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遗物

文学

父亲的拐杖

父母的遗物

作者：怡辰

父亲与母亲，分别于2001年与1978年悄然离世，如秋叶静落，归于尘土。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发觉，自己竟默默收藏了他们留下的两件遗物——父亲的拐杖，母亲的围巾。它们静卧于箱底，不声不响，却承载着岁月深处最沉静的回响。在那些泛黄的照片、旧去的衣物与零散的生活用具之间，这两件物件，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物质的形态，成为家族记忆的精神符号：那根藤制的拐杖，撑起的不只是父亲晚年的步履，更是整个家庭风雨中的脊梁；那条褪色的围巾，缠绕的不只是冬日的寒风，更是母亲用体温守护家的温柔。

父亲晚年用过数根拐杖，有的是他自己寻来的，有的是儿女与晚辈孝敬的，出处纷杂，我已无从细辨。2001年冬，父亲病逝，我在整理遗物时，特意留下了一根藤条所制的拐杖。它朴素无华，却曾日日贴合父亲的手掌，陪他走过庭院小径、巷口斜阳。那根拐杖，是他晚年行走的依靠，也是我心中整个家庭在动荡岁月中未曾倾塌的象征——它不言语，却如一根无形的支柱，撑起了我们对坚韧与责任的全部理解。

母亲走得早，1978年7月，五十六岁的她悄然离世，那时我刚满二十，尚不懂生离死别的重量。在她的遗物中，我独独留下了一条黑色的纯羊毛围巾。围巾已泛旧，边缘有虫蛀的孔洞，颜色也淡如暮云，却因年代久远而愈发显得珍贵。这围巾原是外婆所传，外婆逝于七十年代初，推算下来，它已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霜。记忆中，母亲只在最冷的冬日才将它围上，走街串巷，一声声“豆腐！豆腐！”穿透寒风。那声音与围巾一同，成了我童年最深的暖意——它裹着母亲的体温，也裹住了整个家的冷暖春秋。

回望来路，我家祖籍辽阳华子高丽沟，祖上或可追溯至河北邯郸。1935年，父亲年仅十五，日伪统治下民不聊生，靠耕种已难维生，便随祖父举家北迁，落脚本溪。一路颠沛，只为寻一口安稳饭食。1941年，父亲与母亲在本溪成婚，彼时日伪共治，市井凋敝，百姓如草芥。他们携手走过战乱与饥荒，在动荡中相依为命。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战争又使本溪成为拉锯之地，三四年间，家无宁日。直至1948年解放，百业重兴，我家以“振兴东”为号，开起牛羊肉铺，才终于有了稳定的生计，支撑起子女的教育与家人的安康。

父母一生共育九子，却因旧时瘟疫肆虐、医疗匮乏、药费昂贵，三个年幼的孩子先后夭折。每当提及此事，母亲眼中总浮起一层薄雾，却从不落泪。她只是默默将围巾紧了紧，仿佛要把那些失去的温度，重新裹进活着的孩子身上。那条围巾，于是不只是御寒之物，更成了她隐忍与慈爱的见证——在最冷的天，她用最柔的羊毛，护住最弱的命。

再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年，父母把我们六个子女培养成人，虽是艰辛，坚持不懈。遗憾的是1978年，整个家庭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母亲却突发疾病撒手人寰，令人痛惜。再二十三年，父亲也因病故去。父母用他们的一生，留给了我们的勤俭持家、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我们后来一路上的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每当看到父母留下的遗物，我们都会得到警醒，去回顾和反思。

某日与侄儿闲谈，我提及收藏的这两件遗物，他轻叹一声：“你用心了。”我微微一笑，未作多言。其实，这何止是“用心”？那是岁月的机缘，是血脉的注定。当父亲的拐杖斜倚墙角，母亲的围巾轻覆箱匣，我仿佛看见他们仍在守护这个家——一个以坚韧撑起屋檐，一个以温柔织就暖意。这些遗物，不是终点的纪念，而是起点的延续：它们静静诉说，一个家族如何在风雨中站立，又如何在记忆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