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薪火（一）

练轻功的鱼🐠

马兰的风沙，渑池的征程

新疆的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罗布泊在西端静静沉睡。在这片“死亡之海”的腹地，马兰——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却是共和国核试验的摇篮。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父亲是马兰基地警卫团的军人，更是基地里人人皆知的英模。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清晨匆匆离去、深夜踏月归来的身影，有时一连数月，连他的面容都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他一年四季的绿军装上总带着戈壁的风沙，红帽徽、红领章却永远鲜亮如初。在我眼里，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父亲：大嗓门、脾气暴、打呼噜震天响……唯独那身军装对我有着魔般的吸引力。我常常趁他休息时，蹑手蹑脚地套上那件宽大的上衣，对着镜子，神气十足地敬一个歪歪扭扭的军礼。

十二岁那年，我刚进中学。文革的风暴越过天山，终于席卷了戈壁滩上这片最后的净土。父亲以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兼任了马兰永红中学的校长——那校名还是聂荣臻元帅的亲笔题字。校园里，我们这些基地子弟很快分成了两派，用墨水互泼，用桌椅筑起壁垒，将课堂变成了战场。

秩序在顷刻间崩塌，授课难以为继。不少教师跑到父亲的办公室哭诉，声音里满是委屈与恐惧。当晚，我挨了有生以来最狠的一顿打。第二天，父亲宣布全校停课三天，立即召开家长会。礼堂里，他看着台下清一色的军装，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咱们在这戈壁滩上吃苦受罪，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个更好的明天吗？”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连长揪着儿子的耳朵厉声训斥，团长按着孩子在膝头打屁股，师长让娃儿们面壁思过。在这片创造奇迹的土地上，教育竟要用最原始的方式，艰难地找回尊严。

但少年的热血，就像罗布泊的夏日，炽热难耐。我们很快发现了新的乐趣——维吾尔族老乡拴在路边的马匹和骆驼。基地营区当时尚未完全封闭，周围的老乡们常会牵着牲口来基地购物、卖瓜果。他们把牲口拴在路边的树上、电线杆上，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我们觊觎的对象。趁老乡购物或上厕所的间隙，几个伙伴连抬带举地爬上马背、驼峰。第一次骑上去时，我们在两米高的驼峰间瑟瑟发抖，摇摇晃晃；不出三四天，竟已能策驼在操场上驰骋，如出征的勇士般威风凛凛，把偌大的操场搅得黄沙漫卷。身后是维族大叔气急败坏的叫骂声。渐渐地，大叔们不再追赶，只是蹲在操场边，卷着莫合烟，默默看着我们在风沙中嬉戏。那些在夕阳下缓缓升起的烟圈，成了我青春记忆里最温柔的注脚。

一年、两年、三年……校园的混乱依旧，父亲眼里的光却一点点黯淡下去。深夜里，我常见他被烟雾深深包裹，那焦躁不安又无能为力的背影，至今仍清晰地烙在记忆里。终于，在一个被沙尘暴搅混了天地的傍晚，父亲经过再三考虑，向基地递交了转业申请。这位曾徒步巡逻罗布泊八千三百里的铁汉，最终在教育的困境前低下了头。直到调令下来，我才知道父亲“八千里巡逻英模”称号的来历：1964年，为保障首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七人小分队深入罗布泊等沙漠区域执行巡逻任务。半年时间，十二双磨破的布鞋，三支救命的葡萄糖——他们在死亡之海，硬是用双脚走出了一条生命之路。

我们举家迁往河南渑池。这里是刘少奇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八路军兵站旧址，是秦赵交换和氏璧的古地，也是仰韶文化的发祥地。父亲在军事后勤仓库继续着他的军旅生涯，只是领章上的红色，渐渐染上了岁月的痕迹。

1985年，我十八岁。征兵开始那天，我在饭桌上轻声说出了参军的愿望。父亲沉默着扒完最后一口饭，碗筷放下时，轻轻“嗯”了一声。县武装部长来家访时，带来了三个方向供选择。父亲只说：“去武警吧。”那一刻，我看见他眼角细密的皱纹里，藏着不易察觉的骄傲。

新兵连的生活远比想象艰辛。那时正值“二王事件”后，全国公安武警大练兵，新兵训练从三个月延长至六个月。每天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熄灯，整日与队列、战术、射击、军体、擒敌拳为伴。半夜常有紧急集合，背着背包扛着枪，在黑夜里奔跑几公里。那段日子，我常常想起父亲在罗布泊沙漠中跋涉的身影。虽然疲惫刻进了骨子里，却铸就了一生难忘的底色。

而今，当我站在哨位上仰望星空，总会想起马兰的夜空。那些闪烁的星辰，曾照耀过父辈的征程，如今也照亮着我的道路。大漠深处的薪火，就这样在时光中静静传递，无声，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