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家国情怀】高中书桌前的记忆：《青春之歌》与一支写给“四化”的笔

董国建

昵称：董国建美篇号：34897292文字/编辑：董国建图片：致谢网络 1979年的秋老虎还没退去，高一教室的木质课桌上，阳光晒出一层温热的印子。语文课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走进教室时，我正盯着黑板上“青春与四化”的作文题目发愣——那时“改革开放”的字眼已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四个现代化”是老师每节课必提的关键词，可十六岁的我，握着钢笔的手却迟迟落不下去：该用怎样的文字，才能把“青春”的热望和“四化”的宏大，揉进一篇作文里？直到同桌凑过来小声说：“新华书店进了《青春之歌》，听说里面写的青年，比咱们更懂怎么找方向。” 那个周末，我揣着攒的几块零花钱，骑着父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去了离家十公里外的县城新华书店。木制柜台后，《青春之歌》的蓝色封面在一堆书里格外显眼，封面上林道静的剪影透着一股倔强的劲儿。售货员把书递给我时，我指尖碰到纸页的瞬间，竟像握住了一份沉甸甸的期待——这是我第一次为写作文专门买的一本书，心里既紧张又雀跃，仿佛这本书里藏着解开作文难题的钥匙。 回到家，我把《青春之歌》摊在书桌前，台灯的光刚好落在书页上。从林道静逃离封建家庭的迷茫，到在卢嘉川指引下读进步书籍、走上革命道路，我越读越入迷，连母亲喊我吃饭都没听见。我很快浏览了《青春之歌》的主要故事情节：林道静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母亲是被父亲强占的贫苦女子，早逝后她在封建家庭中备受冷遇，父亲只把她当作攀附权贵的工具。高中毕业后，父亲为巩固家族地位，强行将她许配给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面对这场毫无感情、充满功利的包办婚姻，林道静不愿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毅然逃离家庭，独自前往北戴河谋生。初到北戴河的林道静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又身无分文，绝望之下选择投海自尽，幸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救起。余永泽的温柔关怀让孤独的林道静暂时找到依靠，两人随后同居。但相处中，林道静逐渐发现余永泽思想狭隘、自私保守，只沉迷于个人的小日子，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漠不关心，这与渴望追求进步、寻找人生价值的林道静产生巨大分歧，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 就在林道静对生活再次感到迷茫时，她结识了余永泽的同学、共产党员卢嘉川。卢嘉川热情开朗，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向林道静介绍革命思想，带她阅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还邀请她参加学生运动。在卢嘉川的指引下，林道静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明白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紧密联系，内心的革命热情被点燃。她开始积极参与抗日宣传、组织进步学生活动，逐渐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变得勇敢、坚定。后来，卢嘉川因从事革命工作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卢嘉川的牺牲让林道静悲痛万分，但也更坚定了她投身革命的决心。她继承卢嘉川的遗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农民抗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最终，林道静从一个追求个人解放的知识青年，彻底转变为一名有觉悟、有担当的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书里有段话我反复划了线：“青春不是用来挥霍的，是要找到一件值得为之奋斗的事，哪怕难，也要走下去。”这句话像一道光，突然照进我混沌的思绪里——林道静在战火年代找到的“奋斗的事”是革命，而我们恰逢改革开放年代，“奋斗的事”不就是为“四化”好好读书吗？为了写好作文，我把书里的情节拆成了一个个“素材卡片”：卢嘉川冒着风险给群众讲革命道理，我在旁边批注“这是‘理想的勇气’”；林道静在夜校教工人认字，我写下“这是‘平凡的担当’”。我想起班主任王振东老师，他每天放学后都会留在教室帮我们补数学，袖口磨破了也不在意，说“你们学好知识，将来才能搞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还有邻居家的大哥，放弃了去工厂当工人的机会，执意要去农村插队，说“农业现代化也得有人干”。这些身边的人和事，突然和《青春之歌》里的人物重叠在了一起——原来林道静、卢嘉川不是遥远的“英雄”，他们的精神，就藏在每一个为“四化”默默努力的普通人身上。 作文里，我写下了这样的开头：“1979年的秋天，我在《青春之歌》里遇见了林道静，也遇见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案’。她在抗日战争前夕为理想奔走，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实现‘四化’读书，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心跳。”我还写了卢嘉川教会林道静“个人的小目标，要跟着国家的大目标走”，就像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每天多背十个英语单词，多解一道物理题，将来考上大学，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为“四化”出份力。作文的结尾，我写道：“书桌前的《青春之歌》还摊开着，台灯下的钢笔还在书写，我知道，我们的‘青春之歌’，正和‘四化’的旋律一起，在1979年的风里，轻轻唱响。” 这篇作文获得了年级竞赛第五名，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当听到老师念出“《青春之歌》让我明白，青春的意义，就是把自己的光，融进祖国的光里”时，我悄悄摸了摸书桌角的《青春之歌》，书脊上被我摸出的温热，像一股暖流涌进心里。后来班里好多同学都去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课间时，总有同学围过来和我讨论书里的情节，有人说最喜欢林道静的坚强，有人说最佩服卢嘉川的勇敢，而我总说：“我最佩服他们在迷茫时，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那本1979年买的《青春之歌》故事情节依然在我脑海里浮现，还可清晰的记得书里的批注，扉页上“1979年秋，购于县城新华书店”早已泛黄的字迹。每当我翻开它，就会想起1979年高一的那个秋天：书桌前的台灯、纸上的钢笔、书里的林道静，还有心里那个关于“四化”的梦想。那时候的我们，或许还不懂“改革开放”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巨变，却在《青春之歌》的影响下，早早懂得了“青春要与家国同行”的道理。 去年我光荣退休后，从新疆回到老家探亲与同学聚会，当年的同桌还笑着提起：“要不是你推荐《青春之歌》，我那篇作文说不定还得重写。”我笑着拿出手机里存的书的照片，说：“这本书不仅帮我写好了一篇作文，更帮我找准了青春的方向。”是啊，1979年的高一书桌前，《青春之歌》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支“引路的笔”，帮我写下了关于青春与家国的第一行文字；它更是一盏“明亮的灯”，让我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看清了自己该走的路。 在我儿子上中学时，我向他推荐了《青春之歌》这本书，给他讲了1979年我为写作文买书的故事。他捧着新买的书读了很久，抬头问我：“爸爸，你们那时候的‘四化’，现在都实现了吗？”我指着窗外的高楼、远处的高铁轨道说：“你看，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一点点都实现了，而这，就是当年我们读《青春之歌》时，最想看到的样子。”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继续低头看书，阳光落在他和书页上，像极了1979年那个秋天，我在书桌前读书的模样。 我忽然明白，《青春之歌》之所以能跨越岁月，始终打动人心，是因为它写透了青春的本质——无论在哪个时代，青春都需要理想的指引，都需要家国的滋养。1979年的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为“四化”奋斗的勇气；如今的年轻人，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为“中国式现代化”拼搏的力量。而那本1979年买的《青春之歌》，早已不只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成了我与青春、与家国之间，最珍贵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