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日记

青春万岁

这日记本是灰蓝布面的，角已磨得发白，像被岁月啃噬过。它静静躺在阿伟的掌心，他吹了吹，尘埃便在斜照进来的夕光里，像些细小的、挣扎的飞蛾，纷纷扬扬地舞了起来。他不常拿出来，今日是因我来了，这共同的、关于军营的回忆，才让他又打开了这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沉甸甸的过往。

阿伟是我的同乡，广西昭平那片青山秀水养出来的子弟。一九七八年，十八岁的年纪，像一株刚抽条的油茶树，便响应了号召，穿上那身引以为傲的草绿，到了00050部队。那是基建工程兵，一支沉默的参试部队，我们的战场不在烽火线上，而在苏、皖、浙广袤无垠的土地之下。我们拿着探杆与图纸，像大地的听诊器，探寻着那种能发出巨大能量的矿石——铀。青春便在这寻找中，悄无声息地流淌过去。他干得卖力，嘉奖的证书得了不少，是团里的优秀义务兵。八四年大裁军，这身军装虽脱下了，可魂却仿佛焊在了骨子里。他转业到地方的核工业地质部门，八七年才回到故乡昭平。

部队教人坚韧，教人在最板结的泥土里也要生出希望的根。八八年，他换上了一身藏青，走进了另一个“战场”。有人笑说，公安工作，琐碎，哪有部队里轰轰烈烈。可阿伟不这么想，他常说，心里若真装着人民，哪里都是前线。那身衣裳的颜色变了，可内里那腔热血，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一丝也未改。

他的妻子，一位温婉而坚韧的本地女子，有时会带着一丝嗔怨提起旧事：“九〇年我生娃，他都没在身边照看一回，回来晃一眼，案子的现场又把他叫走了。”阿伟在一旁听着，只是憨厚地搓着手，讷讷地解释：“那边……那边是群体性事件，饭碗放下，我也得去。”组织上是看到了他这“拼命三郎”的劲头，先后将黄姚、樟木两个治安形势严峻的镇子交到他手里。那是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赌博吸毒，是被上级挂牌整治的“硬骨头”。回到家乡当所长，人缘太熟，反倒是劣势。可他上任第一天，便给自己立下了铁打的规矩：管好嘴，管好腿，管好手。“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去的不去，不该拿的不拿。”他说到，便也做到了。铁面无私，于是连亲侄儿因赌博该劳教劳教，该判刑判刑，兄弟上门说情，也被他硬生生顶了回去。为此，他内疚，觉得把亲戚都得罪光了，可那本厚厚的、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记里，却一笔一笔，记得分明：张家的摩托车何时被盗，李家的儿媳妇何时生娃，姚家哪日办丧事……凡与这方水土安宁相关的，他都一一放在心上。

那些年，妻子在镇上开了家小旅店，日子虽不富贵，却也和美滋实。若故事只到这里，那该多好。

零七年九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像一把冰冷的剪刀，猝然剪断了这平静的日子。昭平中学来电，说儿子发了烧。起初只当是平常感冒，他让妻子去照看。谁知几天过去，烧势反反复复，总不见退。他这才慌了神，请了假，带着儿子从贺州到桂林，再到南宁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张张检查报告，像雪片，又像判决书，最终拼凑出一个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的事实：白血病。

“白血病……”他喃喃地重复着，眼神空空的，仿佛要穿透眼前的墙壁，看到多年前在部队里听闻的那些事——那些长年与铀矿打交道的战友，最怕的，便是这个。他多么希望，这病是生在自己身上，让他这身老骨头去替儿子承受。那还是一个少年，青春刚刚展开它鲜亮的羽翼。

为了儿子，他向组织辞去了所长职务。夫妻俩商量好了，哪怕只有一丁点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救孩子。他们带着脸色一日白过一日的儿子，北上北京，又听说天津血液研究所最是权威，便又怀着一丝微光转赴天津。自体移植的手术做了，他们在病房外守了不知多少个日夜，盼来的，却是失败的消息。零九年一月八日，那个寒冷的冬日，孩子终究是走了。

家里的天，轰然塌下。积蓄花得精光，还欠下不少外债。往后的日子，夫妻俩便常常对着儿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半天，只能以泪洗面。那些想对儿子说却说不出的话，阿伟就一笔一划，写在了日记里。他那原本开朗的性格，从此变得沉默，仿佛生命里最亮的一盏灯熄了，只剩下一片巨大的、走不出的阴影。

他的泪已流干。阿伟把那本日记锁进了抽屉，重新走上公安新的战场……。他以工作努力忘掉悲痛的日子，走上新的生活。在他即将退休的日子，贰零年一月，他晋升为四级高级警长。

此刻，他颤抖着手，将那本日记递到我面前。我轻轻翻开，纸张已经泛黄发脆。那上面，有儿子幼时蹒跚学步的趣事，有少年时获奖的骄傲，字迹工整，仿佛能看见他落笔时嘴角的笑意。可越到后面，那字迹便越是潦草、模糊，一团一团的，是泪痕晕开了墨水，将那些悲痛、呼唤与不甘，都混成了一片无法辨识的沼泽。

屋子里很静，只听得见窗外偶尔的车声，和彼此压抑的呼吸。我们都没有再说话。时光仿佛凝固在这本日记的尘埃与泪痕里。如果……如果……，这世上有千万种“如果”，可它们都已成为再也无法改变的过去。

我将日记轻轻合上，递还给他。他接过去，小心翼翼地，像捧着一碰即碎的梦，又将它收进了那个带锁的抽屉深处。尘埃落定，一切，复归沉寂。

（按战友要求，本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