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左右逢缘”

加州橙子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常被质疑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获奖作家数量相对较少，但回顾历史，仍有七至八位作家获此殊荣。除了中国的莫言，另一位具有“体制内”身份的获奖者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他于1933年凭借《静静的顿河》获奖，他身兼苏共党员与中央委员。莫言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其身份同样备受关注。

瑞典文学院的政治倾向在苏联作家的评选中尤为明显。五位获奖的苏联作家中，除肖洛霍夫外，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均是流亡异见者。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曾四次被提名，但却始终未获奖，理由是他“参与了某种政治活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流亡作家虽也涉足政治，却未阻碍他们获奖。例如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获奖，表面上是表彰其“在抒情诗与俄罗斯叙事传统的成就”，但普遍认为《日瓦戈医生》才是其获奖的真正原因。

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社会环境，使帕斯捷尔纳克因获奖而一度面临被驱逐的威胁，最终他被迫声明放弃奖项，才得以保留国籍。当时的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多是歌颂苏维埃政权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而《日瓦戈医生》却是从沙皇时期过来的旧知识分子的视角叙事，显然与主流文学背道而驰。加之西方媒体对其过度推崇，反而将作者推向了绝境。

　　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說，文学应“逃离”政治。然而在充满宗教、信仰、观念与习俗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文学难以摆脱政治影响。一部作品的真正的价值，最终需由时间来检验。《日瓦戈医生》后来的解禁与受欢迎就是证明。

《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直到80年代才与中国读者见面，时隔30余年，我们才得以读到这本历经磨难的小说。

若将肖洛霍夫与莫言相比较，两位作家获奖作品的理由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扎根于传统文学，展现出民族特质与历史脉络。肖洛霍夫刻画了战争洪流中的个人命运，莫言则揭示了和平年代一段特殊时期的人性善恶。这些特点赢得了评委会的认可。

　　一篇叫《肖洛霍夫左右逢源的代价》的文章指出，肖洛霍夫是苏俄文学史上唯一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同样兼具鲁迅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双重荣誉。这种“左右逢源”，或许可被理解为政治偏见与文学水品在天平上的一种平衡。实现这种平衡非常难，正因其罕见，更显珍贵。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复杂难解，但历经时间洗礼的作品，终将超越时代局限，彰显其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