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六十年前我的五年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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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6号我在上海市一流的重点高中育才中学毕业，通过高考以六门课平均得分九十分以上优异成绩，位列本校在上海地区招收新生成绩第一名，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开始了既当现役军人又上国防科委重点大学的五年不寻常的大学生活。我从小在父亲的引导下就喜欢装配收音机，十多年来在区，市少年宫和中学无线电小组的培训下，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当年考进这个被同学都羡慕的学校，意气风发，信心满怀，希望学成后能为祖国的无线电事业效力，报答国家对我十几年来的培育之恩。想不到这大学五年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经历了一系列与大学学习毫不相干的政治运动，一直到1970年8月6号离开了大学的校门，身不由己地踏上了与入学时的无线电梦想毫不相干的大三线兵器军工厂的艰苦工作岗位，开始了我人生的漫长路程。所以我的这五年大学生活经历了与一般大学生完全不同的风风雨雨！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永远都无法抹去，影响了我一生的为人处事的世界观。现已到了人生的耄耋之年，我经常情不自禁的回忆起那段学生时代最后五年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栩栩如生，好像就在昨天才刚发生过。这些知识和经历是书本上永远也学习不到的，恐怕也是我们新中国的“老五届”唯一具备的特色，我想讲出来给后辈们借鉴，也给中国的现代史留下一笔遗产。

9月份正式开学，我们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领边”，首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训。先进行了十多天的队列训练，“稍息，立正，向右看齐……”枯燥乏味，但必须认认真真地完成每个动作达到规定标准。这是每个当兵的必修课，远不像现在的大学生，穿着迷彩服，嘻嘻哈哈的象上体育课一样。我们还进行了一次徒步拉练，被褥都打好背包，扛着半自动步枪走了二十多里路到长安县的蒲阳村，在老乡家里住了一晚，夜间还安排了户外值班站岗，二个人一组，巡夜放哨，二小时换一次班。一切都按正规部队的行军要求执行，当然站岗时不发子弹的。当年村民们很少见过这样的解放军，我们就在村里打扫卫生，帮老乡挑水收拾院子，不管男女老少都穿着一样的军装，因1965年刚取消军衔,官兵没有明显的标誌，所以老乡还以为“当年老红军”又回来了！我们几个城市来的学生，在老乡家土坑睡了一晚，全身被跳蚤咬了几十个疱，皮肤过敏奇痒难忍，一夜都没睡好觉，我至今都害怕在北方的土坑上睡觉。

我们每人发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用一星期学会了拆卸清理，上油安装，练习了三点一线瞄准射击要领，最后在校外的靶场，每人发了十颗子弹，打了一次100米的固定靶。我带着近视眼镜还打了90多分，总算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打过实弹的士兵。据说“文革”中有的义务兵在二年服兵役期间没打过一次实弹，有的就在农场养猪种菜，闲时学学毛选就退伍了。你看我这两个同学。练习瞄准姿势还很认真标准吧！虽然只有两个多月的当兵生涯，但给我们的一生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国外像以色列和台湾地区，都规定青年时期要服一定时间的兵役，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对人性格的培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们入校时，61级的毕业班还没有离校，宿舍住的满满当当，一间二十平方的房间，4张双层床，8个人住，傢具标配就是一张双人桌和一个床头柜，幸亏我们都是供给制当兵的，所以没有什么傢当，不常用的东西都放到了储藏室里。当年有些农村来的同学到校后发了军装，还把来校时穿的衣服都邮寄回家去给弟妹穿。我家里就给了我一个煤油桶改制的铁皮箱，还没有一个床头柜大，我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到工作岗位后结婚时才扔掉。当年当兵时，我们一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平时坐在床上都不敢随便靠在被子上，宿舍内外，包括走廊，公共卫生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都要按“条例”要求，检查评比。军训期间还在半夜搞过两次紧急集合，十分钟左右就要列队报到。那会儿真是年轻气盛，现在回忆起来，在中国当兵也真不容易！平时三顿饭都要先在食堂门口列队报数，吃饭时八个人围着一张方桌站着吃，没有凳子坐。一人拿一个盆子，由炊事员打一份菜，主食白馒头是不限量的，米饭不是顿顿都有，但大概一人也只能盛一小碗。每月的伙食费标准大概十元左右，吃饱是没问题的。星期天只开两顿饭，早上十点和下午四点半，平时食堂是没人的，饭点以外时只有领导批准的病号饭。要出院门是必须事前请假，到点销假的。吃完饭要动作麻利，自己洗完碗筷，放在一个毛巾口袋中，掛在食堂的专门位置，马上在门口集合排队去教室，大概有一公里的路，由值日同学带队，路上还要边走边唱歌，当然就是那几首百唱不厌的老歌“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没手机，没能留下那时多么美好的景象。现在有时经常还梦见这样的情景:第一排是四个一米八的大个子，合着歌词压着小步一往无前，我们班八十八人，有二十多米长的队列，走在操场边的马路上也够雄雄赳赳气昂昂的！最后是个子较矮的十几个女生，紧赶慢赶的要跟上整个队列的步伐，“一，二，三，四”！……虽然那段军训时间不长，但我们每个当过“兵”的人都很珍惜这种氛围，必竞感到受过严格的训练，行为举止都要有个端庄的模样。

第一年春节大家都穿着军装回了老家，在亲戚，同学面前也算风光了一回。寒假前后有过两个多月正规的大学学习生活，我们上的课目。就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英语，机械制图。还有在实习工厂，当钳工制作了一把手工万能钳。其实所有的理工科大学一，二年级时都是学的差不多的文化基础课。课本也是通用的大学教材。我们大班有一个讲師级别的老師上午在阶梯式大教室讲课约二节课。下午就分成两个小班，在小教室自习做作业。每个小班有一个助教老师辅导解题答疑。不管什么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学校，大学一两年级的文化基础课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水平，不会有著名教授来讲课的，所以显示不出有多大的差别。如果说学生之间有差异的话，那就是要看个人的自学能力了。我一般在自习课时，用一节课即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另外一节课就可以自己到图书馆去找有关的课外辅导书来自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多主动向老师提问，寻求进一步的知识指导。这就是大学与中学的教学不同之处。大学的三四年级是专业基础课教学，那时学生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当年我们上的大学衣食无忧，纪律严明，课外活动就是下午可到操场打会儿球，我那时还是班篮球队的右前锋。有时晚上会放一场露天电影，如果能按这样的规律顺利地学习五年，我们的德，智，体就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

人生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这样平静的生活到了4月份开始就停止了。首先中央军委把国防科委所属的三所现役军人编制的学校都改为了地方普通大学，也就是我们不再享有现役军人供给制的待遇，而要自费上学了。当时学校里给予我们的助学金的标准还算比较高。学费在那个时候所有大学都不用交的。生活费一般的学生都能够给到10元5的标准，所以吃饭是不用担心的。农村来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最高给予19元5的助学金，所以这样平时节约一点，也是可以完成大学的学业。我们入学时发的军装，大家都是缝缝补补，一直穿到大学毕业。后来文革开始后，军训队进校和我们住在一起时，看到我们都穿着洗的已经发白的军装都非常感动。有的要拿新的绿军装跟我们换，说回部队去放在陈列室作纪念。我在部队发的绿军被，一直用到结婚还在用。那时的军被棉絮特别结实，用了那么多年都不破。5年中除了第一年回家探亲路费可以报销。后来文革开始后，前两年大串联也都不用自己花路费钱。再后面几年基本上都没有自费回过家。连毕业方案公布后，我都没有回上海。从西安直接到宝鸡中转站坐分配单位的卡车去上班了。所以大学5年基本上没有再要家里出钱供养我上学。我们这一届的大学生农村来的占大多数。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靠助学金艰苦地度过了大学生活。高干子弟我班约占20%，家里条件较好，大概都没领助学金，有的还主动帮助家境特别困难的同学。1

虽然我的短暂军人生涯结束了，只有8个月的军龄，但我们班里也有不少同学在军队里一直干到退休。我们都享受着同样的退伍军人优待。这段军人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在我们的脑海里。

　　1966年3月底全院大部分学生，教员和干部进行了思想动员，准备用半年的时间，到陕北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实“社教”工作队的主要成员还是地方干部。我们大学生虽然人数多，但实际上主要是去体验农村的社会生活，接受锻炼的。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是暴雨欲来风满楼。所谓的“四清”，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对于农村基层组织来讲，主要就是宣讲中央文件。要求我们学生和农民进行“五同”，吃住都在农民的家里。对于我们这些离开父母不久。独自到社会生活，工作确实是一个考验。这本“日记”我记录了当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过程，现在再打开看，那时是这么的青涩和纯正，我们当年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花房里培育出来的一代单纯青年。

　　我们班被分配到榆林地区城北的牛家梁农场去参加运动。整个农场都在毛乌素沙漠南部边缘里。当年陕北遇到大旱。4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家里都已没有粮食。城镇居民靠关中地区运粮食来救济。农村的日常生活让我们难以想象，主食就是当地叫“馒馒”，实际是土豆蒸熟了，还要拌上糠和稗子磨碎的粉做的窝头，没有菜，最多就是有野生苦菜腌的咸菜。好一点的家庭有“红豆夾夾”煮的菜汤。吃到嘴里不能多嚼，否则只剩粗渣无法咽下去，只能咬成小块吞下去。好几天都大便不出来。我就是从那时得的痔疮。几十年都好不了。工作队让我们每星期到总部去开一次会。在那儿能吃上一顿玉米窝窝头或者是发糕之类的粗粮饭。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有3个月。四月份还常有沙尘暴，远远看到黄沙象一堵城墙一样推过来，一会儿就连太阳都看不到了。太阳变成了月亮。大风过后能把沙丘都移动好几米。我们有一个戎同学。有一天在大风沙里迷了路。柱着拐杖都走不动路了，本身就比较矮小，体力不支，一阵迷糊就倒在沙窝里，没过一会儿沙子就把他都快整个埋住了。大风沙过后，幸亏有一群羊，走过他的身边。有只羊舔着他的脸，才把他弄醒了。放羊的老乡赶紧把他从沙子里刨出来，送到医院去抢救。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只有几个月的陕北农村生活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留下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我们这些大城市去的学生如果没有这段亲生的经历，真的很难体会到书本上描写的糠菜半年粮是什么滋味，还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我们和农民一家男女老小几口人挤在一张土坑上，睡觉吃饭都在这坑上,家陡四壁，坑上只铺了一张竹蓆，人人身上都有虱子，我们工作队员身上如没有虱子就是革命不彻底，没有实现“五同。……

2015年我们入学50周年聚会时，一部分同学专程到当年社教时住的老乡家里去探望了他们。当然他们现在陕北和内蒙的交界处发现了大煤田和油井，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些年长的老乡们仍然还能认出我们，记得住我们的名字。可见那段生活的感情真是非常的深厚啊！

　　1965年陕北社教工作队传达了一份西北局关于“民主革命补课”的文件。分析了榆林地区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是和平解放的。而且地处内蒙，宁夏，陕西，山西四省的交界处，长期被国民党军队盘踞，当年彭德怀打了3次榆林城都没有打下来。所以这一片地区没有建立过革命根据地，没有搞过以土地革命为主的民主革命，也就是阶级成份划分不明确，还存在漏网的地主和土匪，需要在这次社教中进行“补课”清理。我们生产队中有一个农民，年轻时就到内蒙去打工，直到解放后才回来。所以要调查他在内蒙一二十年都干了些什么？这个外调的任务派到了我头上。根据他本人提供的资料，他从榆林向北出发，经乌审旗，鄂托克旗，又向西穿过陕西的三边（靖，安，定）盐池地区进入银川，沿着黄河北上到达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和杭锦后旗，又翻过阴山，向北走到乌拉特中后旗，接近于外蒙边境。在长达上千公里的路程中，于农牧业交界地区“揽活”干长工，度过了他半辈子生活。我就要沿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的去找寻他的生活足迹，取得当地了解他的人的证明材料。这对于我一个刚满20岁，还没有在社会上单独旅行和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在农场开了一张证明我身份和工作任务的介绍信，斜背着发的军用挎包，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拿了几件换洗的衣裤，就毫不犹豫地出发了！

　　我实际上是从8月份才开始正式走上外调的征途，那时，北京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陕北的社教工作队也听到了一点风声，有部分同学准备回西安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实际上从6月份开始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工作队也实在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外出调查，只好派我一人去完成剩下的工作。我第一站就到了榆林北面的乌审旗，当然我主要还是依靠当地的党委和政府，由他们安排我去找到有关的被调查证人。茫茫沙海，人烟稀少，又没有路，他们只是给我指一个方向，告诉我一个地名，每天都要走几十里路的沙丘地，白天在沙丘里走路，太阳晒得烫脚，走一步退半步，一个月后，解放鞋的后跟都撑破了，手里还得拿一根红柳树枝当拐杖，否则上下沙丘只能够连滚带爬。沙丘的低洼处，到处长着带刺的沙蒿，我裤腿都被刮破了，回来时像个叫花子一样，还经常迷路，在沙丘里打转转，有一天太阳都下山了，我还没有找到应到的地方，在黑漆漆的沙丘里看不到一点亮光，我只好爬到沙丘顶上，大声的叫“有人吗？”幸亏有个老乡来找到我，把我领到他家里，才吃上晚饭，没有露宿在沙丘里。当然，在那个农牧业交界的地方，人口还算比较密集，已经没有野狼，我心里没有一点害怕，当地农牧区虽然穷，但是社会治安非常好。我到了一个牧区调查，牧民非常的好客，当即在羊群里抓了一头活羊，宰杀以后就用白水煮羊肉，什么调料都不放，就放了一点盐，我吃了两大碗。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美餐，那个羊肉那么嫩，肥肉都那么香，没有一点膻味，几十年来，我吃了那么多羊肉，也没有那顿羊肉的印象深刻，我也只是按规定付了四辆粮票，两毛5分钱，当年我们派饭的规定就是这个标准，哪怕是在榆林吃糠咽菜，也是付这么多钱和粮票，老乡对粮票还是非常的珍惜，因为他们可以到国家的粮店里去买到粮食，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粮票比钱珍贵，直到70年代，我们还用粮票与老乡换鸡蛋，1斤粮票可以换十个鸡蛋，在农村的供销社里，1斤鸡蛋才卖四毛4分钱。米面虽然比鸡蛋还便宜，但是没有粮票就买不到，我那时每月才发28斤粮票。

　　我是向西通过陕北的盐池地区到达宁夏的银川，坐火车到达内蒙的河套地区。这一路上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盛产瓜果，我几乎都拿各种水果当饭吃。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号称塞北江南，我印象中菜市场满地全是葵花籽皮，大米饭特别好吃，真象回到了江南水乡。可是最后一站是阴山北面的蒙古高原，那里确是另一番景象。平坦荒凉的草原，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要去一个乡镇几天才有一趟班车，所以只能骑马，否则你看到一个蒙古包走半天都走不到跟前。我到了马场才真正被马教训了一次，马能识人，一眼就看出我是个生瓜蛋，还没等我骑上马背坐稳就把我掀下来了。牧马人告诉我，上下马必须从马的左面上下，否则马会踢你咬你。三岁的儿马如果从来没有被人驯服过，那就是一匹野马，很难再被人套上络头架上鞍。马要骑脖子驴骑屁股骡子才骑背，他们给我骑的马都没有马鞍子，就在马背上绑一块羊毛毡，有一次我才骑了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慢跑，第二天我屁股疼得走不动路了。每个蒙古包都有一条大狗看家护院，有生人来了，离一两里路外，那狗就冲过来汪汪直叫，你拿着打狗棍没有用，只能蹲下来等主人把狗叫住才能够走过去，进主人家里还不能把打狗棍带进门，要放在门外，这些都是牧区的规矩。那时我在牧民的蒙古包里睡过几晚，他们没有床，就是在地上铺几层羊毛毡，中间有个火炉子，吃的是黄小米炒米或青稞炒面，用烧开的奶茶冲泡一下，有的给你加点酥油，或者一种干奶酪，我很难吃下去，就是吃了也不消化，幸亏在牧区时间不长。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赶紧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衣服全部脱光，把身上的虱子全部清理干净，否则整一天全身痒得难受的要命，草原上倒是没有跳蚤。夏天牧民的羊和牛马都是每天流动放牧在草原上，他们每天只要去照看一下，不用喂养，但生活仍然是非常的清苦。在牧区很少见到年幼的小孩，不知道哪里有小学，医院和商店。？当然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完成了外调任务以后，从荒无人烟的草原到达包头时已经是10月1号了。从广播、报纸上才看到全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我赶紧回到榆林社教工作队，把外调报告交给组织以后，就和剩下没走的两个同学一起赶回西安。路过延安时住了两天。参观了杨家坪、枣园等革命遗址和博物馆。回到学校后，同学们都到北京去了，学院内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我赶紧到北京在“北航”找到了同学，准备参加"10.18"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的接见大会。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一夜没睡觉，第2天还没挤到广场边上，大会就结束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真是血气方刚，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到主要的几个大学看大字报，找在北京上大学的高中同学了解运动的情况，他们大部分都到外地去串联了。我也就在年底回了上海家里。我因为在文革初期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时，在消息闭塞的内蒙古草原上搞外调，没有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那场疯狂的“破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不可思议的运动。但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这些和我同龄的同学怎么就会像着了魔一样，去做出这些举动？

　　到上海时正赶上“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成立了“上海公社”，由此，各地党政机关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还形成了两派，造成了打砸抢，无政府主义盛行，全国几乎成了失控状态。4月份，党中央派军队介入地方政府实行军管，开始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求我们学生停止串联，全部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就陆陆续续的从全国各地回到学校。

但是全国各地的武斗场面反而愈演愈烈。西安在1967年9月2日爆发了两派群众大规模的武斗，西郊的一个军工厂甚至动用了航炮对空扫射来吓唬对方冲击的群众，在这次冲突中我院还死了一名干部。由于我们学校当时刚从军队集体转业到地方，不是军人，胜似军队，每次造反派游行示威时都冲在最前面，所以对方群众组织还扬言要冲击我们学校，搞得全院上下人心惶惶，打开了校内的军械库，全民皆兵，打乱了一切工作，哪还有心思来上课。

1967年至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混乱至暗的时段，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式各样的人，抛开了面具，毫不掩饰的到前台来进行各种表演。他们假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各种荒谬的口号。把矛头对准了普通的群众，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学校内被逼跳楼、上吊自杀的普通群众有十多人。我记得教我们物理的駱教员，因在校内普查一条反动标语对笔迹时慌乱中误抄了原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专案组反复逼供下竞从大楼上跳楼自杀。当时我们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很多人到现场亲眼目睹了惨状，真让人心寒。他们甚至把批斗的对象扩大到了我们学生群体。有一些高干子弟。因父母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平时闲聊中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一些不满情绪，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收集起来，给工宣队打小报告，说他们是反动学生，成立了专案组，编写黑材料，不断进行大小会批斗，有的还被关进了牛棚，甚至把这些黑材料在毕业时还夹进了个人的档案，给用人单位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我也没有躲过这场噩梦。我由于高考成绩比较好（当时并没有公开具体分数，我虽然一入学就知道了班内每个人具体成绩，但我很低调，几十年来从没有到处宣扬）班领导就把我树立为学习标兵，平时学习我确实也非常用功，就是埋头读书，甚至口袋里常揣着英文单词小本子，很少出头露面，得到了所有任课老师不同方式的赞扬。因为我班的主要领导王指导员是唯一对立的保皇派成员。所以班里的造反派在批斗他时，就把我带到台上去陪斗，说我是他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白专典型。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起我就是一个逍遥派。从来没有进过图书馆和教室。白天就是打球和游泳，晚上装收音机和听音乐。由于我从小就积累了较多的无线电知识，而且在上海市场上见多识广。所以装配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半导体收音机和自制的万用表“赠送”给来往比较密切的朋友和同学。当然我因除了助学金，也没有别的收入，只是收取了很低的成本费，比市场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我还编写了一本科普的小册子，指导大家装配半导体收音机，同学和朋友从来没有对此有什么异议。因为当时的半导体元件正品的价格比较贵，所以我们买的都是质量稍差一点的处理品，那么质量不同，价格就会相差很多。我给同学代买零件时，都会当面用仪表测出半导体三极管不同的放大倍数和漏电流，来说明价格的不同的理由，由同学来自由选择。但班内有一人（惯于打

小报告）就说我借此投机倒把，告到工宣队去成立专案组来调查我。这本没有几十块钱的交易，就这样无中生有的告我非法买卖，搞得我在班内非常的被动。我们班另一个也是从上海来的苏同学，他也很熟知这场游戏的底牌，他前几年逝世后，我给他写追悼文的时候，他的老婆告诉我，苏同学当时很为我抱不平，但在那种环境下，他没有办法为我公开申辩。至今那些整人的人还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只说是运动给了他们错误的导向。我在此不僅要向每个人都发出灵魂的拷问，难道你没有检查一下自己的人性有什么弱点？

　　毛主席当时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大多数同学也都想离开学院里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我参加了到农村帮老乡收割麦子，有部分同学到军工厂车炮弹壳。我还两次参加教育革命小分队到无锡的两个单位去参加劳动，特别是第二次小分队由干部，工宣队员，教员，学员几十人组成，到无锡无线电二厂住了有几个月，有了很大的收获。这个厂批量生产军用超短波调频单边带发射机，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我参加了电源，主振，调频和功放所有模块单元的装配工作，由于我经常装配收音机，所以我的焊接技术比较好，焊点光滑无虚焊，各班组加班加点经常邀我去参加。连最后的整机调试，我也都经常参加。我不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就我一个学生和教员，干部住在一个宿舍，主要便于联系和交流。我还采访了该厂试制这个型号的工人和主要技术人员，总结和编写了其中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在LC震荡回路中，他们抛弃了用波段开关来转换频道的方法，采用了用金属滚筒短路来调节电感导线长度的方式，这样就可以连续的改变电感量，达到无级调谐频率的目的，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设计结构。我写的这份调研报告受到了工厂和学校的赞扬。在无锡期间，我们还参观了其他的有关工厂和研究所，特别是生产声纳设备的721厂和压电陶瓷滤波器元件的生产线，使我开阔了眼界也为我日后从事压电陶瓷的工作打好了一点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太湖里游泳，攀登惠山和锡山，品尝太湖的大闸蟹和小笼包子，心情非常的愉快。

　　毕业前几个月，我们在眉县的57干校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在炊事班劳动，参加了屠宰自己喂养的几头猪，非常的有趣，追着猪滿院子的到处跑，那里的猪是放养的，猪跑的比狗还快。所以好几头猪都有寄生的猪绦虫，肉中有白色的卵包，那也不舍得扔掉，只能用高温长时间蒸煮。那时的饭店里也有一种叫“高温肉”的，卖给顾客吃，大概就是这种猪肉。

6月份我们被叫回学校，等着宣布毕业分配方案。其实有一部分分配到部队的学生都已经捷足先登，离开了学校。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蒙在鼓里，毕业分配小组，说是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们也都不知道有谁，也没有找过我们认真的个别交流过，那一个唯一三结合进去的干部副班主任，曾随便的问过我一句，有什么想法？我只说要求分配到对口的四机部单位。很多同学说方案公布前都没人找他们谈过话。那天我们被叫到大食堂，大概就十几分钟就念完了分配方案名单，就像读判决书一样。没有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甚至互相之间没有一个语言的

交流。大家默默无言各奔前程。以至于多少年以后，很多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在哪里工作。在入校50周年的纪念聚会后，我编写了一本纪念册，收集了绝大部分的同学自己编写的300个字左右的简历，大家对当年的分配方案才有了一个较清楚的眉目。我们80多人大致分为4个部分。有近二十人分到了新疆，青海，甘肃五机部所属的三线军工厂，主要生产新40火箭弹，不但专业不对口，生活环境也非常的困难，我就在此列。有30人左右分到了四，六，七机部，专业基本对口，但大部分是新建的三线企业。还有20人左右分到了部队和留校当教员，专业完全对口，生活环境，待遇也比较好。还有10多个同学，当年分配到了农场参加劳动，一年以后再重新分配，大部分都在地方单位工作。当然每个部分都有几个各方面条件都较好的单位。我不想在此议论当年分配方案是否合理，那已经毫无现实意义。55年都过去了，大家经历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大部分同学的事业，家庭，生活都很幸福，美满。我们应该庆贺，虽然这5年的同窗大学生活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不同的记忆，但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都应该值得珍惜！

我们在拿到这张毕业证书时，没有学习成绩报告单，没有毕业学术论文，更没有盛大的毕业庆典。甚至颁发的单位都是一个已经注销了大学名称的“革命委员会”，但我们“老五届”这段5年的“大学”经历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不可磨灭的并引以为骄傲，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大学毕业踏进社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何去何从会影响人生道路至少10年以上的经历。成家立业如何选择都要在这段黄金时代确定！无论在确立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婚姻家庭的确定都要有一个长期甚至终身的打算，人生无悔，经不起折腾，虽然世事难料，挑战和挫折同存，很难一锤定音，但确定了方向，就要百折不挠，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我大学毕业后的选择，一言难尽。将在我的下一集《我在三线军工厂砥砺前行的20年》中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