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唐家湾古镇 ‍与三唐历史名人

严继昌

珠海唐家古镇位于广东珠海香洲区，是中国首个以近代历史遗迹申报成功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核心区为唐家历史文化街区，始建于唐朝末期，以“双峰枕靠、两翼通海”的梳式村落格局和丰富近代文化遗产著称，是珠海文化源头及大湾区文商旅融合典范。‌

唐家湾公园

古镇始建于唐朝末期，明清时期形成宗族村落，清末民初成为近代化实验中心，孕育了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等历史名人。传统格局呈“Y”字形，以山房路、大同路为主干，背靠鹅峰岭，面向唐家湾，保留清代至民国建筑群及“五堡”防御结构。保护范围总面积207.50公顷，核心区86.61公顷。

唐家湾自清末起就是传统宗族村落，现存建筑格局保留了广府文化特色，唐家湾古镇在清末已有唐姓、梁姓两大姓氏，其他姓氏如卢、黄、卓等多为迁徙定居形成。

纺织传习馆

巨川唐公祠

唐绍仪故居

唐绍议像

广达唐公祠

宪尧唐公祠

唐家湾粤剧名人

沐心斋

唐家翘卿家私塾

风台梁公祠

唐家湾三庙

唐家湾三庙是位于珠海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大同路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圣堂庙、文武帝殿和金花庙三座庙宇并列组成，总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具有典型的岭南古建筑特色，集佛教、道教和地方神祇于一体，为国内罕见‌1

三唐历史名人

珠海唐家古镇的“三唐”通常是指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三位历史名人‌。

唐绍仪

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唐国安

清末民初外交家、教育家，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

唐廷枢

近代著名买办、民族企业家，参与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历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并出任全权大臣与英国谈判西藏主权。清末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时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任中山县县长。上海沦陷后，因盛传被日敌利用组织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戴笠派赵理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30日将其刺杀于家中，时年76岁。

唐绍仪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前期大都从事重大外交活动，对晚清外交影响至大。他后期转向共和阵营，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并出任总理，维护共和体制。卸任后，他积极反对帝制，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主张实行政党政治、合议制和联省自治，谋求和平统一中国。晚年因政治态度暧昧遭刺，被舆论质疑投日。

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中西合璧：从唐家湾走向大洋彼岸

1858年，唐国安出生于清代广州府香山县恭常都鸡柏村（今为珠海市唐家湾镇鸡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彼时的唐家因毗邻澳门、位处“一口通商”的要道之上而早早沐染西风，不少人经营商贸、出洋谋生，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侨乡氛围。

虽然唐国安的父亲务农，母亲操持家务，但是年长他26岁的族兄唐廷枢却早已是清末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40多家工商企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企业家”。

唐氏家族中有不少人接受过西方教育。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与容闳均为澳门马礼逊学校学生，关系密切。他们这些人兼具中西视野，高度重视教育，对唐国安影响极大。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唐国安展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在家乡，他接受了传统私塾启蒙。1872年，唐国安进入上海同文馆学习英文。1873年，15岁的唐国安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初到美国，他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户中产家庭寄宿。尽管语言不通、文化迥异，他却能迅速适应环境。1875年，唐国安转至麻省，入读诺桑顿高中，并以期终大考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1880年，他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

在校期间，唐国安不仅学业出色，还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尤其热爱体育，展现出良好的体魄与团队精神。然而，1881年，清政府突然宣布中止“留美幼童”计划，理由是担心这些学生“西化过甚”。包括唐国安在内的百余名学生被迫中断学业回国。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让这批最早睁眼看世界的青年，在归国后面临巨大的现实落差。

沉潜蓄势：从实务历练到投身教育

回国后的唐国安首先被安排学医，这与他的志趣和能力完全不符，他借故离校，后被查处，经亲友多方斡旋得以脱困。

此后，唐国安在多个领域历练——翻译、矿务、铁路、新闻……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生活也逐渐富足。然而，在外人看来安稳优渥的日子，他却选择主动放弃，转而投身艰难且未知的教育事业。

李琛认为，这一转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他对民族前途的深沉关切。唐国安曾亲历西方教育，深知强国之基在于育人。“他是幸运的，得以开眼看世界；但他更是清醒的，怀揣强烈的使命感，自觉肩负起传递知识火种的责任——让教育照亮国家的未来。”

李琛指出，尽管唐国安早年活跃于经济界，担任洋行高管，参与多项社会事务，但他的教育情怀早已显露。他曾任教于上海著名的梵王渡圣约翰书院，又参与创办“寰球中国同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他认为学生对国家发展命运有重要的作用。

1907年，唐国安进入清政府外务部“储才馆”，后调入“考工司”，这两个部门都与选调安排留学人员相关，这是他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一步。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1904年12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晚清驻美公使梁诚表示，可能会对庚款做适当调整。此后，梁诚抓住机会，在美国多方游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这一提议。

1909年，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负责庚款留学生的选拔与管理。唐国安因“中西学问，均属精通”，被任命为“会办”，任全职，拿全薪，实际上则是承担了主要负责人职责。他参与了1909年至1911年三批留学生的招考，制定了学生的选拔标准。1909年，他亲自带领第一批47名学生乘坐“中国号”邮轮赴美，接续了容闳当年开启的留学计划。1911年2月，“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参照美国大学课程，学成后择优派往美国，不能赴美的学生，在清华学堂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危局掌舵：在动荡中紧护清华命脉

清华的创办，背后牵涉复杂的政治博弈与体制冲突。1909年设立的“游美学务处”由晚清外务部与学部共同管理，形成“双头领导”的格局：庚款留学资金来自美国，掌握在当时的外务部手中；学部则认为学校应该归自己控制。两部门理念不同，在运作中矛盾频发，掣肘不断。

为平衡各方势力，“游美学务处”由四品官员周自齐担任总办，唐国安、范源廉任会办。珠海市史志专家李琛认为，真正主导清华事务的，从始至终都是唐国安。“他是拿全薪的全职会办，工资数额远超其他领导，而且唐国安能安排唐元湛担任学务处驻沪文报采办委员、唐孟伦担任清华学堂第一任庶务长等职务。不论是从政府的薪酬安排，还是从人员安排来看，唐国安都是清华真正的主事者。”

凭借自身卓越的协调能力与忠诚笃实的品格，唐国安最终赢得了多方信任，使清华在复杂的“学外之争”中得以平稳运行、稳步发展。李琛认为，唐国安之所以能在多重权力博弈中站稳脚跟，不仅在于他深厚的西学背景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更得益于他对教育理想的坚守与对国家责任的担当，面对纷繁局势，牢牢把握住清华发展的方向。

正当清华步入正轨之时，时代风云突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政局动荡导致庚款被挪作军费，美国暂停拨款，教员星散、学生离校，校园几近瘫痪。

面对困局，唐国安没有退缩。他一方面协调各方资源维持教学秩序，另一方面奔走于度支部与外务部之间，争取恢复庚款拨付。最艰难之际，他甚至亲自奔走于华俄道胜银行、华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筹措大量贷款，只为维系清华的基本运转。李琛评价说：“这一举动非同寻常，这是在拿自己的一生清誉和身家性命去拼。他对清华的感情极不一般，他拼命要保住国家教育的火种。”在他的着力推动下，清华办学经费渠道终于得以理顺，很快还清了所有债务，接下来的教学改革和校园扩建也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在唐国安心中，清华不应仅是留美预备学校，更应成为本土优质教育的典范。为此，他多次向政府申请拨付土地，保障经费，引进中美优秀教师，构建完整课程体系。在他的着力推动下，清华办学经费渠道得以理顺，校园面积从450亩扩展至1300亩左右，为实现日后建设大学奠定了基础。

他推动了师资国际化，设立教工住宅区，提升教学质量，使清华从“送出去”转向“引进来”，开创了本土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模式。李琛评价说：“‘引进来’与‘送出去’有所不同：一是成本更低，能让更多学生受益；二是有主场优势，能使教师与课程设置更贴合国家发展需求。”

此外，唐国安特别重视体育教育，认为“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更是培养团队精神和坚韧品格的关键”。他设立多种体育课程，鼓励学生参与田径、篮球、足球等运动，清华体育传统由此确立。同时，他倡导学生自治，成立学生会，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领导力与协作精神。

为何重视体育的唐国安却英年早逝？李琛介绍，唐国安为国家的教育，为清华的事务耗尽了心血，身体早已不堪重负。说到此处，李琛哽咽道：“唐国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想而死，从这点看，他是幸福的。”

临终前，唐国安向民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还是关于校务。他在信中提出辞职申请，并明确推荐副校长周诒春接替职务。文件递上去的第二天，唐国安先生便溘然长逝，社会各界深感哀痛。

清政府最终依照他的意愿任命新校长，而周诒春不负众望，为清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与繁荣。此后几任校长接棒前行，清华得以稳步发展，逐步成长为今日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唐国安虽未亲历其盛，但他打下的制度基础、育人理念和办学格局，早已深深嵌入清华百年发展的血脉之中。

薪火永续：教育之光烛照前路

唐国安的教育实践为中国培育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的成就功业与价值取向，是唐国安教育理念的生动体现。

清华从全国范围招生，其中不乏来自珠海的学生。如唐悦良考入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成为中国最早讲授政治学课程的学者，1928年任民国外交部常任次长、代理部长；卢维溥从清华赴美留学，归国后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乐士文号”。

其后，唐统一考入清华，后成为中国机电学专家、清华图书馆副馆长；唐绍明，考入清华，后担任中宣部教育局局长、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清华培育出的人才或投身科研，服务国家，或回归家乡，参与文化教育建设，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与教育意识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会长杨毅认为，唐国安是容闳留美教育的赓续者，要全面认识唐国安的历史地位，可以从多个维度切入：他坚持宁缺毋滥，在甄选庚款留学生时严把质量关；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视野；他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倡导“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的办学理念；作为务实治学的践行者，他始终躬身一线，踏实做事；而影响最深远的，是他留下的精神火种——以使命与担当垂范后世。

唐国安家乡的人们并未忘记他。近年来，珠海市高度重视对唐国安历史贡献的研究与纪念，已形成多点联动、多元参与的传承机制。一方面，珠海建成了唐国安纪念学校、唐国安纪念馆，并在其家乡唐家湾鸡山村修缮其故居原址，构建出具有文化教育双重功能的纪念空间；另一方面，珠海市政协、文史研究机构和相关中小学推出了唐国安专题文章、讲座和课程资源等，提升青少年对本地先贤的认知与敬仰。

此外，去年新建成的“珠海留学文化馆”，系统展示从容闳到唐国安，从“留美幼童”到“庚款留学”的中国留学史，彰显珠海作为“近代中国留学重镇”的文化传统，还开辟有唐国安纪念专柜。唐家湾镇的“校长食堂”则除了纪念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外，还融合了饮食、研学、传播功能，成为一个新的有益尝试。

作为毗邻澳门、广州的交通要地，珠海在明清时期已是贸易、文化重镇，孕育出了容闳、黄宽、黄胜等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唐家湾的开放氛围与榜样力量，为唐国安的留学之路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他的精神品格。李琛认为，唐国安身上既有务实重教的香山精神，也有敢为人先的侨乡胆识。清华提出的“培植全才，增进国力”的办学宗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育教育”等理念，与珠海这座城市“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一脉相承。

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赋予了唐国安勇于追求理想的勇气与决心。正如李琛所言，他在风雨中坚守理想、在乱世中开辟新路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历程，更是珠海精神的具体体现。李琛说，未来，珠海或许可以继续整合清华大学、地方大中小学校、博物馆及港澳资源，打造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唐国安精神传承体系”，实现“跨时空对话”“跨地域交流”“跨文化学习”的目标，让唐国安精神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生于乡野，志在天下；西学东渐，育人为本。唐国安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坚定信念、躬耕不辍的动人篇章，也是一段属于珠海、属于中国教育史的深情回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并未远去，那个在危局中撑起教育脊梁的人，仍照亮着未来之路。他以毕生之力，为“教育救国”的信仰树起最光辉的榜样。

近代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唐廷枢

唐廷枢（1832-1892），号景星或镜星，是广东省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主持创办了40多家工商企业，涉及轮船运输、煤矿、铁路、保险、水泥、教育及慈善等多个领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深远影响‌。

‌早期教育与商业积累‌：

少年时期在马礼逊学堂接受6年教育，精通英语。

1851年起在香港巡理厅担任翻译，后投资当铺，积累资本‌。

‌买办生涯与商业扩张‌：

1863年成为怡和洋行买办，掌管财务、收购丝茶、拓展航运业务，并投资茶栈、钱庄及地产‌。

1863年开设修华棉花行，利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棉花饥荒获利‌。

‌推动洋务运动与官督商办‌：

1873年离开怡和洋行，参与轮船招商局改组，将资本从不足20万两扩大到100万两，引入官督商办模式，极大提升了招商局的运营规模和社会影响力‌。

与买办徐润合作，被上海实业界人士经元善誉为“坚忍卓绝”，其声望对洋务企业活动扩展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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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位与遗产‌：

作为中国早期民族工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唐绍仪、唐国安并称唐家湾古镇的“三唐”，是近代香山历史文化人物的杰出代表‌。

其故居和事迹在唐家湾古镇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古镇至今保留相关遗迹，如宝臣祠，纪念其家族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

‌ 唐廷枢的实业活动不仅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还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其影响力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