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涨工资，不是如今每年的普度众生，而是几年才有一次的晋级机会。其方法是层层按人头比例分名额，再由所在单位采取自报公议的形式来评定。</p><p class="ql-block"> 1977年，我作为县里第一批公考的国家干部被分配到垅坪公社，第一次见证了评工资的全过程。年底了，县里分来了六个工资晋级名额，公社杨会计把这一消息张贴在食堂门口的板壁上，开餐时，周围围了一圈人，有人伸长脖子看，有人小声议论，还有人好像事不关己的站在一旁默默的抽着烟。</p><p class="ql-block"> 开会的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了，不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二三十号人。书记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次涨工资，总的原则还是发扬风格，照顾困难户，形式上也还是自报公议。</p> <p class="ql-block"> 所谓自报公议，就是自己说出涨资理由，再由大家来评议，最后由党委审定上报。一阵沉默之后，最先站起来发言的是公社管委会田副主任，这个平日里不温不火的转业军人，此时涨红了脸、结结巴巴的说着家里的情况：妻子常年生病，四个孩子有一个得了脑膜炎，五口人挤在两间土坯房里，每年农忙时都需他请假回家料理农事。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几乎低沉得听不见，粗糙的双手不停的搓揉着褪了色的中山装衣角。</p><p class="ql-block"> 接着是财会辅导员曹会计自述理由，他说，我家那口子精神有问题，已得病多年了，不能下地干农活。16岁的孩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仿佛地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说完便匆匆坐下，好像多说一句话都是一种罪过。</p> <p class="ql-block"> 会议室里的气氛渐渐热络起来，有人提议应该优先考虑“半边户”（一方是公职人员，一方是农村户口），有人说要照顾家里有病人的。我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妇女主任龙大姐，她虽然不是半边户，但三个孩子上学，丈夫因病躺在床上几年了，全靠她一人照料，她一直低着头，始终没有勇气站起来陈述涨资理由。</p><p class="ql-block"> 经过一番发言评议，六个名额终于定了下来。就在书记准备宣布散会时，胡副书记突然站了起来，这个50岁出头的老领导，分管着公社的社办企业，一米七几的个子，背稍有些驼，两鬓已现白发，他不疾不徐却很清晰的说道：“黄书记，我刚才和杨副书记商量过了，我们两个的名额让出来给更需要的同志。”</p> <p class="ql-block">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这不合适吧？你二位都五年没涨工资了，”书记有些为难的说。“我们老了，”杨副书记接着书记的话说，“孩子们都成家了，负担比他们小，紧巴着过吧。像妇女主任龙克玉同志，一个人要管小管老，真不容易。”听到这，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转头看向龙主任，只见她死死的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落下来。 最终，让出来的两个名额落在了曹会计和龙主任两人头上。</p><p class="ql-block">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听着窗外梧桐树叶的沙沙声，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田副主任说起他妻子和孩子生病的声音，想起曹会计盯着地面的眼神，想起龙主任拼命忍住的泪水，更想起胡、杨两位副书记高风亮节的精神境界。</p> <p class="ql-block"> 很多年过去了，如今涨工资再也不用自报公议了。可每当我路过那个早已物是人非的公社大院，看见那棵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的梧桐树时，总会想起1977年那个冬天的工资评议会，会想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竟有人把到手的利益主动让出来的神情。我也总在思考，为什么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可人的思想境界却有点不如昨日呢？</p><p class="ql-block">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几年才能涨一次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但我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确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同志”，什么叫“阶级感情。”</p><p class="ql-block"> 梧桐树老了，当年的那些人大都己走了，但有些东西就像那棵梧桐树，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在时光的长河中闪闪发光。</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图片源于自拍十网络</p><p class="ql-block"> （回忆录连载之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