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布莱希特：从耶稣、巴尔到施蒂纳、列宁与老子的信仰蜕变（书评）

敢夫

伦茨·普吕廷（Lenz Prütting）著《布莱希特信仰的蜕变：从耶稣到巴尔，再到施蒂纳、列宁和老子》（Brechts Metamorphosen im Wandel seiner Gläubigkeiten: Von Jesus über Baal zu Stirner, Lenin und Lao-tse）。维尔茨堡：柯尼希斯豪森与诺伊曼出版社（Königshausen u. Neumann），2022年版。

伦茨·普吕廷（Lenz Prütting）推出了一部关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鸿篇巨制。其较早版本（2020年于慕尼黑出版）的书名为《布莱希特的蜕变：从耶稣到施蒂纳、列宁与老子》。较新版本（2022年于维尔茨堡出版）则定名为《信仰转变中的布莱希特蜕变：从耶稣、巴尔到施蒂纳、列宁与老子》。在此处，若能添加一条编辑说明会大有裨益，用以阐明本次将要探讨的第二版除了一些明显的补充内容和标题修正之外，与第一版具体存在哪些差异——毕竟没人愿意费力去探寻这些不同之处。布莱希特在《巴尔》的各个版本中所采用的修改方式，很难适用于严谨的学术巨著。

普吕廷的这部作品并非又一部与扬·克诺普夫（Jan Knopf）或斯蒂芬·帕克（Stephen Parker）等人竞争的布莱希特传记。它并未遵循时间顺序展开，因此也没有按照时间线索进行合理的内容权重分配。它也不是一部涵盖所有体裁、内容完备的作品概述，布莱希特的散文作品在此书中未被提及。取代这些常规结构原则的，是一种基于“信仰”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思想倾向分析分类。“信仰”一词采用复数形式颇为罕见，但考虑到布莱希特被视为一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作家，这一用法又十分必要。其宗教内涵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有待阐释与评判。从耶稣到老子的这些名字，大致标志着布莱希特思想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也让读者期待一场跌宕起伏的思想之旅。经历了如此多的转变，布莱希特还能被视为一个统一的个体吗？或者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描述的，他仅仅是一只“颜色不断变化的变色龙”？歌德在其《植物的蜕变》中早已巧妙地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警示：“人类应灵活地改变自身既定的形态。”

在短暂的一生中，布莱希特经历了诸多思想阶段：从受虔敬主义影响的国家新教开端，到以圣经中的巴尔为象征的新异教思想，再到以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注：真名约翰·卡斯巴·施密特 <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1856年>，德国后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施蒂纳与蒲鲁东并列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其亦被视作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先驱。）为导向，最后在经历了一个“即便不是最不重要的，也绝不是在诗歌创作上最富有成果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后，转向老子的智慧以求超越。如此一来，他是否还能保持自身的“既定形态”？这种思想上的不断“觉醒宣誓”是否成为了布莱希特的核心特质——既源于自身且始终为了自身，同时又如同歌德所认为的动植物那样，具备灵活应变与持续发展的能力？作者始终以一种“衔尾蛇原则”与之相对：消耗、耗尽、挥霍、蔑视、毁灭、吞噬，所有这些行为都冠以“自我”前缀，其灵感源自蜡烛自我燃烧的意象，或是神话中蛇咬自己尾巴的形象。若从这一视角解读布莱希特，那么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的整体意涵都将受到质疑。布莱希特被塑造成一只只求生存的变色龙，别无他求。那么他所倡导的批判性介入思想又去了哪里？ 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即呼吁对世界进行实际改造的主张，在此只剩下了“阴暗的另一面”……

在普吕廷看来，布莱希特先后追随的伟大思想家起初包括马克斯·施蒂纳，其代表作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这一观点颇具独创性，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支持。难道是布莱希特对自己青年时期的这一思想源头感到羞耻，因此刻意隐瞒？这只是一种推测，或许能推动相关研究，但并不能证明布莱希特曾以晦涩的方式遵循过其中的因果逻辑。倘若布莱希特真的遵循过施蒂纳的此类准则——利己主义从不考虑牺牲或宽恕，它只会直白地宣称：我需要的，我就必须拥有，并且要为自己争取——又或是这一准则：“公共利益与我何干？公共利益并非我的利益，而只是自我否定的表面形式”。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必然需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而一套规范的社会团结概念必须涵盖以下维度：对自身及他人观点的主观态度、超越自我的实际行动、以社交网络形式存在的人际关系辐射范围、通过制度实现的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关于团结、多元与包容的相关讨论。施蒂纳并未从规范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从经验层面来看也极为混乱。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无法从自然主体性的原始类型中推导出来。人们或许会自发地救助不慎落入鱼塘的邻居，但面对心脏病发作的患者，更合理的做法是将其送往中心医院救治。

施蒂纳将个体对自身的支配力与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力对立起来，主张彻底的自我约束，即远离国家，在这种自我限定的范围内追求无节制的享乐。即便是当时的评论家也从中提炼出了“回归兽性”的口号。“若我将自身这一唯一者及其事务作为核心，那么我的事业便建立在转瞬即逝之物上，建立在创造自身却又自我消耗的会死者之上，我可以说：我的事业毫无根基。”施蒂纳以这种同义反复的同一性循环结束了自己的著作。尽管如此，将这种无政府主义与利己主义视角应用于解读布莱希特的《巴尔》系列作品仍具有重要价值，甚至有助于理解布莱希特本人对这部作品的不满情绪。

利己主义的激情、自我利用以及肉体欲望，在其同义反复的局限性与不断重复中令人感到厌倦，而当它随意摒弃所有现实、宗教观念、普遍思想及强制性道德准则时，便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在革命前的三月时期，这或许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情绪。但建立民主秩序或制度化人权的历史性斗争，绝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展开。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因此变得荒谬可笑。只有当独特性被视为种族或性别属性，并被推崇为身份认同与真实性的核心，凌驾于一切普遍准则之上时，这种将个体简化为其独特性与所有物的极端观点，才会作为一种思想潮流重新引起关注。然而，这些普遍准则正是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的基石，唯有通过直面矛盾才能实现。布莱希特在这一点上完全认同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同一性与矛盾的层级划分中指出，同一性只是“简单直接之物、僵死存在的规定”，而矛盾才是“一切运动与生命力的根源”。施蒂纳将这些普遍准则视为烦人的苍蝇，欲将其驱逐出去。人类被“束缚”或“固有观念”、确定性、习惯、法律、信仰规范所困扰——不如将这一切抛诸脑后，尽情享受眼前的烤肉吧。

康德在对“认以为真”的层级划分中，区分了意见、信仰与知识三个阶段。在普吕廷看来，布莱希特主要处于信仰阶段（按照康德的定义，即“主观充分但客观不充分”），且这种信仰呈现出复数形式的阶段性特征，如同一场难以解释的疾病反复发作。……“在经历了这段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的历练之后，他在‘教育剧’阶段又投身于一种新的信仰，但并未回归奥格斯堡时期早期抒情诗中那种虔诚的国家新教思想，而是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参与到《大合唱》的狂热创作中。这些作品以其偏执的态度，试图将全能、全在、全知等神性特质赋予政党集团及其领导人。”布莱希特被描绘成一种名为“社会神义论”的错误信仰的追随者——这一概念借鉴了莱布尼茨的“神义论”，按照康德的观点，它仅属于信仰范畴，绝不可能成为知识。伏尔泰曾对神义论的追随者大加嘲讽，在普吕廷看来，社会神义论的追随者也应遭受同样的讥讽……

“社会神义论”这一术语堪称概念怪物，更适合出现在叔本华式的诡辩修辞中：该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作为厌恶情绪的否定意味，而这种否定的合理性本应首先得到证明。但它却省略了证明过程，直接发起猛烈攻击，将对手击垮。布莱希特曾精准描述过……书写真相所面临的五大困难，并成功地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认可。

不过，书中仍有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关于老子。作者认为，尽管对布莱希特多有批判，但他对老子《道德经》的吸收借鉴仍值得肯定。“总的来说，若将老子的行为准则从个人层面延伸至政治领域，确实可以将其解读为对一切形式暴力的明确批判”（第435页）。这种对暴力的批判，自然源于作者对社会与政治进步的理解——他认为进步只能通过“进化的方式”实现，只能“通过无数微小的步骤”达成，同时要“避免一切形式的附带损害”（参见第435页）。而布莱希特则被认为经历了红色恐怖时期，沉迷于革命暴力的空想之中，甚至愿意将其付诸实践。……对暴力的批判也应谨慎考量其尺度与目的。讽刺与反讽正是布莱希特用于启蒙的有效文体手段。

尽管如此，老子的思想仍备受追捧。这真的会是布莱希特思想蜕变的最后一个阶段吗？作者认为，早在1920年，《道德经》就为布莱希特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启示”；布莱希特关于老子在流亡途中创作《道德经》的传说日益为人所知，这一传说诞生于1938年；直到如今，“好人”与“温和原则”的理念才开始渗透到他的所有政治行动中。然而，认为布莱希特始终处于信仰的不断转变与突然觉醒之中的观点，在此处显得尤为可疑。显然，布莱希特始终保持着歌德所倡导的“既定形态”，并在这一形态中不断“塑造自我”，而非不断扭曲变通。所谓的“觉醒”也从未真正发生过，更多的是从黑暗现实中汲取的惨痛教训。在那则传说中，布莱希特以富有诗意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思想：“流动的柔水 / 终能穿破坚硬的岩石 / 你要明白，刚强终将屈服”，但这一思想所处的历史背景却令人不寒而栗：布莱希特如同老子一般，在暴力与“胜利者”的逼迫下逃亡，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团结互助。面对一名海关官员，他心中默念：“啊，没有胜利者向他走来/ 他低声说道：‘你也是如此’”。回到欧洲后，布莱希特以《安提戈涅》为载体，再次为“温和原则”树立了一座丰碑。那么，在“信仰的转变”中，布莱希特的道家思想有朝一日也会消逝吗？

即便是布莱希特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既非一种觉醒，也非边缘性的信仰。这如同柏拉图或伽利略的求知探索，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好奇心，聚焦于当时一个既重要又难以理解的现象：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后来，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波动剧烈的肉类市场，其中的经济运作模式即便在今天依然存在，且难以捉摸。投机者囤积生活必需品操纵市场，至今仍在引发饥荒，却很少被视为一种可通过文学形式戏剧化呈现的暴力现象。布莱希特如何从这一现实出发，探索史诗剧场的可能性，相关研究已十分深入，其中包括扬·克诺普夫等国际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伦茨·普吕廷认为自己已经取代了这位被他视为“对布莱希特盲目崇拜”的学者。以柔水为象征的温和原则，面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这一坚硬的现实，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唯有像老子这样的哲学家，才会寄望于遥远未来的胜利。利科曾说过：艺术作品早已超越了创作者本身。

布莱希特是一只变色龙吗？格拉斯（Grass）在其戏剧作品中就曾探讨过这一问题。剧中，平民百姓试图效仿莎士比亚笔下罗马戏剧中的情节发动起义，而与此同时，柏林的建筑工人也在现实中展开了抗争。布莱希特是否应该签署一份向当局效忠的声明，从而背叛自己的戏剧实验？格拉斯让剧场导演布莱希特对“变色龙”这一比喻感到不寒而栗。人们对事物的评价理应是建设性的批判，而非刻意的懦弱屈服。

在《K先生最爱的动物》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之相对的形象——大象。它兼具谋略与力量。而变色龙仅有微不足道的小聪明，一种伪装的伎俩，仅能用来逃避追捕。大象则将其谋略与力量结合起来，用于伟大的事业。这正是布莱希特所推崇的智慧。变色龙的变色只是为了纯粹生存的小伎俩，而大象所代表的则是对抗巨大暴力的大智慧。如果布莱希特只是一只简单的变色龙，他就不必频繁地更换国家，其频率甚至超过了更换鞋子。变色龙从不需要流亡。当布莱希特从芬兰逃往美国途中，在瑞典被迫再次收拾行李，艰难地挑选为数不多可以带走的书籍时，他陷入了恐慌。难道他从库纳身上学到的智慧，不足以支撑他完成更多伟大的事业吗？库纳笔下大象的最后一个特质是：它为艺术做出了贡献——提供象牙，这也正是如今需要保护这一物种的原因。

《布莱希特的蜕变》这部作品，既是对布莱希特道家思想解读的一种告白，也是对其革命思想解读的一种贬抑。它以一种自发的“天生异教灵魂”的姿态写成，充满了乡村的、原始的、自然的气息，驱逐了所有世俗的“辩护者”——即所有为布莱希特辩护与代言的人。作品带着巴伐利亚人特有的粗犷斗争精神，执着地追寻着作为政治风格的“好人和温和原则”，并将所有“布莱希特崇拜者”打入但丁《神曲·地狱》中一个专属的炼狱圈层。相较于奥维德笔下的动物变形以及人神兽变形神话，我们更应将布莱希特定义为：一位掌握了救赎性阐释艺术的大师。



——YB摘译自《三便士手册》（Dreigroschenheft），2022年第4期，奥格斯堡：三便士出版社，2022年。作者弗兰克·D·瓦格纳（Frank D. Wagner），德国奥尔登堡大学文学与语言学系的德国研究/文学研究教授。原题为《布莱希特：一条变色龙》（Brecht als Chamäleon）。

Brechtian Crit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