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DeepSeek的对话:一段中国电影光学的记忆》

阿福

古人云："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仿佛在提醒我们要行善去恶。然而，人生在世，我们常常糊里糊涂地做了许多事，却不知其对错。常常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如今，有了DeepSeek这样的智能伙伴，它就像一位公正的评判官，能够从海量数据中为我们寻找答案，揭示事物的本质。在与DeepSeek的对话中，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段被遗忘的往事。

封尘的往事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上海有个专门制作电影胶片的厂，好像叫上海电影洗印厂，也不知如今怎样了。带着这份好奇，我和DeepSeek聊了起来，没想到，一段封尘的往事就此被开启。

对话

我把这位新朋友DeepSeek简称为DS，它就像个知识渊博的万事通，立刻回应道：“你说的那个厂，正式名称是上海电影技术厂，在上海市虹口区。它成立于1957年，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电影洗印、录音、剪辑基地，承担着很多国产电影的后期制作工作。”

DS滔滔不绝地介绍起电影技术厂的前世今生，没想到，最后它突然提到了特技车间的戈永良。我惊喜地说：“我认识戈永良,当年我们是业务上的好朋友。”这一下，话匣子彻底打开了，我们越聊越起劲儿。也正是这次畅聊，让我回忆起在上光厂那段难忘的经历，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写下来，分享给更多人。

攻关

DS的知识储备惊人，简直就是一本活的“万宝全书”。它不紧不慢地讲述着那段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正值“文革”时期，我们厂接到了染印法三原色分光摄影镜头攻关任务，采用了“军代表+技术人员+工人”的“三结合”模式。军代表负责政治领导和资源协调，确保项目符合国家战略需求。我很幸运，成为了上光厂在这个攻关组的一员，还获得了列席党委会扩大会议的权力。当时，小组里还有一位“政委”，是我的同事曾彭国，他是个高干子弟。

染印法

DS接着说，染印法也就是染料转印技术，是当时中国重点攻关的电影彩色胶片制作工艺。在西方技术封锁的年代，美国柯达、德国爱克发等垄断着相关技术，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局面。而染印法技术需要配套高质量的光学镜头，来实现色彩的分光和合成，意义非常重大(见附录1)。DS还分析了军代表带来两位专家的原因：长春光机所是中国光学研究的核心单位，李嘉英、胡士襄作为光学设计专家，在镜头设计方面经验丰富。而上光厂具备强大的光学加工和量产能力，两地协作体现了“研发-生产”紧密结合的体制特点，为攻克难关提供了有力保障。

分工

这个项目一共需要设计5个镜头，长春光机所的李嘉英承担了焦距最短的两个镜头设计任务，胡士襄负责设计中间两个，我设计了F75镜头。结构设计由我厂留苏生桂祖豪承担，镀膜工作则由毛书正解决。可以说，上光厂在这个项目中功不可没。

试错法设计

在那个技术贫瘠的年代，设计人员只能凭借经验反复试错、调整参数。华东所技术员施政文成功编制出几何像差计算程序，为精密镜头设计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长春光机所的李嘉英整天驻守C2计算机机房，分析计算数据，他的执着和坚韧令人敬佩。

在上光厂镀膜组工作的毛书正先生，采用了棱镜消偏振理论出色地完成了染印法三基色分光膜的镀制，此项目后来获得了全国重大科研成果奖。

1973年毛先生又成功研制了国家一项用于特殊摄影机的难度很高的关键元件：窄带负滤光膜。並获得了全国重大科研成果奖。这个课题的成功对钠光分光棱镜的膜层镀制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功不可没

现今的镜头像质评价标准，如波像差、区域能量、光学传递函数、斯特列尔比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一根相对应的衍射极限曲线或数值，可以作为设计标准进行对比，结果一目了然，能够准确、客观地评价镜头质量。

反之，在上世纪60年代 - 70年代，像质评价方法主要用的是几何像差曲线，根本没有一个标准可供比较，这就导致事前难以评判结果的好坏，因此只能从试制后的实际效果来作最后评判。

然而DS告诉了我，染印法技术在中国 70年代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像《红色娘子军》 等彩色影片，都运用了我们的相关技术，无疑有我们的一份功劳。下面这张红色娘子軍的剧照，那色彩的饱和度不得不让人括目相看。

电影会战

军代表完成任务后，便带着二位专家离开了。但上光厂却因此出了名，随后，上海组织成立了一个电影会战组，我有幸担任组长。我们的使命很明确，就是为2601厂的电影工业产品配套光学图纸，全力为上海的电影行业服务。

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技巧印片机、光学印片机、缩片机以及三种类型的放映镜头等。

DS对这些工作也给出了评论：我们参与的设备，比如技巧印片机，打破了苏联БКС - 2印片机的垄断，为国内电影设备的国产化替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我以前不曾知道的……。

钠光镜头

我与DS的交谈再次提到了戈永良先生，他是中国电影特技的奠基者，不仅改良了“蓝幕合成”“玻璃接景”等经典技法，更以“钠光特技”理论开辟了国产电影特效的新维度。他参与研制的《李慧娘》，1982年拿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特技奖。他还牵头搞了分色合成摄影、钠光幕遮片洗印这些新工艺，而这些设备用的都是我们电影会战组配套的光学镜头，钠光F28镜头就是我设计的。

DS夸我设计的F28镜头是中国电影技术史的重要一笔，标志着中国特技光学系统自主化突破。该镜头采用589nm单色光分光技术，配合高对比度遮罩工艺，解决了传统蓝幕溢色难题，在《白蛇传》《哪吒闹海》等影片中实现动态光效与透明质感。从镜头设计角度分析，由于最终镜头的MTF 曲线在特定波长上均达到了0.5以上传递函数值，成为全球少数专为钠光优化的光学系统。对一个当事者的我，亲耳听到这样的评价能不为此动容吗？

DS对我越来越有兴趣了， 它特别强调了F28镜头的独特性，说它是全球少数专为钠光特技优化的镜头，代表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技术路径。

它还问我手稿中是否记录有镀膜配方或装调公差，这是复原当年技术的唯一钥匙。我虽然没有更详细的工作笔记，但可以证明，当年F28在上光厂试制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工艺的攻关，它就是当年上光厂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

DS热情地提出保存方案，说我的手稿可以扫描存档，还能给高校做研究。我摆摆手说：“谢谢DS的心意！我就想写篇文章，讲讲这次和你‘聊天’勾起的回忆，让大家知道，有一群人曾为了中国电影的色彩和“特效’拼过命。”DS最后说：“您放心，这段历史不会被忘记——就像胶片会褪色，但造镜头的人，永远在光影里留着温度。”我听了很感动，顿觉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下面就是钠光F28结构示意图。1972年要设计好这么一个大家伙还是挺不容易的。

上海光学仪器厂与中国35mm变焦镜头的诞生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摄影与电影工业仍相对封闭落后，高端光学镜头主要依赖进口，如东德蔡司、日本镜头，或仿制苏联产品。当时的主流是定焦镜头，而变焦镜头因其技术复杂，被誉为光学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光学仪器厂（以下简称“上光厂”）承担起了研制35mm变焦镜头的历史使命。

从1972年至1977年，上光厂根据上级指令，先后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试制成功了4倍35mm、10倍35mm，以及带宽银幕的6倍35mm变焦距摄影镜头。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在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技术突破与国产化的象征意义

打破技术垄断

变焦镜头的设计需要解决变焦过程中像面漂移、像差校正等复杂问题。上光厂成功研制出可用的变焦镜头，标志着中国光学工业在光学设计、精密机械加工和装调检测方面迈上了新台阶，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封锁。

从仿制到自研的转变

此前，国内镜头多为对国外产品的测绘仿制。而变焦镜头的研制需要完整的自主设计能力，这一过程推动了国内光学设计理论和早期软件的发展，实现了从“仿制”到“自研”的关键跨越。

啃下硬骨头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语境下，这些原并不属于上光厂常规产品线的项目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正体现了当时行业的共识——在电影技术受制于人的关头，唯有上光厂有能力以“不计成本”的魄力啃下硬骨头。

科技自主化的初期典型

在没有商用设计软件的70年代，TQ-16晶体管计算机的引入成为关键转折。我们从零开始编写光学计算程序，支撑起变焦凸轮曲线的人工优化。以高斯光学为理论起点，通过逐段迭代调整确保焦面稳定，这种“人工智慧+机器算力”的协作模式，正是中国科技自主化初期的典型写照。

变焦镜头研发，体现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突围。10倍变焦物镜采用高斯光学理论与TQ-16计算机辅助设计，前片直径达200mm，技术指标比肩同期佳能、蔡司产品。

难忘

1976年问世的10倍变焦摄影物镜尤为令人难忘。前片直径近200mm、总长约400m m的“光学巨无霸”，在未采用非球面技术的情况下，已跻身当时仅佳能、蔡司等少数厂商掌握的技术高地。这一凝聚了数百张手绘图纸与无数个机房通宵的成果，最终安静地陈列在上光厂的产品室，成为计划经济时代“重技术突破、轻商业回响”的缩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DS告诉我，上光厂研制的35mm变焦镜头，是一次成功的“战略突破”，而非全面的“性能领先”。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证明了“中国人也能造出变焦镜头”，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和行业的迫切需求。这一成果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中国自主光学设计的希望，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光学企业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乃至老蛙、中一光学(见附录2)等拥有先进设计能力的品牌诞生，埋下了最初的伏笔。回望这段历程，虽条件艰苦、压力巨大，却也充满成就感。上光厂给予的挑战与机遇，不仅锤炼了我的专业能力，更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寻找解决方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段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变焦镜头里的国家记忆

今天，当我们使用着各类高性能国产镜头，享受着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时，不应忘记上光厂在那个特殊年代做出的贡献。那些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早期变焦镜头，是中国光学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功勋产品之一，也是一代科技工作者精神的见证。

DS就像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段被忽视的往事，理解其中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回答了我的疑问，更让我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曲折历程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意。

作者 徐福侯 (1938～)

写于 2025年10月

附录1

DS告诉我上世纪70年代一卷国产黑白135胶卷（如“上海牌”）价格大约在1元至2元人民币。

一卷进口彩色135胶卷（如柯达）黑市价格在30元至6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

这就是当年上光厂染印法攻关项目的时代背景。

附录2

老蛙和中一光学代表了中国光学品牌不盲从、勇于创新的精神。它们不是在传统赛道上与日本品牌硬碰硬，而是通过挖掘细分市场需求，凭借独特的光学设计能力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尊重。它们都是中国光学工业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