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杨振宁少年时期曾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围棋,但水平有限;其晚年保持健康体魄与早年体育锻炼密切相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杨振宁的围棋学习经历</p><p class="ql-block">父亲启蒙:杨振宁6岁时,数学家父亲杨武之便开始教他下围棋。初期让十六子,多年后仍要让七子(传记记载至1962年仍需让七子)。</p><p class="ql-block">未得真传:据其自述,虽接触围棋较早,但始终未能掌握精髓,自嘲‘未得真传’。</p> <p class="ql-block">科学巨擘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人们在追思其辉煌科学成就的同时,也愈发关注他作为一位文化智者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在他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中,除了微观物理世界的对称与破缺,还有一方棋盘,黑白交错,同样映照着他深邃的思想与绵长的情感。围棋,这门古老的东方技艺,如同一条隐秘的丝线,串联起杨振宁的父子亲情、师友情谊,并成为他连接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的一座独特桥梁。</p><p class="ql-block"> 杨振宁与围棋的缘分,始于家学,源于父爱。1928年夏,其父杨武之先生——中国第一位因代数研究获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学成归国,年幼的杨振宁在上海迎接这位“完全陌生”的父亲。随后,全家前往厦门,杨武之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这一年,成为杨振宁接受新式教育与传统文化启蒙的关键时期。</p><p class="ql-block"> 在厦门,杨武之先生用大球、小球演示天体运行,教授英文、算术,同时也倾力传授中国文化:唐诗、历史朝代、天干地支乃至八卦。在这份丰厚的文化滋养中,围棋占据了重要一席。杨振宁先生曾深情回忆:“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p><p class="ql-block"> 这段往事,充满了温暖的画面感。一位是兼具中西学养的数学家父亲,一位是天资聪颖的稚子,棋盘成了他们之间知识传递与情感交流的媒介。然而,杨振宁幽默地坦承自己并未得到父亲的“真传”:“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这番坦诚,不仅勾勒出父子二人持续数十年的纹枰互动,更流露出一种超越棋艺胜负的亲情羁绊。围棋于此,首先是家的记忆,是父辈文化的传承,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东方智慧启蒙。</p><p class="ql-block"> 杨振宁的围棋交往圈,堪称星光熠熠,其中最具科学传奇色彩的,当属他与李政道先生的对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两位正值盛年的中国物理天才在携手冲击物理学巅峰——“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前后,围棋盘成为了他们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实验室”。</p><p class="ql-block"> 他们的对弈,绝非寻常消遣,而是顶尖智慧在另一种规则下的碰撞与共鸣。围棋所要求的宏大格局观、精确计算力、对“势”与“地”的辩证把握,与理论物理研究中对整体模型的构建、对微观细节的推算、对宇宙基本规律的探寻,在思维层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纹枰之上,落子无声,却仿佛进行着关于宇宙秩序的无声对话。这段“纹枰之交”,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印证了围棋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如果说与李政道的对弈是同行间的切磋,那么杨振宁对棋圣吴清源的态度,则充满了近乎虔诚的敬仰。2014年,在吴清源先生的百岁寿辰庆祝会上,杨振宁的致辞石破天惊,引发了广泛关注。他直言:“我是学物理的。20世纪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大家都晓得,是爱因斯坦。我想了一下,爱因斯坦在物理的地位没有吴清源在围棋里高。”</p><p class="ql-block"> 他进一步阐释道:“因为物理里爱因斯坦是第一,但是第二跟爱因斯坦的距离我想没有吴清源和20世纪第二的围棋手的距离那么大。” 这一判断,并非对爱因斯坦的贬低,而是基于对各自领域统治力的深刻洞察。吴清源在日本围棋“昭和时代”开创的“新布局”,以其“十番棋”将同时代所有顶尖高手降至先相先或定先的绝对优势,展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近乎孤独的卓越。杨振宁作为身处科学金字塔尖的巨匠,最能体会这种“一览众山小”的境地所需的天才与付出。他的这番评价,是巨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对人类智力巅峰成就的最崇高致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更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还从科学角度阐释了围棋的深邃所在。他指出,围棋的规则极其简单,其本质是“连接和切断”这两个观念的博弈。而这两个观念,在20世纪数学的核心分支——“拓扑学”中变得至关重要。他认为,“围棋之所以有深度是跟她的数学基本结构有关系的。” 这一洞见,将围棋的奥妙从单纯的技艺层面,提升到了基础数学结构的高度,揭示了其背后普适的科学之美。这不仅是一位物理学家的独特视角,也道出了围棋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深层魅力。</p><p class="ql-block"> 围棋作为中国文人传统的“四艺”之一,一直是联系知识分子的重要纽带。在近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大圈子里,杨振宁通过围棋,也与多位大师结下情谊,其中与查良镛(金庸)先生的交往尤为引人注目。</p><p class="ql-block"> 金庸是出了名的围棋爱好者,有“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的趣谈。他与棋坛众多高手交厚,自然也与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巨子因棋投缘。1997年,杨振宁与金庸共同在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两位大师并肩立于潮头,眼前是“声若雷震,有如玉城雪岭”的自然奇观,心中或许也激荡着关于宇宙、人生与侠义的万千思绪。据说,杨振宁的床头常备金庸的小说,科学的极致理性与武侠的浪漫想象,在他身上和谐共存。围棋,作为双方共同的兴趣,无疑是促成他们深厚友谊的重要催化剂。</p><p class="ql-block"> 此外,在吴清源的百岁寿宴上,同场致辞的还有京剧艺术家梅葆玖、影星张震等,这俨然是一场跨越科学、艺术、娱乐多个领域的文化雅集。杨振宁置身其中,自然从容。围棋于此,不再仅仅是一项游戏,它已然成为一个高层次的文化符号,将追求真、善、美的杰出灵魂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华人精英文化圈一道独特而风雅的风景。</p><p class="ql-block"> 杨振宁对围棋人工智能的判断,堪称一次跨越时代的精准预言,展现了其融汇科学理性与人文洞察的非凡智慧。</p><p class="ql-block"> 在人工智能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上世纪末,当被问及电脑能否战胜人脑时,杨振宁给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分析。他认为,国际象棋电脑可能在未来10年内超越人类,而围棋电脑则至少需要30年。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源于他对两种棋类本质差异的深刻理解。</p><p class="ql-block"> 杨振宁精辟地指出,国际象棋更像一种“局部战争”,目标明确——擒获对方的王,因此电脑的计算可以集中于有限的战术组合和进攻路径。而围棋则截然不同,它是一场“全面的战争”。盘上同时存在多个相互关联的战场,某一局部的牺牲可能为了换取全局的胜利,这种“场合的手段”(即根据全局形势权衡局部得失的辩证思维)是围棋最深邃的精髓。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计算机逻辑难以处理这种需要模糊判断、长远规划和价值权衡的复杂系统,其核心瓶颈在于缺乏人类的直觉与全局观。</p><p class="ql-block"> 历史的发展戏剧性地印证了他的远见。1997年,IBM的“深蓝”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间点与他“10年”的预言惊人地接近。而谷歌“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则正是在他作出判断约30年后的2016年。尽管技术进步的速度超乎想象,但攻克围棋这座堡垒的难度和时间跨度,完全符合他基于问题本质所作出的推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杨振宁的判断之所以超前,在于他跳出了单纯计算力的框架,从哲学层面抓住了关键:围棋的不可战胜性,在于其规则背后蕴含的与拓扑学相关的数学深度,以及“连接与切断”所代表的、近乎无限的策略空间。</p><p class="ql-block"> 对于杨振宁而言,围棋不仅是消遣,更是一种思维体操,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情感寄托。在他身上,围棋的“道”与物理学的“理”微妙地相通。物理学追求用简洁的数学语言描绘宇宙的复杂规律,围棋则在简单的规则中演化出无穷的变化。两者都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平衡与打破平衡的辩证、以及从混沌中建立秩序的美学。</p><p class="ql-block"> 这位探索了宇宙最深奥对称性的科学家,也同样珍视棋盘上黑白棋子所构筑的方寸宇宙。杨振宁的棋艺虽然普通,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深度与情感温度,却与他辉煌的科学成就一样,共同构成了这位智者完整而丰满的人生图景,留给后人无限的追思与启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