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故事——平乐籍老红军许凤翔的革命故事（之十五）

许建平

怀念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下）

1930年春，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右江平马召开干部战士大会，宣布李明瑞同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至此，李明瑞这位北伐名将，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救国救民的新的征程。

他在巩固扩大左右江20余县根据地的同时，一面顶住隆安、马山敌人的攻击，一面整顿部队。在红七军前委凤山县盘龙召开会议上，决定将红七军主力转移到黔桂边境，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宣传红军主张，扩大红军影响，择机占领一些城镇，补充兵源和军需物资。与军长张云逸率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3000余人出河池，出其不意，占领了怀远镇，歼敌无数，筹得军饷30000余元，缴获必需物资一批。

1930年4月30日，在红7军李明瑞的指挥下，兵分几路，发起了攻打古城的战斗。当地百姓听说红军攻打古城，纷纷主动参加帮红军修桥渡河，带路、送饭、抬伤员。部队先是架设云梯爬城，集中火力攻城破口；接着，连发炮击敌人阵地。经过多次冲杀，黄昏时分占领古州，将红旗插上古州城头。此次战斗，除造成敌人大量伤亡外，还缴获枪支500余、子弹无数、山炮二门、无线电一台，烟土、物资堆积如山。紧接着，红军打开监狱大门，释放了数十名政治犯等人犯，镇压了团防局长周宪明，向当地百姓发放了没收军阀、财主的衣物和粮食，场面大快人心。有近百群众和俘虏主动要求，参加了红军队伍。

1930年8月，蒋桂战争爆发，双方陈兵湘桂边境，相互对峙，谁胜谁负，局势未定。蒋介石收买了云南军阀龙云，龙云派出三个师，从广西右江直下南宁，威胁桂系后方。他派出谈判代表那休，到百色红7军军部要求红7军让出百色到南宁的走廊。面对复杂的情况，李明瑞等人决定，正好利用军阀之间的争斗，避开滇军的3师之众的锋芒，绕道西撤到朔良、榜圩一带潜伏，窥视滇军动静，伺机而动。为了准确掌握敌军行踪，李明瑞将自己使用的大型望远镜，交给军部架在山头上进行瞭望观察，并亲自教会参谋和副官如何使用，安排轮流值班。

第三天上午轮到我值班，在瞭望中，我观察到远方有一条线像蚂蚁般在蠕动，还时不时发着光，我当即将这一情况向总指挥李明瑞作了汇报。李明瑞结合情报，马上作出判断说：“这是敌人的后续部队！”随即命令部队埋伏在鹧鸪坳，立马投入战斗，与敌人交上了火。战斗中，敌人的后续部队被我方截击，无法过河，形成首尾分解的局势，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追击，经过两个昼夜，将其尾部近一个团全歼，迫使滇军撤离南宁，不敢再走右江，而是择路逃回云南。

正在此时，由“立三路线”控制的中央派来了代表邓岗，他要求红7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由于他的过高的估计了时下的革命力量，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加上我军孤军作战，致使红7军在天河四把、长安、武岗、梅花等战斗中失利，为执行“立三路线”负出了惨痛的教训。此时，李明瑞正由预备党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由列席前委会议转为正式参加前委会议。他在会上关于放弃在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到江西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积极响应，给红7军指明了方向，对红7军汇入中央红军及其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1年2月初，红7军前往江西，在横渡广东乐昌河时，遭遇到数倍于我敌军的猛烈袭击。部队被截为两段，情况十分危急，李明瑞沉着冷静指挥战斗，与邓小平率领的55团、58团的部分战士，抢渡了乐昌河。时因韶关方向的敌人不断增兵追击，张云逸率领的58团部分战士和军部机关，没能顺利渡过乐昌河，部队被逼分成两支队伍，互相失去联系。紧急关头，李明瑞当机立断，带领十几个战士断后，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指挥部队有序转移。他不断鼓励大家，一定要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到江西与朱毛红军汇合。最后李明瑞与邓小平率领渡过乐昌河的部队，顺利到达江西省崇义县，与赣南特委和游击队胜利会师。另一支由张云逸率领的未渡河的部队，则沿乐昌河北上，向湘东南进军。

部队到达崇义后，红7军前委决定由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指挥部队的重任交给了李明瑞。3月初，江西敌人蒋鼎文，湖南敌人何健突然向我驻地发起进攻，分三路包围崇义，我军处于危险之中，战斗非常激烈。关键时刻，李明瑞经过分析敌情，巧妙地利用雨雾天气，带领大家从北门的小路撤退，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4月上旬，李明瑞率55团由崇义向北前进，在江西永新县天河镇与张云逸率领的58团汇合。紧接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指令活动在赣以西湘赣边的红7军、红20军、湘东南独立师，三支红军队伍组成河西总指挥部，由李明瑞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指挥部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有效牵制敌人于战略侧翼，保障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5月，红7军和王震率领的湘东南独立1师第3团，联合在安福寮塘桥歼灭敌52师一个团。战斗一开始，他凭多年的作战经验判断，敌人不是多而是少，于是集中优势兵力向枪声密集处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敌人，迅速解决战斗。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充实了武器装备，李明瑞继续带着队伍，乘胜追击，一直把敌人追赶到安福城内，紧闭城门，守候待援，不敢应战。为了消灭敌人，李明瑞巧妙布阵，先派出一支队伍佯装进攻，造成大有包围敌人之势的假象。到了黄昏，他又将部队向30里外的寮塘桥后撒，故意给敌人造成无心恋战的判断。敌人果然中计，立即派兵出城追击，我军则继续后退，以扩大诱敌深入的战果。

当敌军自以为是的追击我红7军队伍时，李明瑞指挥55团和红20军，掉转枪口，形成对敌军前后夹击之势。战斗中，李明瑞身先士卒带领特务连杀向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安福之战的胜利，重创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红7军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奠定了基础。在永新县召开的红7军第二次党代表会上，清算了“立三”路线，改选了前委，恢复了雷经天的党籍和工作，选举李明瑞为前委常委。会后，红7军兵源得到补充，接着又西进湖南，攻下茶陵县，直取安仁城。在城中，李明瑞告诉我说：“小许抓紧筹款，黄昏要撤退！”我立刻带着后勤人员，筹得一笔不小的资金，以供接下来的战斗之需。

1931年6月，中共中央命令红7军和红20军到河东（中央苏区）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并将红20军并入红7军，增强了红7军的实力。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7军军长、葛耀山为政治委员、许进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调任中央军委第一作战局局长。

接着，红7军奉命开赴粤都、瑞金、会昌三县交界地区，在这里开展地方工作。红7军官兵虽是第一次参加地方工作，但是意义重大。它改变了过去只由少数政工干部做地方工作的局限，增强了全军官兵做地方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丰富了同志们做好地方工作的经验，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由55团驻会昌洛口，56团住雩都白鹤，58团驻瑞金商围，军部和政治部住小密一带，各自划片包干，听取群众意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931年10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7军泛滥。红7军政委葛耀山负责肃反工作，他背着红7军军长兼前委常委李明瑞，成立肃反委员会。他以改组派的名义，在红7军中进行“肃反”斗争，采取监禁、刑讯逼供等措施，对红7军20余名党的优秀干部 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以莫须有的事实，指责怀疑李明瑞是改组派的头子，拒绝李明瑞向党中央澄清事实的请求。

1931年11月的一天，李明瑞带着警卫员深入到下辖的第56团连部视察工作，葛耀山却酝酿了一个邪恶的阴谋，他电话通知该团政委，严密监控李明瑞。这位团政委也是葛耀山的追随者，他严格执行葛耀山的命令，居然秘密将李明瑞杀害。李明瑞被杀害的消息传来，红7军广大指战员悲痛万分，无不深切怀念自己的好军长。由于当时的恐怖气氛，谁也不敢多问，只是把疑问深深地埋在心底。

1945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有关红7军的会议，当时在红7军的同志，到会的有叶季壮、雷经天、李天佑、陆绍式、阮浒、卢冠东、许凤翔等30余人。中央派陈毅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后，中央结合与会人员的回忆，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红军第七军历史的决定》。会议结束时，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肯定了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肯定了红7军从广西到江西转战千里的卓著功绩，对红7军受到“左”的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迫害致死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许进、余惠、魏伯昌等，予以彻底平反。对红7军为党为人民英勇牺牲的英烈们致以深切的哀悼。此次参加会议的30多人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志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得到了平反，他们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党中央正式追认李明瑞同志为革命烈士，为他平反昭雪。197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在南宁召开。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受邓小平委托，接见了李明瑞家属。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纪念红7军51周年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84年12月，党和政府在南宁、百色、龙州三地分别为李明瑞和韦拔群立了塑像和纪念碑。1985年清明节，又在北流县为李明瑞同志和红8军军长俞作豫树了塑像，并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我们纪念和缅怀李明瑞同志，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对党的忠诚、不断革命的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