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乡村教学往事

记忆🇨🇳

1982年夏天，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一个简单的行李卷，载着我驶向教育生涯的起点——桓台县原周家镇（现果里镇）孔家小学。25里颠簸的土路，连接的，是我生命中最为厚重的九年。

报到那天，村党支部书记孔令茂同志亲自从镇教育组把我接到了学校。学校不大，只有两排教室，前后两个院子。抵达时正值午饭时分，老师们热情地招呼着我，忙前忙后地准备饭菜——这第一顿饭带来的温暖，我至今记忆犹新。

吃饭时，校领导孔祥江特意安排我和村书记坐正位。我连连推辞：“不行，我还年轻，坐这里不妥！”他们却执意如此：“今天你是客人，必须坐这里。”几番推让，最后是孔校长和书记坐了正位，我坐在对面。这份朴实的尊重与热情，让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倍感温暖。

饭后，书记和校长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谈了些教学的话题。下午放学后，孔校长又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不好意思，校长却说：“家里都准备好了，去吧。”见他如此诚恳，我也不好再推辞。至今想起，心里仍是暖暖的。 至今我还记得与我共事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校长孔祥江，老师有孔翠莲、孔春英、孔春云、李可红、成玉华、孔文远、毕德美：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共事的点滴仍不时在眼前闪现。那时，大家工作上友好共事，教学上相互支持，生活上互相关照，共同营造了那段和谐融洽的岁月。

作为学校里为数不多且离家最远的公办教师，80年代，我们大多以校为家。第二天中午放学后，当本地的老师和学生都回家吃饭，空荡荡的校园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脚步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袭来，我靠在教室的门框上，泪水不争气地滑落……

在博兴师范上学时，我们都在学生餐厅吃饭，我曾憧憬毕业后能被分配到有食堂的学校。而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动手。现实面前，我唯有尽快学会适应。

我刚到这所小学时，农村还是集体经济模式；1983年底，便实行了分田到户责任制。那时村里条件有限，没有卖馒头的，也没有卖菜的，只有一家小铺卖些日常用品。

学校东边有口老井，全村人做饭、洗衣都来这儿打水。每到炊烟袅袅的饭点，空气中弥漫的家常菜香，只能让我这个异乡人在井边，就着这香气默默“饱餐”一顿对家的思念。

为解决吃饭问题，学校在偏房里用砖盘了个土炉子，从张店区傅家煤矿拉来煤。我从家里带来面粉，起初只会加水搅成面疙瘩（方言称骨扎），或是下点面条凑合。那些煤不好烧，火苗不旺，一顿早饭有时要做到八九点。几年间，日复一日，我竟也慢慢学会了蒸馒头、包包子、蒸花卷、擀面条。 教学中，我始终潜心践行教书育人的准则，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当时，农村小学教学管理规范有序，这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在第一次考试中，我教授的四、五年级学生成绩优异，一举拿下全学区第一，受到了学区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此后多次考试也稳居全镇前三，赢得了领导、家长和学生的信任，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和班主任。

学校实行复式教学，四、五年级同在一个教室。我从实际出发，先给四年级布置预习或练习，然后给五年级讲授新课；讲完后给五年级布置巩固作业，再回过头来指导四年级。一节课就这样在两个年级间巧妙切换两三次。

那几年，我真正以校为家，有时一个月也不回家一趟。吃住在学校，夜里遇上限电，就点起蜡烛备课、批改作业。我的青春，便在这日复一日的琅琅书声与袅袅炊烟中，悄然沉淀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基石。

我和村领导、老师、村民、学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常利用周末、晚上走访家长，拉拉家常，了解学生情况。村领导信任我，村民支持我，每逢年后开学，总有家长请我去家里做客；开学第一天，村书记必定邀我上他家坐坐。冬天，他让人推来一小车白菜；苹果熟了，又捎来一筐新鲜果子。

学校位于村中央，每次我从老家返回，推车经过村中那条不长的大街时，总有人“张老师长、张老师短”地热情招呼我。出于礼貌，我也总是从村头就下车，推着自行车一路走到学校，与他们闲话家常。 九年里，镇教委几次想调我去中学任教，都被学校婉留，我也无怨无悔。我深知，这段乡村教学的历练，已为我日后的教育生涯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石。

1991年8月，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与我朝夕相伴的孔家小学，先后到闫高小学、西果里小学、前鲁小学、东果里小学任教，后又调至果里中学。无论在哪所学校、从事什么学科教学，我都始终勤恳工作，不忘初心。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更爱那些活泼可爱的学生。生命中有过这样一份职业，我深感自豪。

如今已退休五年，学生们打篮球、跳皮筋、打乒乓的欢快场景，仍时常入梦。转眼四十多年过去，小村的一切，依旧如一部暖黄色的老电影，在眼前缓缓放映。

我常常想，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里，选择做一名为孩子点亮心灯的人。因为我留恋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我那整整九年，闪闪发光的青春。（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张全传，男，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