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邓纪念馆—鞠躬尽瘁

我心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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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游学周邓纪念馆四篇系列美篇中之三的“鞠躬尽瘁”篇。

离开“民族解放”展区，我来到了“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展区。这一历史时段是从1949年周恩来出任新中国首任总理直到1976年总理去世。

从这张政务院组成名单中，可以看出，很多曾与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与国民党起义将领都被安排在了重要的工作岗位。这里蕴含着总理巨大的智慧与努力。

全国解放后的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既有抗美援朝的重任，又有西方的封锁围堵，新中国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周总理扛起了经济建设的重担。

这里有个玻璃柜，里面摆放着总理当年的一些证件。包括出席人大的证件、出入中南海的证件等等，看似普通，却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权威。

这是建国初期周总理主持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列表，可以说这就是建国之后最早的工业基础。很多工业门类的发展就是从这些工程开始起步的。

这是周总理在历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的照片。记得那时我们每当看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逐字逐句的阅读，那是一个总结过往，面向未来的报告。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在电视中观看总理做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场景。当77岁的周恩来缓缓走向主席台时，台下三千多名人大代表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经久不息。当总理说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句话时，整个人民大会堂瞬间沸腾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红了眼眶。

这是“国书”。我第一次认真看到国书的模样，这是中国1949年10月20日致苏联的国书。

这是周总理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春，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建议从国外定购研究原子核科学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得到周恩来批准。这是周恩来关于协助钱三强去国外购买科研仪器的批示。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自身体会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阐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的问题。

总理非常尊重知识分子，鼓励他们报效祖国。五十年代很多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等纷纷从国外回国担任重要工作。这是总理与李四光在交谈。

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与爱护是一贯的。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上说：“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这是由总理侄女周秉德捐赠总理穿过的灰色中山装。

总理说：“我们必须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对顺利方面和困难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做出决定。

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决策方法，总理一直在身体力行。

这里展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弹一星”工程的报道。‌我记得很清楚，六十年代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街上在大声卖“号外”，大家纷纷去买“号外”，看到那颗蘑菇云，心里无限的振奋。

这个版块讲述了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巨大建树与功绩。包括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1956年低到1957年初的欧亚11国访问、1963年底至1964年初的亚非欧14国访问、1972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等。总理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突破西方围堵，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周恩来出访亚欧十一国—一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

1960年4月至5月，周恩来访问亚洲六国—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

周总理曾主持制定了政协的《共同纲领》，并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共早在抗战中与解放战争中，就与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结成了肝胆相照的关系，总理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文革特殊时期，总理更是保护了很多党外人士及知识分子，使他们度过难关。

这是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这是1972年8月周总理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一行。

紧接着的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互换文本，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打开了国门，开创出世界新秩序。

这是当年总理的座驾苏联“吉斯”牌汽车，这部老爷车产于1940年，总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在乘坐。

周邓纪念馆的院子里摆放着一架伊尔14型—678号客机。这是1957年8月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是总理乘坐的第一架专机。

作为七十年代的螺旋浆飞机，里面的空间很小，后舱只有十几个座椅。

前舱为总理使用的部分，有一张窄床和两只沙发。从1957年到六十年代中期，总理一直乘坐这架飞机，到过国内的许多城市，还出访过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

这是周恩来生前佩戴的上海牌手表，为A623型，这款手表曾伴随他完成多次出访任务。

这是总理出国访问时的西装与中山装。

这套20世纪60年代的中山装，由灰色全毛华达呢制成，上衣衣领磨损发白且有织补痕迹，裤子多处破洞并修补。该衣物曾伴随周恩来参与多项重大政治活动。

这是几位女军人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讲解。

怀念总理，于我来说，又有一层不同的意义。我的学生时代生活在北京。其中在多种场合，如中山公园的联欢、长安街的迎送贵宾，以及1966年秋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都有幸见到过敬爱的周总理，算一算竟有五次之多。虽然我那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总理的形象深深刻在我的心中。

这里的展板告诉我们总理最后的587天是如何度过的。那时总理的膀胱癌已到晚期，并经过了五次大的手术，可想而知总理经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折磨。

1976年的1月8日，这是一个沉痛的日子，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这张老照片摄于1976月四五运动期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是我和妹妹、表姐的合影。

那天我们看到纪念碑碑身的两侧竖起了一幅巨大的对联：“总理回眸应笑慰，打鬼自有后来人。”我请旁边的人帮我们摄下了这历史的一幕。

半年后的惊雷十月，“四人帮”被打倒，再不久，中国迈进了改革开放，总理“四个现代化”的设想，终于实现了。

总理去世那年我26岁，现在我已经快76岁了。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但敬爱的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永留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