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的那些事儿

金之泽

我家辞书多。儿时记忆中，父亲的案头总是堆满各类词典，《康熙字典》《辞源》等大部头居多，多是解放前的老版本。他架着老花镜，埋首翻阅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心中。

上中学后，父亲送我的第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1962年5月第7次修订重排版，1963年3月第34次印刷）。他叮嘱我：“词典是你终身的老师，也是老师的老师。有了它，你便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此，这本小而厚的书成了我的挚爱。“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笔画号码对照歌》我背得滚瓜烂熟。我能磕磕绊绊地读遍当时能找到的古今中外小说，正是因为有这位“不说话的老师”相伴左右。

60多年前的小词典，视若珍宝。

这本在文革中“漏网”的小词典，陪伴父亲度过了艰难岁月。即便在那样的年代，他身为教师的习惯也未曾改变，书页上留下许多批注的痕迹。例如第31页，“计”字下有七个条目，第七项为“【～不出此】偏不用这种方法”。父亲在旁边打了个问号，眉批写道：“应解作‘想不出用这种方法’。”如今我查阅多种辞书，发现“计不出此”一词已不见收录，仅有“计无所出”“计无所施”与之略近。想来父亲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又如第170页，“们”字释为“多数的人”，父亲在下面画线，并在页脚注明：“们，表示人的多数的语尾。”对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语尾”即“后缀”，可见原释有误。

先父的批注有点模糊，红色下划线是我的圆珠笔。

八十年代以后，父亲的历史问题陆续得到澄清，他再度当选县政协委员，重新开始购书、读书，而辞书仍是他最常翻阅的。他说读辞书如“博览群书”——我私下觉得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在书籍匮乏的年代，倒也勉强说得过去。

父亲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与词典相关的片段：

· 1969年3月17日：今天是孝九节，以前误认为是孝九，且编一个附会的故事。偶从《词源》中翻到这一条，叫“穷九节”。大扫除、倒垃圾，叫“送穷”。但我们这里和腊八节混在一起了。

· 同年5月5日：《词源》“打”字条下有“打灰堆”“打如愿”等，记载宋时吴中于除夕将晓时击粪壤祈利市之俗。谓之打灰堆、打如意。吾乡风俗，除夕夜烧灰堆，或称“烧火母”。初疑换新年新火种（即火母）。并疑别地以寒食节换火，何吾乡以除夕换火。今据此故事，则除夕夜之“烧火母”、“烧灰堆”云云，当时吴中“打灰堆”的发展和变形也。吾乡各姓多肇迁江浙一带，亦可能带来此俗。年日递邅，成为此风耳。

· 1985年10月19日：老友肇琦来借《康熙字典》查“珤”字，我未查即断言为“缶”之古体，结果却是“宝”之古体。自笑好高，不懂装懂，今后当慎言。

…………

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现代汉语词典》，它成了我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如今，我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八本《现代汉语词典》，每一本都有一段来历：

林君昌鑫，我在想你。

第一本是同事林昌鑫赠送。林君江阴镇人氏，1970年代分配到龙田公社办公室工作，与我这个临时工的文秘人员同住一间宿舍，成了朋友。他有一本1977年3月购买，系1973年9月初版的“试用本”，让我艳慕不已。1980年代初期，他赴港定居，将这本珍贵的词典送我，扉页上有他龙飞凤舞的签名。

第二本是父亲留下的。扉页有他工整的字迹：“1979年9月12日购于龙田新华书店”，并郑重盖上私章。这是该词典之1978年12月修订第2版,1979年1月第1次印刷，定价5.40元，成为我们全家共用的工具书。父亲至少通读五遍，每有疑义，便夹纸条批注。我粗略统计，书中纸条不下三十张。

譬如第176页“从”字的大条目，他建议要增加“【从命】（服从命令）、【从嫁】（随从小姐出嫁的婢女）”两个多字条目。

不唯书、不唯上，敢于质疑权威，是先父的一贯作风。也因此得罪了方方面面。

第667页“狼”字大条目下，他对不同词性之“狼狈”的注音有质疑。父亲认为，成语“狼狈为奸”，指“狼”跟“狈”两个恶兽相互勾结，其注音不能是“lángbèi wéi jiān”，两个名词要分开，注作“láng bèi”。“狼狈不堪”的“狼狈”乃形容词，注音可以连写。多么可爱可敬可笑的老头儿。几经磨难，“为人师表”本色不改。嗣后，我发现在1996年的修订本（第３版）中，“从”的条目中增加了【从命】的多字条目；但【从嫁】没收，因为“凡例”有“不详列古义”之规定。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现代汉语词典》在“狼狈为奸”条目中对“狼狈”的注音都是连写的，看来父亲是多虑了。

对家父而言，词典即是老师也是朋友，可以互相切磋探讨。

第1336至1345页“一”字条下，他补入“一班人”“一哄而散”“一往情深”“一字未一划”四则。如今看来，“一哄而散”“一往情深”确已成词，“一班人”尚未定型，“一字未一划”则属福清方言。老爷子这份考据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我不厌其烦地举例，只是觉得父辈读书人总是将职业当做学问来钻研的，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孔夫子“学不厌，教不倦”之古训。

第三本是我1989年3月8日在福清新华书店所购，系1983年1月第2版，1988年第96次印刷，定价14.70元。那时我刚调任县委办文字秘书，词典成了工作必需。不幸的是父亲已病重卧床，见我携新词典回来，他面露欣慰，唇齿微动，似想说什么却无力出声。我猜，他说的仍是那句让我终生受益的话：“拥有一本词典，等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数日后，父亲溘然长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仍能与心爱的辞书为伴。

这本词典辗转三地，陪伴六年。

1990年我调至江阴镇，1993年转赴宏路镇，次年重返市委办，这本词典始终相随。频繁翻阅使书脊脱胶、页面松散，但我怎舍得丢弃这位“老师”？1995年8月，我在后埔街新华书店发现同一版之1994年12月第159次印刷的新书，定价36.00元，如获至宝，买下第四本《现代汉语词典》，将陪伴我六年的旧册恭请“退休”。

《现代汉语词典》之佳，在于其权威、系统，更在于它与时俱进，反映语言变迁。自此，我见新版即购：第五本为1996年第3版，第六本为2002年增补版，第七本为2005年第5版，第八本为2012年第6版，我从当当网八折购得。读书人买书，未必本本细读，但词典不同，它时时有用，不可或缺。我曾想补收1960年试印本，凑成完整系列，奈何旧书网上标价高昂，终未如愿。

第6版词典现在还是案头书。年且八十，求知欲骤降，且将就使用。

作家阿来说，他平生所购第一本书是《汉语成语小词典》，“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像读小说一样读它”。我深有同感。比起那些粗制滥造的流行读物，我宁愿与词典为伴。

“人生识字糊涂始”，我们确实都该以词典为师。回想此生，我钟情于各类辞书，除前文所提，还有《中华古汉语字典》《中国成语大词典》《现代诗韵》《福清方言词典》《宗教词典》《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中国造型艺术辞典》《中华名胜对联大典》《二十四史掌故辞典》《福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及《新中国大博览》等。

《辞海》重达六斤

那部《辞海》（1990年版），厚重如砖，定价158元，在当时是我月薪的三分之一，如今已记不清如何得来。《词源》更好用，可惜我只存两册。好东西总易逝，历来如此。

如今，我年岁已超过父亲当年，却自觉远不如他敏锐、清醒。他在去世前三年的日记中写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想，或可改为‘朝读书而夕死’。”但我辈难有此境界。自七十五岁起，我基本不再买书，辞书亦然。市图书馆离家不远，藏书丰富；小区图书室近在身旁，我为常客。案头那本《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已用了13年，后续版本虽已推出，我却假装视若未见。如今我以纸质词典辅以网络检索，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然而，每当翻开那些泛黄的书页，看见父亲留下的笔迹，仍会心生敬意。词典不语，却见证了几代人的求知之路——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也是一种无声的对话。

作者：金之泽（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