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赌王阿山”的道德困境与生存智慧（田耘老师）

戴尔

在赣南群山环绕的西坑村，阿山的名字与“赌王”称号紧密相连。这个白天睡觉、夜晚出入赌场的中年男子，以其精湛的赌术赢得了乡民的敬畏，也以其慷慨大方获得了村民的尊重。

他的一生，犹如行走在道德钢丝上的表演，既颠覆了传统乡村的伦理规范，又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乡村的共同体价值。阿山这个人物之所以引人深思，正是因为他身上体现出的复杂道德维度，打破了我们对乡村人物非善即恶的简单想象。

阿山的赌徒身份与他的善行义举形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在集体生产时期，当其他村民“扛着锄头、挑着粪桶，顶着烈日，淋着风雨”辛勤劳作时，阿山却凭借赌术过上了相对优渥的生活。他不仅未因不事农耕而“饿死”，反而“一身干净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油光发亮，脚蹬皮鞋，穿着那时稀罕的尼龙丝袜”。这种背离传统农耕伦理的生活方式，本应使他成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然而，阿山通过将赌博所得重新注入乡村社会，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救赎——“村里修路，他捐了一大笔钱；重修祠堂，红榜上他的名字排在前；后来村里设立奖学助学基金，资助孝顺老人的活动，他都是领头人之一”。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使阿山在乡村道德体系中获得了特殊位置。

在阿山的价值体系中，我们看到了实用主义伦理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超越。他对赌博有着清醒的认识：“赌钱不是正道，但钱本身没有正邪之分。”这种将手段与结果分离的思维方式，使他在赌博这条非正统道路上走得心安理得。更值得玩味的是，阿山对自己行为的道德矛盾有着充分的自觉性。他向晚辈吐露心声：“我这一生，看似风光，其实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赌博这东西，赢了钱，输了钱，其实心都会不安。”“我请客吃饭、捐钱修路，不过是想买回一点点心安。”这种自我剖析，揭示了一个游走于道德灰色地带者的内心挣扎。

阿山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态度，进一步丰富了他的道德形象。作为靠赌博谋生的人，他却严禁儿子涉赌，甚至因小儿子武生参与赌博而将其“捆在祠堂的柱子上，抄起牛梢子……狠狠地抽打”。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体现了阿山对赌博本质的深刻理解。他向晚辈解释道：“我们那个年代，穷山沟里，除了种地，没什么出路。我发现自己有这本事，就走上了这条路。但我知道这不是正道，所以不能让儿子们再走。”这种清醒的认知，使阿山超越了单纯的赌徒形象，成为一个具有远见和自省能力的父亲。

从乡村社会的视角看，阿山这类人物的存在，反映了传统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调适过程。在资源匮乏的山村，生存智慧往往优先于道德纯粹性。阿山之所以能被乡村社会所接纳，不仅因为他的慷慨，更因为他的行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村民们对阿山的接纳与尊重，体现了乡村伦理的实用主义面向——对人的评价不仅看其谋生方式，更看其对社区的实际贡献。

阿山的人生轨迹也映照了中国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变迁。年轻时，他在周边乡村的赌场上叱咤风云；年长后，他见证了“现在的赌场都变了味，年轻人不讲规矩”。而他的两个儿子在城里安家，则代表了新一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阿山拒绝离开山村，“我阿山是山村里的人，离不开这片土”，这种坚守与变迁的对比，勾勒出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图景。

“赌王阿山”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它呈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阿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楷模，也不是简单的反面人物。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矛盾与统一：他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却以正当的方式使用部分财富；他违背主流道德规范，却坚守着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他在赌场上冷酷无情，在生活中却慷慨大方。这种道德上的复杂性，恰恰使这个人物形象饱满而真实。

在当代社会，我们习惯于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而阿山这样的人物提醒我们：真实的人生往往游走于灰色地带。对阿山而言，赌博既是生存手段，也是道德负担；慈善既是社区责任，也是赎罪方式。他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个体的道德选择往往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在有限可能性中寻找最优解的实践智慧。

阿山去世时，“全村人都来送行。送葬的队伍很长，除了村民，还有不少陌生面孔。一问才知，是周边乡镇曾受阿山帮助的人，或者曾与他赌桌上交锋的对手”。这隆重的送别场面，是乡村社会对阿山复杂一生的最终评价——既认可他的善行义举，也包容他的道德越界。在渐渐远去的乡村记忆中，阿山不只是赌桌上的传奇，更是一个在道德困境中努力寻找平衡的普通人，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殊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乡村智者。

阿山的故事，最终超越了赌博本身，成为关于生存、道德与人性复杂性的深层思考。它告诉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简单的道德标签往往不足以概括其完整的人生；在理解一种生活方式时，我们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

阿山的生命轨迹，既是个体的独特经历，也是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其中蕴含的道德困境与生存智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