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车间人事员的日子

KLRS

一九七七年，从知青变成领导阶级一员的我，仅工作一年多就被无端地卷入到两位顶头上司——正、副工段长的权力纷争之中。正受着排挤打压、充当替罪羊角色、郁闷的无处排解的时候，忽然被车间领导点名借调到车间帮忙。

当时车间有两名人事、福利员，一名休了产假，另一名也在怀孕中，急需力量支持。

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调到车间的。这对正焦头烂额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至于车间领导为何从四百多人的青工中选中入厂最晚，年龄最小的我，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

在车间工作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厂子分家。根据生产需要，原来的工厂一分为二，变为两个厂；我所在的车间也变成三个车间。占尽天时、地利的我，顺利地补缺为一个车间的人事员。成了一名正式的以工代干（那时没有正式干部编制）。

车间人事员是除了车间书记、主任之外的“第三把手”，是个很“占圈”、令人羡慕眼红的岗位。当时不少的人都用嫉妒和怀疑的目光盯着我，质疑我的能力，以为我是走后门上来的。

经过几年农村的锻炼、又刚从尔虞我诈、身心疲惫旋涡中上岸的我，十分珍惜这从天而降、来之不易的机会。心里想着一定要尽力把这份工作做好，不负提拔我人的栽培和厚望。

上任后的第一时间，我就把全车间二百多人的工种、工资等级、政治面貌、家庭住址、婚姻状况等自然情况建档立卡。

当时车间的技术工种有：电工、钳工、电焊工、熟练工种有：天车工、钢坯整理工（下面还细分了很多二级工种）、火焰清理工、保管员，设备员、材料员等。工资等级也按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从一级到七级不等。

认真详细地做完这项工作后，全车间二百来人的名与人，我几乎全对上号了，对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也了如指掌。车间领导随便问起哪个职工的情况，我都能对答如流。凭着热情的工作态度和认真地做事风格，还有一手当时说得过去的字（那时人们比较重视写字），上任伊始，我就得到了大家初步的认可。

工资是那个年代每个职工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做工资表也是人事员每月工作的重头戏。那时的工资表上有：基本工资、奖金、活工资、煤粮补贴、高温费、通勤费、夜班费、保健费（分甲、乙、丙三等）副食补贴、独生子女费等十多个项目。看着繁琐，但只要把表上的各项累加后，保证表中勾稽关系准确无误就完事大吉。很简单，但却关乎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和差错。因此工资表做的好坏也体现了人事员能力、水平的高低。

有点小骄傲的是，在经常有人事员把工资表做不平、需要反复修改的情况下，我的工资表却从没错过一次，经常被财务科的同事表扬，并列为免检报表。

（和同事出差时的照片）

做车间人事员期间，遇到一些模棱两可的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和规定，我都尽量的人性化去处理。

车间库房保管员原工种是钢坯整理工，工资比保管员高，但需三班倒。任保管员就上常白班了，但要降低工资、取消保健费、高温费、夜班费等待遇。她觉得得不偿失，就不想干了，而车间还需要她这个认真负责的人。出于对车间工作和她个人利益的考虑，我建议车间领导保留她原来的工资，但不再享受各种待遇。这样既不用惊动厂人事科，又对车间工作有利，没占国家的便宜，保管员也能接受。车间领导采纳了这个皆大欢喜的建议。

在遇到弱势同事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我会用手中小小的权利给予坚决的保护。

车间下辖有个业务班，负责统计全车间每天出库、入库钢坯的型号、数量等业务。班里有5个人，都坐在办公室做统计台账工作，工种都是钢坯整理工。可业务班长却给一名老实巴交的女同事安上统计员头衔，说她是干部岗位，不该享受每月5元钱的保健费待遇。

当时衡量干部岗位（以工代干）的标准是以组织部门是否认定并记录在案为准的。这名女同事从来就没被组织部门认定过，统计员称呼纯粹是业务班长“强加”给她的。

她享受的是丙级保健——每月5元钱，几乎相当于当时的一级工资，抵得上现在500元。对指望工资过日子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我没有当面拒绝业务班长的提议，做工资表时，我也没取消女同事的保健待遇，心想等车间领导过问了再说，之后业务班长再没提过此事。

退休后与这名女同事相遇时，她说，我离开人事员岗位后，业务班长又向接任的人事员提出同样的建议后，她才知道了此事。那天泪眼汪汪的她，不停地对我当年维护她合法利益的事儿表示感谢。

离开人事员岗位后，自己常对那段工作经历进行反思。虽然当时自己的能力、水平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认可（厂财务科和团委都想调我去工作），但由于年轻，阅历和经验不足，工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隐患和纰漏，尤其是每月开工资的时候，真是让我后怕不已。

那时，财务科每月取回工资按车间、科室分完，再打电话通知取钱时，都是中午时分了。

为了尽快把工资发到职工手里，从来不愿麻烦别人的我，每次都饿着肚子，一个人背着敞口的工具袋到财务科去取钱。

当时我所在的车间离厂部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必须经过一座高大、僻静的厂房。厂房内全是一摞摞高达两米左右的钢坯垛。那里白天很少有职工逗留，厂房旮旯处、钢坯垛后面常躲着不怀好意的施工人员（厂子还在筹建期），在女同事经过时，故意发出动静进行骚扰，还有的流氓故意把裤子褪到膝盖下面，吓得女同事都不敢单独经过厂房。

一次，一个上夜班的女同事就被人反绑着双手，嘴里塞上了东西。她就这副模样走进了厂办公楼，用脚踹响了亮着灯的办公室的门，才被值班人员解开绳索。

为了安抚这名女职工，在一九七九年百分之四十职工涨工资时，没多少希望上涨的她，被厂里特批了一级工资。

听说这些事儿后，我也很害怕。再经过厂房时，紧张心跳的两眼不敢旁视，每次都连跑带颠的快速通过。

（和同事游玩时的照片）

幸运的是，这胆颤心惊的一幕我一次也没遇到。时间长了，胆子慢慢就大了。看到别的人事员取工资时都有“保镖”护送，心里还觉得多此一举。

当时车间二百多人的工资有一万四、五千元，装满了整个工具袋。每次我都把工具袋斜背在肩上，用双手抱着装满钱的大袋子，大摇大摆地走过危机四伏的厂房。甚至在怀孕的九个月里，我也一人挺胸腆肚地去取钱。

清楚地记得，因没料到我那“急性子”的儿子会早出生半个月。产假前，我一天也没歇过，最后一天就是在发工资中度过的。

那是三伏中最热的天气，当我满头大汗，用笨拙的身子抱着一大袋子工资被一位年龄稍大的同事看到时，她忍不住说道，小L，你太让人心疼了。当晚我就进了医院，折腾了一夜后，儿子出生了。

多年后，一想起自己单枪匹马取工资这事儿，就不寒而栗！当时一旦工资出了问题，那将是自己根本无法承受的灾难，有多少张嘴都自证不了清白。可那时头脑简单的我，只沉浸在因自己的付出，同事们会及时拿到劳动报酬的喜悦、自豪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严重的问题，没有一点儿防范意识。真是初生牛犊，无知无畏，有点儿“二百五”。

我儿子出生后，车间领导和同事们在工作中对我的照顾和宽容，让我多年来一直心存感激。

当我休完一百天产假带着孩子上班时，不知为啥老想哭。近些年才明白，我那时可能患了轻度的产后抑郁。

记得第一天把孩子送到厂托儿所后，很快到了上岗时间，可我却怎么都舍不得离开儿子。看着那么幼小的他被扔在托儿所那无依无靠的可怜样儿，心里就像万箭穿心，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很长一段时间，一有孩子入托，孩儿妈舍不得孩子而痛哭时，我都会跟着哭一场。

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托儿所待上五、六个小时。车间领导和同事们很体谅我，除非有迫不得已的事儿才会去找我。

就这样混了足有一年时间。我想老这么吊儿郎当地工作，心里实在愧得慌，对不住车间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但孩子才一岁，家离单位又那么远，实在做不到心无旁骛地去工作。考虑再三，我决定调入一个离家近点儿单位。

临走那天快下班时，车间主任还用以往的口吻对我说，写个通知，让愿意竞聘人事员岗位的职工参加考试，择优聘用。

我含着眼泪写完这个通知后，大家才知道我要离开了。顿时，依依不舍的表情、温暖人心的话语便包围了我，感动的我都不想走了……

也许是那时年轻，容易满足，也许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当车间人事员是我工作最顺利；同事关系最融洽；心情最舒畅的六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六年，也是我一直非常怀念的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