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墓前为何没有宋高宗赵构的跪像?

狼眼涂诗

<h3>岳飞墓前只有秦桧等四人的跪像,而没有宋高宗赵构的跪像,这背后是复杂的<strong>历史传统、政治伦理和现实因素</strong>共同作用的结果。</h3></br><h3><h3>历史背景与跪像的由来</h3></br></h3></br><h3>岳飞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大理寺狱中,史称“风波亭冤案”。</h3></br><h3>普遍认为,宰相秦桧是直接操盘手,而宋高宗赵构则是最终的决策者。</h3></br><h3>然而,为岳飞修建墓祠并设立跪像,并非发生在南宋当代。最早为岳飞设立跪像始于<strong>明朝</strong>。</h3></br><h3>据记载,明正德八年(1513年),浙江都指挥李隆最早用铜铸造了秦桧、其妻王氏以及万俟卨三人的跪像,置于岳飞墓前。</h3></br><h3>后来,在万历年间,又增加了另一帮凶张俊的跪像,最终形成了今天常见的“四奸”跪像组合。</h3></br><h3>这些跪像的形象通常是双手反绑,俯首跪地,承受着后世无数游人的唾弃和指责。</h3></br><h3> <h3><h3>赵构跪像缺席的深层原因</h3></br></h3></br><h3>赵构作为皇帝未被铸成跪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关键原因:</h3></br><h3><strong>根深蒂固的“君臣纲常”</strong></h3></br><h3>在封建社会中,<strong>“君为臣纲”</strong> 是至高无上的伦理准则。皇帝是“天子”,其权威被视为神授,不可挑战。即便皇帝犯下大错,在当时的观念下,臣子也不能公开让君主向自己(哪怕是已故的臣子)下跪谢罪,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封建制度的根基。</h3></br><h3>为岳飞设立跪像的均是后世的地方官员或将领(如明代的李隆、范涞等),他们本身处于封建王朝的体系内,深受忠君思想影响,绝不会开创让皇帝跪臣子的先例,这既是对前朝皇权的不敬,也可能触怒本朝的皇帝。</h3></br><h3><strong>后继君主的平反与政治平衡</strong></h3></br><h3>岳飞被害21年后,宋孝宗赵昚(宋高宗养子)即位,为了鼓舞士气、顺应民意,下诏为岳飞<strong>平反昭雪</strong>,恢复其官职,并以礼改葬。</h3></br><h3>这一“官方定调”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民众的情绪。虽然平反并未追究宋高宗的责任,但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朝廷对错误的一种纠正,缓和了尖锐的矛盾。</h3></br><h3><strong>“奸臣”的“替罪”作用</strong></h3></br><h3>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当王朝出现重大失误时,常常会出现一种模式:<strong>“君主圣明,奸臣误国”</strong>。即将政治错误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小人”或“奸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最高统治者开脱。</h3></br><h3>秦桧、张俊等人就被塑造成了这样的角色,他们承担了陷害忠良的直接罪责,而赵构的决策者身份则被相对淡化。这使得民间和官方的愤怒更多地集中在了这些“奸臣”身上。</h3></br><h3><strong>对赵构的历史评价存在复杂性</strong></h3></br><h3>对赵构的历史评价并非全然负面。他作为南宋的<strong>开国皇帝</strong>,在“靖康之耻”后延续了宋朝的国祚,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这种功过交织的复杂评价,也使得后人在处理其历史形象时更为审慎。</h3></br><h3> <h3><h3>历史的回响与思考</h3></br></h3></br><h3>岳飞墓前的景象,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现场,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符号。秦桧等人的跪像,历经数百年,已经固化为 <strong>“奸佞”的象征</strong>,持续警示着后世何为背叛国家、陷害忠良的下场。</h3></br><h3>而赵构的“缺席”,则留给后人一个关于历史评价复杂性的永恒思考。它提醒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常常受到著史者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h3></br><h3>希望以上梳理能帮助你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如果你对岳飞或者南宋历史的其他方面感兴趣,我很乐意提供更多信息。</h3></br> <a href="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612515942271487225%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mbd.baidu.com,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