走资派的名字相似或谐音相同人的名字便顺应时代的潮流改了。我们一个同学便将名字的最后一个m字改成了“德”，一字之改，就完成了外在美与心灵美的置换。

集会游行也是“文革”的标志，我参加的最大一次集会是3.18徐州革委会成立。那时矿上组织去徐州参加大会，我跟着大人天没亮就坐上停在六道房西边运煤的火车皮，春寒料峭，车上只有几张苇席，一路上冻得直跺脚，到徐州下车后，随着人群往老体育场赶，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大会已经开始了，已经不让进了，只好爬上云龙山的西坡，远远的眺望会场。看那红旗招展，听那锣鼓暄天。也后悔了，因为没看到飞机到贾汪撒传单。

游行是经常举行的，“5.20”庄严声明，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些都是游行的理由。比现在朝鲜阅兵集会频繁的多。届时大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最新指示，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经久不衰的歌曲。紧接着各单位便在英雄台前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下集合，敲锣打鼓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开始了新东门出老东门进的绕矿一周游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工会的锣鼓了，大鼓架在三轮车上，擂鼓人站在车上，舞动双臂拼命的敲。两人抬着一面大芒锣，哐、哐的声音像是在立起的湖面，被人投下一颗石头荡起的涟漪，一圈一圈的散去，传出好远好远。

每逢此时就是小孩子特高兴的时候，他们早早的站在路边，等待游行队伍经过时去要他们手中的三角小旗，有时为了得到一面喜欢的小旗，尤其是偶而有几个电光纸糊的小旗，那可是极品呵，他们采取全程紧跟的战术，直至拿下。颇有现在一些年轻人在街头劝老头老太参加健康讲座的劲头。旗帜多了，他们也进行筛选交换，颜色，内容，品相都是交换的筹码。最终这些小旗都成了烙煎饼的柴火，小竹竿在火中不时发出爆裂声，那是它们使命的最后呐喊。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爆竹。

　　置身矿区，置身“文革”漩涡中，你就不能独善其身，停课闹革命期间，有那么几次我也曾跟着长我几岁的同学从他父亲那里拿来一卷灰色的纸条，（后来才知道那是化工厂用来卷炸药的）。在四号库一带刷写“x派必胜，打倒x派“之类内容的标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的是写标语的纸张，每次只胡乱写上几幅，便将其余的纸中饱私囊，用来提升我们擦屁股的档次。

真正意义直接参加有“文化”的革命就是参加工作后“批林批孔”运动了。我们这些初中没毕业的学生，居然担负起单位读报，出黑板报这样的口诛笔伐重任。记得最搞笑的是一位老师傅的几个经典段子，听到林x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时，他嘿嘿一笑说：他还笑话孔老二，他自己秃头败脑的，长得也不咋地。有那么一句:我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口号。他犯愁了，说记在脑子里好办，这融化在血液里不好弄，总不能掺盐水里往血管里打吧。呵呵呵，搁现在来说他真是个有才的段子手。

1970年“复课闹革命”以后，我们也成立了组织，叫“红色少年团”大概我们年龄比红小兵大，又比红卫兵小，所以才叫此名吧。我也和同学一起受老师之命，在食堂或澡堂门口追着工人，教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是最容易学的。

为贯彻毛主席“深挖洞”的指示，我们也在家门口挖过防空洞，既是门里出身，又有技术指导，居然挖的有模有样。

70年也响应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号召到跃进井半工半读。每月六块钱的补贴，那可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1971年的9月我们一帮男女同学摇身一变，变成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穿上工作服很是得意，要知道我们那时大都才十六，七岁，男女都在300米地下的采煤工作面战斗着。那时没有劳动法，也没有童工一说。一些身材比较矮小的同学工作服裤子都能提到腋下，硬是把工作服褂子穿出了风衣的效果。柳条帽一低头变成了面具，穿上胶靴就像脚踩两只船。我和一部分同学被分配到采煤十连在反修井，另一部分被分配到采煤五连在反帝井。我们出的炭负责烧死苏修，烧死美帝的任务就交给那部分同学了。不对，此时应该叫战友啦。

我最后一次参加“文革”运动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韩桥七．二一大学的同学一起，穿上煤矿工人的全部行头，背着矿灯，在淮海路上走着。代表煤矿工人参加徐州市各界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这次活动意味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我想今后不会再有这种全民为之疯狂的的运动了。因为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一些人学会了冷静，一些人麻木了，还有一些人没有了信仰。冷静是进步，而失去了信仰则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