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到晋中——游牧与农耕族群的千年搏弈

镜新磨

国庆长假的最后三天，返程途中，再次跨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

阴山、黄河、长城……

石岇与陶寺，商与鬼方，秦晋与戎狄，秦汉与匈奴，魏晋与鲜卑，隋唐与突厥，宋与契丹、党项，明与蒙古、女真……

农耕与游牧两个族群，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搏弈数干年，可以说“一部华夏史，半部在河套”。

而对峙双方反复拉锯的400毫米降水线，随着地球变暖而北移，变冷则南退，往往影响着两大族群的兴衰存亡。

石峁遗址是中国陕西省神木县境内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在长城南边十余公里，黄河西边二十余公里。石峁大约兴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遗址中包含内、外城和“皇城台”，总面积为425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 为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期至夏阶段）面积最大的城址，但是没有任何文字史料记载该遗址。

石峁遗址提供了破解史前中国最大城市的密码，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石峁遗址发现于1976年，2012年对 石峁城垣遗址的发掘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入选世界十大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近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一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黑河-腾冲县），也恰好是我国农耕和游牧文化区的分割线

其实，在此2000多年前的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曾提出了一条地理分界线，可以看做是胡焕庸线的1.0版本。

司马迁曾在《货殖列传》中将当时中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北四大区域。

龙门、碣石北（龙门山和碣石山连线的北侧区域）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获得了大片塞外以畜牧业为主的土地，这与之前中原的农业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龙门-碣石线”以北地区 “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都是游牧区的物产。而“龙门-碣石线”以南地区则为传统的中原农耕区。

参照“胡焕庸线”的命名方式，这条“龙门-碣石线”可以称作“司马迁线”，是传统的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可看做是胡焕庸线的1.0版本。

纵横数千里的黄土高原，原本只有汾渭谷地是华夏族群的世袭农耕之地，其余皆是西戎北狄盘踞之所，周秦以后，地球变暖，华夏日张，农耕区域扩大至长城一线。

魏晋之时，气候变冷，內迁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河洛丘墟，汉人南迁。

隋唐再造盛世，连胡越为一体，纳万国之朝贡。

两宋自废武功，虽经济繁荣，文治昌盛，辽夏金元交替入侵，先有靖康之耻，终有崖山之亡。

明太祖崛起南方，再造华夏，成祖迁都北平，以天子守国门，后世却自撤藩篱，先丢河套，再失辽东。龟缩于长城之内，又遇小冰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同的人物，雷同的剧情，在不断上映着。

10月6日，中秋佳节，开始返程。参观完石峁遗址，来到佳县，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一座充满惊喜的小城，秀美、安逸、宜居。奔腾的黄河在这里展现出柔美的身姿，一山一水一路向前，奔涌间如同一部鸿篇巨著，记载着这条长河的浩瀚与雄浑。这里，古迹众多，人文荟萃，是革命老区，也是颂歌《东方红》的故乡。漫步黄河岸边，一边是道教名山，一边是滔滔黄河，觉天地之无穷，沧海之一粟。体悟毛主席感慨“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的深情；领略万里黄河秦晋大峡谷雄奇险秀的磅礴气势……

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在二广高速离石西服务区扎帐，大雨，无月，有酒，有肉，几个户外驴友畅谈人生……

吕梁山区，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是胡汉杂居，以游牧为主的区域，至少在千年以前，就成了汉民族的世袭之地，但是仍有一些地名保留着古代游牧民族的印迹，娄烦，岢岚，孝文山，可汗庙等。超多的人口，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这些软势力往往比武力更持久，这里的汉人被征服一次，就无一例外地把征服者同化一次。

返程的最后一天，本来打算穿越中阳的上顶山，海拔2100多米的高山牧场，还有姑姑塔、可汗庙等古迹，但因为下雨，只好作罢。改道孝义和晋中的介休，看了几处国保级的文物。这些传统汉地历经风雨的地地道道的汉式建筑，仔细看来，或多或少还留有些塞北或西域的元素，这都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痕迹。

孝义市三皇庙，亦称圣祖庙，位于孝义市城西贾家庄村中。现存建筑最早为元代遗构。元、明、清和民国年间曾不同程度进行扩建和修葺。

该庙南北宽59米，东西长84米，两进院布局。遒劲有力的“三皇庙”镶嵌在山门的门额上。中轴线建有乐楼、三皇殿。头院空阔，北角设砖券山门，二进院北角设掖门为一、二进院出入通道。两进院落自然地平落差较大，故掖门前设踏步缓解。三皇殿坐西向东，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梁架为三椽，前压搭牵用三柱，单檐硬山顶前廊式。三皇殿内仍保存元代结构。三皇殿门上方挂有匾额，书写“三皇庙”为明万历十年十月四川按察使梁明翰赠。殿内正面供奉太昊伏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两侧配祀古代十大名医，山墙绘有“行医图”壁画，壁画色彩明艳，线条清晰。

大殿对面乐楼坐东向西，面阔三间，进深五架椽，单檐卷棚顶。前后台隔架和顶棚全为彩画木式组成，台口四周有木、砖、石雕刻清代遗构。台口上方高悬民国八年所刻匾额一块，上书“海市蜃楼”，由晚清书法名家秦龙光所书。乐楼藻井彩绘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神彩各异，栩栩如生。前后台间，镶嵌大块玻璃为整座戏台增光添彩，时有“玻璃戏台”的美誉，曾形成邑内外“为看戏台而看戏”的时尚。

穿越时空的韵味 探访孝义贾家庄村。

走进孝义市贾家庄村，仿佛穿越时空，周围的古庙、古树、古院落、古商道，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村内的“三皇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元代，见证了贾家庄村乃至整个孝义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

这里曾是明清时期重要驿道，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至今仍有10多处保存完好的老宅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孝义贾家庄婚俗”“孝义皮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孝义地秧歌”、孝义剪纸、面塑等地方特色文化，让古村落焕发蓬勃生机。

2014年，贾家庄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3年被确定为“吕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

在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中阳楼街道，有一座历经岁月洗礼却依旧风姿绰约的建筑——中阳楼。它不是简单地立在那里，而是作为孝义的文化灵魂，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往昔记忆，见证了无数的时代变迁，每一寸木梁、每一块砖石都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追溯中阳楼的起源，它始建于汉魏时期，那是一个英雄辈出、文化激荡的年代。在那个久远的时代，汉魏文化蓬勃发展，社会虽历经动荡，却也在融合与碰撞中不断进步。中阳楼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的它或许只是一座简易的楼阁，在岁月的洪流中默默见证着百姓的生活，成为当地居民心中的一个坐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这座古老的建筑也在风雨中飘摇。然而，它的生命并未就此终结，清宣统元年（1909），人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传承之心，对中阳楼进行了重建，让它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一次的重生，不仅仅是建筑的修复，更是文化的延续，它承载着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先辈们智慧的尊崇。

中阳楼占地面积虽只有20平方米，但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却不可估量。从远处眺望，它柱地擎天，巍峨耸立，仿佛一位巨人雄峙一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楼平面呈方形，这种方正的布局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寓意着稳重与平衡，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秩序的深刻理解。它共有四层四檐，全木结构，每一层都有着独特的构造和装饰，展示了古代工匠们精湛的技艺。楼顶采用十字歇山顶式，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既增添了建筑的立体感，又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阳楼座落于3米见方、1.5米高的四个石砌礅台之上，这些礅台不仅为中阳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增添了它的庄严感。全楼高23.66米，底层高5米，通穿四向，人们可以从不同方向自由穿行，感受这座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底层的开阔空间，曾经是人们交流、交易的场所，热闹非凡。礅台设有楼梯，方便人们登上楼阁，去探寻上面的奥秘。同时，礅台上还列有碑刻6通，这些碑刻记录着中阳楼的历史变迁、修缮过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是研究孝义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中阳楼已成为孝义市的一张亮丽名片，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交融，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它的琉璃瓦上，还是夜晚灯光照亮它的轮廓，中阳楼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静静地屹立在那里，见证着孝义市的发展与变化，等待着更多的人去发现它的美，去聆听它背后的故事。

介休后土庙，琉璃之美让人叹为观止，不愧为琉璃艺术博物馆介休南依太岳，北临汾河，历史的积淀孕育出了这片毓秀钟灵的沃土。

我漫步介休街头巷尾，发现室内矗立多处琉璃装饰的古寺庙宇，或气势壮观，或精致典雅，熠熠生辉，散发出动人别样的光泽。而后土庙便是这众多琉璃建筑中艺术成就最高，保存最完好的一处道家地，被誉为中国琉璃艺术的博物馆。

介休后土庙以“琉璃为骨，信仰为魂”，将脆弱易逝的彩云炼为永恒的建筑语言。其黄瓦如金、蓝釉似穹，既是工匠以火为笔的千年史诗，也是儒释道多元文明在黄土高原上的共生图腾。行至此处，抬头即是山河璀璨。 ​后土庙的建筑风格独树一帜，融汇了道教的五行理念，以土为中心，汇聚四方之气，迎接四面八方的神灵。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庄严而又不失活泼的氛围。主建筑三清楼戏楼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十字歇山的琉璃顶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堪称明清时期楼阁式建筑的典范之作。然而真正让后土庙声名远扬的还是它的琉璃艺术。那些五彩缤纷的琉璃制品，无论是隐蔽上的装饰，还是殿顶的脊饰、鸱吻、角兽等，都展现出了匠人们高超的技艺和无尽的创意。这些琉璃色彩斑斓，既有传统的黄绿蓝三色，翠绿色的翡翠色，以及深邃神秘的蓝色等多种稀有色彩，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袄神楼是由北宋政治家文彦博建造的，明代时期进行了重修。不幸的是，这座建筑曾毁于火灾，但在清康熙年间得以恢复。

如今，袄神楼不仅是我国唯一幸存的祆教建筑，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袄神楼位于三结义庙前，造型优美，结构复杂。建筑平面呈“凸”字形，由倒座戏楼和过街楼两部分组成。倒座戏楼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平面为长方形，两侧为八字形影壁墙。过街楼深广各三间，平面为正方形，两者呈“凸”字形布局。东西向的街道自楼下穿过，向南可通往小巷，向北便进入三结义庙内。戏楼底层架空，设木楼梯上达二层，经乐楼可以到达建筑主体内部，再经内部楼梯抵达楼顶，一睹那彻上明造的屋架巧构。向南突出的方形体量是最为精美的部分：它每面均为三开间，四根内柱直达顶层；它底层架空，腰檐之上设平座和檐廊，每面明间再出歇山顶抱厦一间；它上覆十字歇山顶，屋脊瓦饰和吻兽颇为精美。全楼二层出回廊，设平坐腰檐，在过街楼二层东、南、西三面的明间均突出有山面向外的歇山顶抱厦。

祆神庙是祭祀火神的庙宇，“祆”被解释为“古代对拜火教信奉之神的统称”。20世纪70年代的照片中，此楼已经破烂不堪，摇摇欲坠，仅存光秃秃的屋顶和一些已经歪斜的主要框架。这就说明今天所能看到的袄神楼是经过翻天覆地般重修的，那些华丽的琉璃、木雕以及门窗等构件都是近三十年来增补的。整组楼阁外立面层次丰富，结构精妙，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飞檐出挑充满了韵律，各层檐上琉璃装饰流光溢彩、璀璨晶莹，两组脊刹更如天宫楼阁一般比肩高耸，酣畅淋漓地展现出中国古建筑的结构与装饰之美。整座祆神楼因组合而产生的变化比单体楼阁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当代地理学告诉我们，中国大地上有一条隐形的界线，这就是年降雨量 400 毫米等值线。“雨露滋润禾苗壮”，农作物需要灌溉，年降雨量400 毫米等值线以东、以南的东南之地，降雨能够满足农作物生长需要，北方旱地、南方水田都分布在这里。与此相对，这条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却因降雨量稀少而气候干旱，除有水灌溉的黄河河套与祁连山、天山脚下的绿洲，很难发展农业，而成为畜牧业的天堂。仔细推敲，无论司马迁的龙门—碣石一线、《辽史》中的长城南北，还是胡焕庸的瑷珲—腾冲线，貌似其间有别，但根本都建立在共同的降雨量基础上。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边塞诗作。然而，很少有人注意，那些烽火狼烟、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为什么总在西部。摊开地图，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耕作在土地上的农民，面对着驰骋在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备优势的定居生活却成为守疆固土的法宝，即使在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而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年降雨量 400 毫米等值线，这条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拓延的起点。

清以前的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进退的土地之争与文化交融，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今天我们看到汉唐盛世的版图，总会激动不已，但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历史上多数王朝的版图，并没有停留在开疆拓土的盛期，疆域延伸只是一时间的状态，不能代表整个王朝统治时期的情况。就说东汉时期对于西域的经营，班超投笔从戎、万里封侯，是为历代传颂且彪炳青史的佳话，但从公元 73 年班超出使西域到 91 年任西域都护，以及此后两任继任者坐镇，再至 107年西域都护撤任，共三十四年。这三十四年可以看作东汉政权掌控西域的时期，时长在东汉王朝 195年的历史中仅占六分之一，随着西域都护的撤销，西域再次陷入匈奴人控制之中。再看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这描绘的是唐代版图最大时期疆域的四至。随着“安史之乱”爆发，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江河日落，西域先后为回纥、黠戛斯、吐蕃控制，至张义潮收归河西之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几乎不为唐王朝掌控。东北契丹、奚等民族也脱离了唐王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版图至晚唐时期几乎四边皆失，《新唐书·地理志》记述的安东、安西、日南以及单于府均不为唐王朝所属。中原政权疆域的不稳定性主要缘于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力量的此消彼长，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两类民族，背后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无论农耕民族还是非农耕民族，要跨越自身熟悉的生存环境，均需付出很大的努力，双方的拉锯之地就在农牧交错带。

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中原王朝完全不同，与元朝也不一致。

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的土地，在此基础上推行了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而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的是，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 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连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 17 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也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且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了联系。针对西北边疆危机，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其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但在此必须说明一个事实，即清以前的各王朝，对于年降雨量 400 毫米等值线以西、以北地区都没有持续而稳定的获取，王朝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

必须承认，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是法国学者儒勒·格鲁塞（RenéGrousset）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流域和喀什噶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 18 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

格鲁塞提及的班超时代，距今一千九百余年，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将疆土拓展的目标伸向草原。而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的，不是汉、唐，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位帝王所在的时代，并由此划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

农牧交错带界定东西，又以此为核心将东西融为一体。自清朝乾隆年间至今，中国大地上只有自然地理的东西分异，再无政治归属的东西之别。

（节选自《大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