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烟云——森森蜀柏·成都（之一）

谢善骁

　　如果说南国都会广州是一座一天到晚都泡在“茶”中的城市，那么坐落在西南地区的成都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座从古到今都泡在“茶”中的城市。
　　“茶”是广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茶”更是成都一道独特的都市风景线。然而两个城市的“饮茶”内容、方式和目的，却又是那么地大相径庭。广州人有吃早茶、午茶、晚茶的习惯，但广州的茶不是“饮”的，而是“吃”的，美其名曰“饮茶”，其实常常是广州人在满桌满盘的美食中，作为洽谈生意的方式或亲朋团聚的机会，“茶”只是一个点缀，甚至一个虚名。因此，严格地说，广州人的饮茶并非传统的品茶，饮茶的场所也算不得真正的茶馆。要享受“饮茶”的无穷乐趣，还得到货真价实的茶城成都。
　　过去有这样一首的民谣：“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按成都人自己的说法则是：“天上晴日少，眼前茶馆多”。城内一条府南河，隔河两岸茶客多，据说成都每天有二三十万人次泡在茶馆里，每年有几万吨茶叶被吃掉。在成都，“饮茶”已经成为消磨时间的一种最常见的方式，随着新茶丢进碗中，光阴也就被泡在茶里。茶客们从茶馆中升腾的热气和飘散的清香中，寻求着惬意，悠悠地感受到享受。他们闭目养神地喝，心旷神怡地品，谈笑风生地饮，充分显示成都人那种崇尚自然、忘情山水的秉性。
　　在蓉城的大街小巷，竹棚林立，古风犹存；茶馆遍地，神韵更雅。无论是古朴的老店还是雅致的新馆，门外牌匾上那一笔笔龙飞凤舞的名家书法，连同那一个风雅蕴藉的店名——“漱泉”、“闲居”、“东篱”、“听音阁”等等，使茶馆更加蓬荜生辉。其中有这么一家临溪而开的茶馆，取了个高雅的店名，叫“枕流”。此名源于南朝宋刘义庆撰的《世说新语》，说高士孙子荆欲归隐，对王武子说“当枕石漱流”，却误说为“当枕流漱石”。王反诘说：“流可枕，石可漱乎?”孙子荆辩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励其齿。”能取如此引经据典的深奥店名者，看来非高人莫属了。

　　巴蜀茶馆之不同凡响，还表现在它的三个特色。一是由茶碗、茶盖、茶船组成的三件一套的雅致茶具，这种茶具称为盖碗，又称“三才碗”。三才乃指天、地、人，茶盖在上谓之天，茶船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这么一副小小的茶具便寄寓了一个小天地，一个小宇宙，也包含了“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古之哲理。成都人把这种饮茶方式称为喝“盖碗茶”。二是茶馆中掺茶的“茶博士”，无不具有“满天星”（甩碗）、“雪花盖顶”（添水）的精湛绝技。当一桌茶客前脚刚落座，茶博士后脚就到，他右手提着锃亮的紫铜壶，左手五指分开，夹着七八个茶碗、茶盖、茶船，一挥手，随着一阵丁零当啷声，茶具齐刷刷地各就各位了。接着他提起手中的紫铜壶，如同赤龙吐水地向茶碗掺水，茶具一翻一盖，干净利落。客人喝茶时，茶博士还要不断地提壶冲水，高冲低收，一气呵成，水入碗中满而不溢，桌上不洒一滴。

历史悠久的成都茶馆，曾是三教九流相聚休闲之地，七十二行洽谈交易之所，也曾是唇枪舌战、调解社会纠纷的战场，看戏听书、闲话家长里短的杂院。成都茶馆都是大大小小的多功能厅，这种功能，与老舍在话剧《茶馆》中描述的茶馆颇为相似：

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不过这种茶馆，在全国各省的其他城市为数极少，老舍说“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而且“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惟有成都，这种茶馆却比比皆是，流存于今，不仅把茶的功能开发得如此淋漓尽致，而且把喝茶的传统保持得如此尽善尽美。

在现代的茶馆中，年轻人多是来此与朋友们小聚聊天，老年人则离不开麻将、桥牌、龙门阵，中青年人坐茶馆，多是海阔天空地畅谈国事、家事，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到茶馆来则是看书、读报、谈时事。茶馆既是新闻中心，职介中心，调解中心，又是娱乐场所。“八方来客坐片刻无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杯各自东西”——这就是成都茶馆。

现在的人喜爱把什么都贴上“文化”的钤印，酒文化，茶文化，甚至居然还有人首创了“烟文化”。但在成都，我却看到了真正的茶馆，真正源远流长、雅俗共赏的茶文化。

看到成都人在饮茶时的那种幽雅、闲适和满足的神态，着实令人羡慕不已。
羡慕归羡慕，现实归现实，看饮茶的成都人那一份潇洒自如和那一种悠哉游哉，却又不由得引起担心：成都，你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节奏和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吗？
这种担心诚然是杞人忧天，今天的成都，不仅在各方面努力紧跟时代潮流，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自己的独创。例如，成都的新潮服装大概不会输给受港台风熏陶而早走一步的广州、厦门，成都楼市典雅精致的竞争水准，也与广州、深圳不遑多让。不仅传统的川酒、川菜餐饮走万里，名牌开新花，而且闻名中外的成都茶馆也不落国际风，更上一层楼，高档茶室的精美水准和文化品位竟可媲美五星级宾馆。
尽管如此，对成都的这种担心却也不是多余之虑。爱坐茶馆的成都人，在竞争时代提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前，也确实暴露了自己秉性中的不足之处。他们那种小富即安、不富亦安、不求大成的思想，他们那种安于现状、不愿外出创业的观念，他们那种惯于安稳舒适、不重速度和效率的作风，都明显地与时代脱节了。说到底，还是由于得天独厚、“丰厚恩赐”的自然条件，使多数成都人的心田中，从小就播上了“天府心态”和“盆地意识”，造成了成都今天和未来发展的某些劣势。
谈到成都就会立即令人想起重庆，成都和重庆是大西南的双城，在某种程度上，巴、蜀二地是密不可分的。西蜀成都与巴渝重庆相隔不过数百公里，然而却应了一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巴山与蜀水的不同文脉所孕育出来的两城儿女，竟然有几乎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与“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的成都人相比，在一批批山城重庆培养出来的英雄豪杰身上，从古代巴国蔓子将军、三国时巴郡守将严颜、明末巾帼秦良玉、辛亥志士邹容，到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四位出生于巴渝之地的朱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以及还有四位出生在古代巴国领地的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无不体现了重庆儿女特有的刚毅品格、叛逆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胆识。
　　由不同文化品格的巴蜀人，以“巴出将，蜀出相”的方式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地构筑了大西南的文明。巴蜀之地两座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各自的风采和魅力，在大西南的文明史上各领风骚，成为共同照亮四千年巴蜀文明的双子星座。
　　重庆和成都是在3000年前出现在巴蜀之地上的两个中心，“巴蜀”是古代巴国和蜀国的合称，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是两个独立的小国。巴国位于长江沿岸的山区和丘陵地区，巍峨的高山，低回的河谷，承载着重庆3000年的文明史。蜀国则处于“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的川西平原，造就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益州（成都）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
　　4000多年前，岷山深处的古蜀人来到山下的平坝（即川西平原）并定都于此，成都郊区的广汉三星堆，就是四千多年前古蜀国的城邦遗址。殷末周初，蜀已走上了中原逐鹿的政治舞台，当时的蜀王协助周武王打败殷纣王，蜀就成了周朝的封国。而以强悍著称的巴族，是当时也生活于川的另一支古老民族。他们以阵前唱歌跳舞、“歌舞以凌殷人”的方式，在助周灭纣中立下赫赫战功，被武王“封宗姬于巴”，在汉水上游建立了巴国，首府设在江州（以濒临两江取名，即今重庆），为重庆首次建都。“川东巴国，川西蜀国”的局面形成后，巴蜀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
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为争夺领地，又发生了激烈的战争。蜀强巴弱，巴王不敌，便求助于秦国。秦惠王派大夫张仪率秦军攻蜀，在今广元市昭化地区打败蜀军，大军入蜀，蜀国灭亡。为加强中央集权制，秦国在蜀地设置蜀郡，秦大将司马错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张仪在灭蜀后，一不做，二不休，又灭了视秦为救星的巴国，设置巴郡，仍以江州为治所。
　　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并没有随巴蜀国界的不复存在而泯灭，蜀地的成都人和巴渝的重庆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比和较劲。然而正是在这种对比和较劲中，蜀人和巴人共同推动着四川历史车轮的前进。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是五朝古都的成都，有过辉煌的时刻，有过繁华的岁月。成都地区自古以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而成都人在商品市场方面的探索，也从来没有落后过。镶嵌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成为古代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历千载而不衰。
近百年来，成都并未落后于时代。特别在解放后，成都曾为西南局之首府，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在西部开发中位居战略重地，被媒体誉为“中国第四城”。如果从传统的地域文化与现代的商业文化结合的意义上说，成都在中国的地位或许比“第四城”还高。在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战略规划中，成都又是“三个中心（科技、商贸、金融）、两个枢纽（交通、通信）”的重镇。但是比起重庆来，成都却没有更多引以自傲的理由，在同一时期，重庆经历了因商而兴、内迁而盛、改革腾飞的发展道路，不仅成为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而且从19世纪的单一型转口贸易城市，成长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今天的重庆又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中央直辖市。
巴蜀双城早已不是兵戎相见的敌国，而是共同擎起大西南红日蓝天的两大支柱。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比翼齐飞，在开拓未来的进程中各显神通。与重庆相比，成都有其历史、文化、地理等诸方面的优势。例如它具有在中国西南和西部难以替代的中心地位，尤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处于最好的战略高地位置；它拥有中国西部最适合人们居住的自然条件和综合条件，具有移民城市的资源和潜能，最有条件成为西部的特大型城市；它的经济产业结构不存在重大的问题，也较少计划经济遗留下的负担；它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不仅本身是一个文化大都会，而且处于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地区的中心；它的文化教育基础较好，科技力量较强，城市化进程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然而富足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的立身观念，又使成都与重庆之间出现了差距。它毕竟位于西南地区的盆地之中，在交通的便捷性上，不仅不能望沿海大城市之项背，而且也不能与两江环抱、从容地吐纳万物的重庆相比；它的本土文化过于厚重，长年游离于国际文化之外，国际化程度低于沿海都会，也低于重庆；它的市民固有的某些意识缺陷，使它可能在当今一日千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落后于重庆和其他开埠较早的城市。
成都应该深思过去，也应该对现在警觉，但是更应该对今后有信心。现在的成都正在改变她千年的陋习，拓展蜀道，连通世界。在保持、创造和发扬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她与重庆一起迅速崛起于大西南，兼收并蓄，并驾齐驱，共同组成长江上游经济区。
看到今日的成都，不禁想起了大诗人杜甫在成都草堂写下的一首纪事诗《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聪慧、精敏的成都人，正怀着当年杜甫迎客的那种激情，迎接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拥抱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未阅成都史，先读杜甫诗。在杜甫这位客居成都3年6个月的伟大诗人的诗作中，有不少题材是取自古代成都的史。他的一首《杜鹃》诗，追溯到了古都之源，3000年前古蜀国国君杜宇和鳖灵引导蜀人从洪荒走向文明的时代：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西周末年，杜宇自立为蜀王，也就是望帝，建都于汶山（岷山）脚下的郫（今成都郫县）。望帝教民务农和狩猎，使蜀国得以强盛，疆土也大大扩展，因此受到百姓拥戴。由于岷江洪水泛滥成灾，望帝令鳖灵主持治水。鳖灵凿山疏流，终使成都平原消除水患，为蜀人立下大功。望帝遂将王位禅让鳖灵，鳖灵称丛帝，号开明氏。退位后的望帝，念念不忘教民务农，与妻子双双化作子规鸟，蜀人称杜鹃，每到阳春二月便带领繁衍的后代，成群飞抵蜀地上空，“布谷，布谷”不停地啼叫，催促人们赶快播种，同时口中也滴血不止。
杜鹃啼血的动人传说，感人肺腑，激人心弦。唐诗人罗邺有感于此，吟有《闻子规》一诗，诗云：
蜀魄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向花枝。
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愁人不寐时。
言犹未尽，罗邺又写下另一首《闻杜鹃》诗：
花时一宿碧山前，明月东风叫杜鹃。
孤馆觉来听夜半，羸童相对亦无眠。
汝身哀怨犹如此，我泪纵横岂偶然。
争得苍苍知有恨，汝身成鹤我成仙。
秦灭古蜀国之后，巴蜀之地并入了统一中国的版图。但是由于山高水阔，交通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一座藏匿于千峰屏蔽、坐落于万山环抱中的成都，远离了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
翻开成都这部古书，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就一下子跳入眼帘。李白在这首乐府古题诗中，由古及今，自秦入蜀，三叹逶迤、峥嵘、峻险、崎岖的古蜀道之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正是蜀道之难，历代王朝对成都鞭长莫及，从而使这里经常出现历史的空白。于是不是蜀地的枭雄趁火打劫，占山为王，就是外来的豪杰乘虚而入，夺权称帝。这些枭雄豪杰，先后在巴蜀之地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的小朝廷，奠定了成都的五朝国都历史地位。

　　西汉末年，中国大乱。约在公元15年，王莽建立的新王朝任命公孙述(今陕西兴平人)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在洛阳称帝。同年，公孙述也在成都称帝(自称白帝)，国号“成家”，年号“龙兴”。成家政权的统治地区，包括今四川、重庆的大部分和陕西、云南、贵州三省的一部分。公元36年底，东汉兵临成都，公孙述兵败后人死国亡。成家立国，计12年。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黄巾起义，群雄割据。刘备(今河北涿州人)以东汉远支贵族身份，借助镇压义军起家，曾先后投靠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和刘表的麾下。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223年，刘备病死，其子刘禅即位，初由诸葛亮辅政。诸葛亮死后，黄皓掌权，朝政日非。炎兴元年(263年)，魏军迫近成都，刘禅出降，蜀汉告亡。降了曹魏后被送到洛阳并封为安乐县公的刘禅，留下了一首“乐不思蜀”的人生哀曲。刘备、刘禅两代共历42年。
　　成都第三次成为帝王之都，是在304～347年。西晋末年，巴西氐人李特、李雄父子聚二万余关中流民起义。李雄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年)攻取成都，次年自称成都王，年号建兴。建兴三年(306年)他正式称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李雄称帝后，以大地主道教首领范长生为相，采取开明政策，使大成国境内出现了徭役稀少、人民富实、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兴旺景象，这在十六国时期是少有的。李雄病死后，家族内自相残杀，加之暴政酷吏，致使人心离散。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溯江入川讨伐大成，如入无人之境，一举灭了李氏。李氏立国三代，计43年。
　　五代时期的前蜀，使成都第四次成为帝王之都。前蜀开国之君王建(今河南舞阳人)，少时以屠牛、贩盐为业，后来参加唐朝忠武军为队将。880年，黄巢率农民起义军破长安后，他随唐僖宗李俨来四川。僖宗回长安不久，王建先后被任命为四川壁州(今通江)、利州(今广元)剌吏，趁中原混乱之机，起兵据有今四川、重庆、陕南、陇东和湖北宜昌等地区，雄据一方。907年唐亡，年届花甲的王建即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918年，王建病死，子王衍即位，至925年被后唐所灭，两代共历18年。
　　五代时期的后蜀，第五次把成都推上了帝王之都的位置。后蜀的建立者孟知祥(今河北邢台人)原为李存勖部将，923年后唐李存勖称帝，以他为太原留守。后唐于925年攻灭前蜀后，他被任命为成都尹，充西川节度使，受封为蜀王，并于933年兼任东西川节度使。934年初，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半年后病死，其子孟昶即位。965年，宋兵攻入成都，孟昶降宋，两代共历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