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名城撒马尔罕（续）‍秦江水（10-2）

法律与人生

【随笔】

走近丝路名城——撒马尔罕（2）

刘艺工 撰

3 阿夫罗夏伯博物馆与盛唐气象

阿夫罗夏伯（Afrasiab）博物馆，又称撒马尔罕历史博物馆，是了解粟特文明以及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绝佳之地。这里的阿夫罗夏卜壁画不仅描绘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展现了中国盛唐的气象。作为研究撒马尔罕这一“丝路十字路口”的重要窗口，博物馆里的壁画与文物直接印证了中亚与唐朝的密切往来。

撒马尔罕历史博物馆建成于1970年，坐落于小城阿夫罗夏伯的东南部。阿夫罗夏伯是撒马尔罕最古老的城区，其历史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1220年3月城区被蒙古军队摧毁。靠遗迹保留而建的阿夫罗夏伯城，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博物馆的展品有两万多件，主要是阿夫罗夏伯古城考古发掘的文物。其中7世纪的“大使厅壁画”描绘了来自中国、突厥、朝鲜等世界各地的使者形象，称得上是稀世珍品。展厅有两层，一楼主要内容是古城变迁史（早期粟特至帖木儿时期），二楼主要是文化交融主题，内容涉及商贸、宗教、艺术等领域。博物馆有大量粟特文物，包括9世纪粟特文商旅手稿、波斯-中国混纺地毯，展现撒马尔罕作为丝路枢纽的贸易与文化。

博物馆最核心的展品是阿夫罗夏伯壁画，即“大使厅壁画”，描绘了各国的使者形象，特别是武则天乘坐龙舟及唐高宗狩猎场景，都是中国丝路文明的珍贵见证。

阿夫罗夏伯壁画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5年，苏联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城北的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进行勘探时，意外探查到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揭开了粟特王宫的神秘面纱。经过六年的持续发掘，这些壁画得以重见天日。部分壁画因1220年蒙古军队攻陷撒马尔罕时的大火而损毁，但齐腰高的下层画面因墙体保护得以留存，矿物颜料依然鲜艳。苏联专家采用特殊黏合剂加固颜料层，将约40平方米的壁画分块迁移至阿夫罗夏伯博物馆。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些壁画，就成为研究7世纪欧亚大陆文化交融的“视觉实证”，被誉为“活的丝路历史”。

壁画四壁分别呈现了唐朝、波斯、印度和希腊的文化元素。壁画主要描绘了中叶粟特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包括西壁“万国朝觐”场景：展示了唐朝使节头戴进贤冠、手捧蚕茧的形象，并配有粟特文题铭“来自东方大唐的使者”，直接印证了粟特与唐朝的密切往来。这是目前唯一的通过图像与文字互证粟特与唐朝官方往来的实物证据。蚕茧这一壁画细节，暗示了丝绸贸易在双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印证了《新唐书》中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即远赴他国”的记载。关于唐朝与撒马尔罕的交往，国内文献曾记载：公元637年，即唐贞观十一年，长安城迎来了一位来自撒马尔罕国的使者，以及他带来的一件特殊的贡品—— “大如鹅卵，其色如金”的黄桃，唐朝人把它称为“金桃”。撒马尔罕的金桃寓意古丝绸之路和平与繁荣。

北墙描绘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坐龙舟的场景，反映了中原帝国强大的皇权。关于唐高宗猎豹场景，结合《唐会要》记载的康国献豹传统及唐高宗狩猎爱好，壁画中唐高宗被描绘为在上林苑狩猎的形象，骑马射猎豹的场景。考古学者康马泰认为，这一画面是唐高宗的畋猎活动，展现了唐朝皇室崇尚狩猎的传统。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宿白教授认为，猎豹者是唐朝使节，而不是唐高宗本人。关于武则天龙舟场景，武则天身形巨大，坐在龙舟上向水中投掷粽子（或为端午习俗），周围鱼群环绕，龙舟下有怪兽、荷叶等细节。场景推测为武则天乘坐龙舟，是由学者张同胜提出，他认为这一画面结合了唐朝宫廷生活与中亚文化元素，反映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这副壁画是中国本土以外唯一存世的唐代端午节图像。

南墙为萨珊波斯王出行祭祖仪式，体现波斯锁罗亚斯德宗教传统；东墙则融合印度英雄史诗与希腊天文学图像，展现粟特人对异文化的包容性。

壁画由粟特画家创作，但带有鲜明的唐代绘画元素，如端午节与波斯新年的重合场景，是粟特文化对多元文明的吸收与融合的反映。有学者认为，这些壁画展现了粟特人“以撒马尔罕为世界中心”的世界观。使节队列中出现的双峰骆驼、米底人紧身裤、犍陀罗长矛等物品，揭示了撒马尔罕作为“丝路十字路口”的贸易盛况。粟特人通过整合东西方商品（如中国丝绸、波斯金银器、印度香料），构建了横跨欧亚的商业网络。通过文化符号而非地理比例表现“万国来朝”，反映了粟特人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知，凸显粟特作为商业城邦的独特性。不仅是欧亚大陆互动的“活化石”，更揭示了粟特人通过艺术重构丝路文明交融的历史记忆。

粟特人的祖先是月氏人，最早生活在祁连山昭武城（今甘肃张掖市临泽县），后为匈奴所破，迁徙到中亚的粟特地区，分为多个小国，其王均以昭武为姓。历史上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主要就是粟特人，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康国和石国都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通常称为“昭武九姓”，中国隋唐时期，在中亚的沙漠绿洲形成了“昭武九姓”国，包括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国。粟特人熟悉丝绸之路，世代善于经商。唐中叶平定西突厥后，这九个国家便臣服于大唐王朝，划入康居都督府，归安西都护管辖。随后不少粟特人长期在中原生活，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与中原汉人融合，部分粟特人还在朝廷担任官职。而其中的几个国家，康、史、安、曹、石、米、何等成为中国一些姓氏的起源。即今天姓康、史、安、曹、石、米、何的汉族朋友有可能其祖先就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同时，粟特人也是维吾尔族与回族等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

4—8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实力，但通过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贸易与翻译活动，深刻地影响了沿线各文明的生活方式、艺术时尚和宗教信仰。建立的商业网络横跨整个亚洲，经由其手，“印度的宝石，西藏的麝香，北方草原的珍贵毛皮，撒马尔罕的金桃，这些令人垂涎的奢侈品在欧亚大陆上畅通无阻”。

粟特商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建立的独特商贸运营机制。他们组织商队，成立商业家族与贸易据点，建立信用合作机制，形成了一套高效而可靠的商业系统。不仅垄断了陆上的香药与丝绸贸易，还通过转运、接力等方式将商品贩运到各地，赢得了巨大财富。6世纪是粟特贸易的辉煌时期，跨地区奢侈品贸易使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财富急剧增加，城市建设蓬勃发展。

粟特文化对唐代中国的影响尤为显著。粟特人的音乐和舞蹈曾经在唐朝风靡一时。现存的唐胡腾舞俑再现了“胡旋舞”中的经典动作。这种源自中亚的舞蹈在唐朝宫廷和民间都极受欢迎，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粟特人的金银器加工技术同样高超，如“山羊雕刻镀银水杯”采用雕刻、镂空、镀银等多种工艺制成。这些精美的金属工艺品不仅满足了实用功能，也是粟特艺术审美的重要载体。

唐代是中国与撒马尔罕交往的高峰期，双方通过丝绸之路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这一时期，撒马尔罕作为中亚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与唐帝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在经贸领域往来频繁，在文化、宗教、技术等方面的互动也日益深入。

唐朝与撒马尔罕（当时称康国）的政治关系始于7世纪中叶。唐朝在康居设置都督府，确立了唐朝对中亚的影响力，加强了与康国的政治互信，而这种政治互信一直延续到宋代。据记载，11世纪初，撒马尔罕是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首都，这一时期一个引人注目但鲜为人知的事件是其对中国宋朝（960—1279）的军事援助。当邻近的辽国和西夏国对抗宋朝时，应宋神宗之请，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200名贵族到中国。这支由纳杰尼丁·苏菲率领的军队包括7000人的军队和200名指挥官，以及7000匹马和骆驼，于1070年抵达中国，协助宋朝对抗外敌。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当时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

据记载，这个时期粟特和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粟特货币也仿中国的孔方币制成。中国的工匠们则“通过与粟特人的交流掌握了亚麻和羊毛地毯制作的精选工艺”。这种双向的技术交流体现了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也是知识与技能传播的桥梁。

技术传播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造纸术的西传。751年，发生在中亚的怛罗斯之战，不仅是唐帝国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巅峰对决，更成为造纸术西传的关键节点。唐军工匠被俘留用后，在撒马尔罕造出穆斯林世界第一张纸，从此改写了人类文明传播的轨迹。据考察，中亚古城撒马尔罕的一家造纸工厂，至今仍使用着8世纪从中国传到此地的造纸工艺。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当造纸术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后，纸作为国际性通用书写材料和出版载体，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唐代与撒马尔罕共同书写丝绸之路的文明篇章，双方在这种互动中各获其利，共同繁荣。撒马尔罕通过中转贸易积累了巨大财富，而唐朝则通过吸收中亚的文化艺术丰富了自身的文明内涵。这种互惠互利的交往模式，为当今的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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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艺工2025年10月19日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