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不屈不挠/第十九章

介子

美篇昵称：介子美篇号：504271背景音乐:耿顺甫作词的歌曲<a href="https://www.meipian.cn/5gszqw4e"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不屈不挠</a>封面与插图：Ai制作 第十九章沉默台账 2019年深秋，清晨六点，高店小镇的天光像被谁小心翼翼地推开，一缕微光斜切过老屋的窗棂，落在书房正中的遗像上。这书房曾是程享茂的卧室，现在成了对他哀思的地方。遗像相框玻璃映出斑驳的墙影，也映出程雅凤低垂的脸。她一有空就取下遗像擦拭。程雅凤蹲在遗像下的供桌前，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布，一遍遍擦拭着相框。指尖停在“2017.9.7”那个日期上，像被烫到一般微微颤抖。她想起那天，她正给女儿织一件向日葵图案的毛衣，弟弟发来最后一条消息：“姐，她又来了……”她没回，以为又是夫妻吵架，过两天就好了。她甚至还在心里埋怨：“年轻人，动不动就闹情绪。”现在想来，那是求救。是弟弟在深渊边缘，向她伸出的、最后一根看不见的手。程雅凤的泪早就哭尽，她眼中冒着小火苗，把布角折了又折，一遍遍擦着玻璃，仿佛能擦去那天凌晨的雨，擦去弟弟手机里最后那条未发送的短信，擦去弟弟独自面对死亡时的恐惧。除了擦拭相框，就是在厨房研究自制的台账。厨房小桌上摊着八本台账，纸页边角卷起，像被反复翻阅过千百遍。一袋未拆封的牛奶静静立在台帐旁，是程雅凤三天前买来忘记喝的。她记得那天，她对着台账熬到凌晨，答应自己：“喝完这杯就睡。”可她忘了，以至不能再喝，就像弟弟总说：“等我做完这个项目就休息。”可他再没机会休息。遗像前，一束向日葵早已干枯，花瓣碎成粉末，落在程享茂生前最爱的那只白瓷杯里。那是他大学时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杯身有道细裂纹，他说：“有裂纹的杯子才特别，像人，有故事。”他生前在阳台还种了一排向日葵，说：“姐，它们每天都朝着太阳，多好。”可他最后，没等到太阳。高店小镇的清晨有早点摊的油香，有邻居扫地的沙沙声，唯独没有说话声。这沉默，比哭声更重……程享龙在高店小镇工地的塔吊下，安全帽下是晒得发红的脸。他蹲在钢筋堆旁，耳机里循环播放着那段录音：“……他说韦欣欣要举报他公司漏税，他很害怕……”这是陈记者提供的民警接警录音，只有短短三十七秒，他却听了一百多遍。他一遍遍拖动时间轴，从“漏税”到“害怕”，从“害怕”到“自杀”，每一个字都像刀，刻进他的记忆。他想起弟弟第一次带韦欣欣回家，穿着白衬衫，紧张得手心冒汗。父亲递烟，他慌忙摆手：“爸，我不抽烟。”母亲煮了汤圆，他笑着说：“姐包的汤圆，芝麻馅最香。”那时的弟弟，眼里有光。现在，那光灭了。他低头，烟灰落在工装裤上，像洗不掉的烙印……厨房的门轻轻推开一条缝。程向阳踮脚把一杯热茶放在母亲手边，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妈妈，喝口水吧。”她声音极轻，小手还沾着面粉——她刚帮父亲出完摊回来。程雅凤点头，没回头。她正翻开第三本台账，那是她用三个月时间，从近几万条聊天记录、数百份转账凭证、几十通通话录音中，一帧一帧扒出来的证据。红笔在某一页停住。“2017.8.29 19:15，韦欣欣发来消息：‘你敢报警，我就举报你公司漏税，让你坐牢。’”她翻到银行流水记录——“2017.8.29 19:27，程享茂通过网银向韦欣欣转账88万元”。红笔圈住这两个时间点，中间画上箭头，旁边标注：“威胁后12分钟，转账”。她开始一页页翻，一支褪色的黑色记号笔在A4纸上画出时间轴。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邮件记录，全被她按小时拆解、排列。她用红色标签纸贴出“威胁节点”，用蓝色标出“转账节点”，用绿色标出“沉默或回避节点”。她发现，每次威胁后，程享茂的聊天回复间隔越来越长，用词越来越简短，甚至出现“……”“嗯”“好”。他的转账时间，多在深夜（22:00-2:00）。程雅凤心想：弟弟睡不着，她在逼弟弟，弟弟在崩溃边缘。她又想起弟弟最后那次来电话，声音发抖：“姐，公司要是出事，爸妈怎么办？”她当时劝他：“别想那么多，她也就是吓唬你。”可她错了。那不是吓唬，是谋杀。用语言，用恐惧，用亲人的安危，一寸寸勒紧他的脖子。“这不是赠与。”程雅凤低声说，声音在寂静的厨房里格外清晰，“这是勒索。”可没人听她说。这八本台账，像八座沉默的碑，立在她与世界之间。家里没人提案子。程父坐在院里晒太阳，眼神空落，手里捏着半截没点着的烟。程母在厨房剁菜，刀声一下比一下重，像要把心事剁碎。程享龙周末回来，话比平时更少，只反复问：“法院有消息吗？”问完，又沉默。那沉默里，有焦虑，有自责，有对未来的恐惧。终于，程父开口了。“晚上，都来堂屋。”晚上，煤炉烧得微红，一家五口围坐。没人开灯，只有炉火映在墙上，像跳动的影。程母煮了一锅粥，端上来，却没人动筷。程享龙低头搓手，工装裤上的水泥灰蹭在膝盖上。程向阳蜷在角落，小手紧紧抱着叔叔生前送她的向日葵布偶，那是她六岁生日时，叔叔熬夜编程换钱买的。程雅凤把台账放在桌上，像放下一件圣物。“别怕。”程父说，声音低却稳，“我们还有法律。”程享龙抬头，眼神里是藏不住的焦灼：“可他们说这是‘夫妻赠与’……法院会信我们吗？我们拿不出她‘逼’言茂的证据。”他声音发紧，“我们只有聊天记录，可她说那是‘夫妻间玩笑’，说享茂‘心理脆弱’……我们拿什么证明？”程父沉默良久，手指摩挲着烟盒，终于开口：“法律不是让他们乱说的。你们继续，我信你们。”他抬头，目光扫过子女，最后落在供桌上的遗像上，声音轻却坚定：“享茂一辈子老实，不惹事，不害人。他不会害自己。你们做的，是对的。”程母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像从很深的地方挤出来：“享茂小时候，被人抢了糖，回来不说，自己躲在墙角哭。我说，‘哭啥，妈给你买。’他说，‘怕你和爸担心。’……他一辈子，都怕让家里人担心。”她低下头，一滴泪落在膝盖上，“他要是知道，现在让我们这么难……他得多难受。”程雅凤听到这里，眼泪又决堤。她想起弟弟生前最后一条朋友圈，是那排向日葵，配文：“阳光真好。”可那几天，豫中市一直在下雨。他不是在晒太阳，是在假装阳光还在。弟弟的沉默，是爱，也是死路。程向阳小声说：“叔叔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对吗？”她抬头，眼里有与年龄不符的懂，“他怕说了，你们更难过。”一家人陷入更深的沉默。这沉默，比哭声更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可这沉默中，有某种东西在生长——是信念，是决心，是程父那句“我信你们”撑起的脊梁。那晚之后，程雅凤开始啃法律条文。《婚姻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她买来最薄的解读本，一页页抄，一句句问。她不懂“非法占有目的”，但她懂“一个人为什么要反复要钱”；她不懂“胁迫的构成要件”，但她懂“一个人在恐惧中转账，不是自愿”。她给张正律师打电话，声音发紧：“张律师，‘胁迫’怎么证明？是不是必须有录音？”“不一定。”张正说，“胁迫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行为。关键是看是否造成了心理上的强制。”“那……‘非法占有目的’呢？怎么证明韦欣欣一开始就没想好好过？”张正沉默片刻：“这需要综合判断。比如，婚前是否有重大隐瞒？婚后是否有异常行为？财产处置是否违背常理？”程雅凤记下，又讲给程享龙听。程享龙在工地监工间隙，拿着那本张正送给他的《打官司策略建议书》，反复研读，重点句子用红笔划了又划，页脚写满笔记。他开始研究法院的审查流程，电话问张正：“法院开庭为什么这么慢？”“因为复杂。”张正说，“法院要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判断是否构成犯罪。这个过程，可能数月，甚至更久。”“可享茂等不了。”程享龙说，声音低哑。“不要急，我们替他等。”张正说。一个月后，张正打来电话。“程姐，你寄来的台账我收到了。”张正声音发颤，像握不住话筒，“……这不是证据，是时间证言。”他逐页翻看，几乎不敢相信：“你把碎片拼成了地图，把沉默变成了控诉。”张正看着一页说：“2017.8.29，威胁‘举报公司’，12分钟后转账88万；2017.9.2，威胁‘公开你隐私’，24小时后过户海南房产；2017.9.5，威胁‘让你社会性死亡’，当转账50万……这不是偶然，是系统性的精神控制。”他声音有些激动，“程姐，你做的，已经超出了民事证据的范畴。这已经具备刑事勒索的典型特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手段，迫使他人交付财物。”程雅凤握着电话，眼泪无声滑落。她想起弟弟生前最后一条代码注释：“修复bug，让系统更稳定。”她突然明白，她做的，是修复正义的bug。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会抱着遗书哭的姐姐，而是能为弟弟战斗的人。这战斗，不是靠愤怒，是靠这八本台账，是靠她一点一滴的研究和坚持。那晚，她梦见程享茂——弟弟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打，屏幕滚动着一行行代码，代码里夹杂着被删除的聊天记录：“……你逃不掉的。”“……钱给你，别举报我公司。”“……我快撑不住了。”弟弟忽然回头，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姐，你看得见我吗？”她伸手，想碰他，却抓不住。弟弟消失前，指着屏幕一角，轻声说：“找找她之前……”程雅凤惊醒，窗外月光如霜，心口像被掏空。她突然起来，坐到桌前，翻开台账最后一页，盯着韦欣欣名下的房产信息。那套位于豫中市红旗路的“南方上院”公寓，价值近三百万。“她一个外地的、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在豫中市怎么会有那么贵的房子？”她喃喃自语。她想起张正的话：“财产处置违背常理，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她打开电脑，搜索韦欣欣的名字。社交账号里，一张照片：韦欣欣站在另一处高档小区门口，配文：“新家，新开始。”发布时间是2016年。她继续查，发现韦欣欣名下至少有三处房产，且均在一年内转手，获利巨大。2015年，一套老破小，半年后转手，净赚60万；2016年，一套学区房，一年后卖出，获利120万；2017年初，一套婚房，闪婚闪离，房产过户后迅速出售……程雅凤推断：韦欣欣不是一次，是惯犯。她不是在结婚，是在作案。豫中市、海南、甚至外省，都是韦欣欣的作案地。“她伤害的不只是享茂。”程雅凤的手指在键盘上悬停，她多想立刻搜索“韦欣欣闪婚离婚”，找到那些当事人，问问他们经历了什么。可张正的话在耳边回响：“取证必须合法，不能诱导，不能威胁，更不能私下接触对方，否则证据无效，甚至可能反被起诉。”“我们的目标是让法律惩罚她，而不是让我们自己也违法。”程雅凤放下手，看着台账上贴满的红色标签纸，像血点，像年轮，像无数个夜晚的坚持。她将发现整理成便签，附在台账首页：“韦欣欣名下多处房产，均在短时间内转手，获利巨大。疑为惯犯。建议：查找其前段婚姻受害者，取证。”三天后，张正打来电话，声音急促：“享龙，不能再等了。如果韦欣欣是惯犯，我们必须找到她之前的受害者取证——这将是刑事立案的关键突破口。”他顿了顿，语气严肃：“但取证必须由警方或律师出面，你们不能私下接触。否则，我们可能从受害者，变成违法者。”电话那头，程享龙沉默良久，只说了一个字：“好。”清晨再次降临。阳光照进老屋，照在桌上那八本贴满便签的台账上。红色标签纸像血点，褪色记号笔的字迹像年轮，贴满便签的A4纸层层叠叠，像一座由沉默筑成的碑。无人说话。但正义，正始于一个女人的深夜灯下。而那沉默的台账，正以它独有的方式，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出永不沉寂的呐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