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遐想【文/马利民】

豳山樵夫

都江堰遐想 站在都江堰的伏龙观上，岷江的水正带着川西高原的凛冽与澄澈奔涌而来。风里裹着水汽，打在脸上凉得真切，低头看那江水劈开玉垒山，一半顺着宝瓶口奔去成都平原，一半绕着飞沙堰回旋，突然就懂了什么叫“活着的历史”——这水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史书上的文字，是两千多年来始终在奔流、始终在滋养的脉搏，每一滴水里都藏着李冰父子的体温。 都说“治水先治山”，可当年李冰站在这里时，面对的怕是比想象中更棘手的困局。岷江自北向南倾泻，到了灌县便被玉垒山挡住去路，左边江水泛滥成灾，右边平原却干裂如炙。当地人说，那时候的岷江是“狂龙”，每年雨季一到，庄稼被冲，房屋被毁，百姓要么逃荒，要么就得在洪水里挣扎。李冰带着儿子二郎来的时候，没有图纸，没有现代机械，甚至连准确的水文数据都要靠日复一日的观测——他大概是蹲在江边，看了无数次潮起潮落，摸透了江水在不同季节的脾气，才敢动那“凿山导江”的念头。 最让人惊叹的，从不是“凿开玉垒山”这个壮举本身，而是李冰治水的“巧劲”。他没想着用堤坝硬挡江水，反而顺着水势，造了个“鱼嘴”把岷江一分为二：内江走灌溉，外江走洪峰。这鱼嘴的位置极妙，枯水期时，六成江水会流进内江，保证平原用水；汛期时，六成江水又会自动涌向外江，减轻内江压力。后来我特意去看了鱼嘴的剖面，才发现它并非对称设计，而是顺着岷江的弯道倾斜，就像给江水搭了个“滑梯”，让水自己“选”该往哪走。这种“顺势而为”的智慧，比任何强硬的工程都更有力量——它不是与自然对抗，而是和自然“对话”，让江水成为滋养万物的伙伴，而非危害百姓的敌人。 飞沙堰的设计更见心思。那是一段低于内江堤岸的弯道，江水经过这里时，会因为离心力把泥沙甩到外江，既能排沙，又能在汛期溢洪。当地人管这叫“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字里藏着李冰定下的治水准则：滩要淘得深，才能保证内江通航；堰要筑得低，才能让多余的水顺利排出。我曾在枯水期见过工人淘滩，他们用铁钎一点点挖开江底的泥沙，直到露出李冰当年埋下的“石马”——那是他定下的淘滩基准，石马不露面，就说明泥沙还没淘够。两千多年了，不管技术怎么变，这“石马定深浅”的规矩却一直传了下来，就像李冰从未离开，还在对着后人叮嘱：治水不能急，要守着规矩，要懂水的脾气。 宝瓶口是整个工程的“咽喉”。当年李冰带着百姓，一锤一凿地把玉垒山凿出个宽二十米的口子，让内江的水从这里流进平原，分成无数支流，灌溉着成都、德阳、绵阳的千里沃野。站在宝瓶口旁，能看见江水穿过口子时的湍急，可再往下游望去，水流就渐渐平缓了，变成了田埂间的清泉，变成了农家院里的井水，变成了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据说当年李冰凿山时，遇到的是坚硬的岩石，工匠们就用火烧石，再泼上冷水，让岩石热胀冷缩后崩裂，一点点凿出这条通道。没有炸药，没有盾构机，靠的就是这样的笨办法，花了十几年才完成。可就是这个“笨办法”，却让成都平原从此告别了“水旱从人”的日子，成了后人眼里的“天府之国”。 李冰父子从未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他们治水时，总是带着百姓一起干，一起观测水情，一起修堤筑堰。李冰还留下了“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水口诀，不是居高临下地命令，而是手把手地传授，让后人知道该怎么和江水相处。后来我在二王庙看到李冰的塑像，他穿着普通的布衣，没有官帽，没有玉带，就像一个常年在江边劳作的老农，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百姓们为他立庙，不是因为他是太守，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百姓的难题，让大家能吃饱饭，能安稳过日子。这种“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情怀，比任何政绩都更能流传久远。 站在江边，看着江水滔滔，突然就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仿佛能看见李冰带着二郎，在江边丈量水位，在工地上和百姓一起搬石头；能看见汛期时，百姓们站在飞沙堰旁，看着江水顺利溢洪，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能看见丰收时节，稻田里的农民捧着沉甸甸的稻谷，念叨着李冰的好。这两千多年来，岷江的水一直在流，李冰父子的故事也一直在传，从口耳相传到写进史书，从百姓的供奉到后人的敬仰，他们从未真正离开，而是化作了这江水里的一部分，化作了这平原上的每一寸沃土，化作了成都平原百姓骨子里的“安稳”。 如今的都江堰，早已不是单纯的水利工程。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家5A级景区，每天都有无数人来这里参观。可当人们惊叹于工程的精巧时，更该记住的，是李冰父子的智慧与情怀——他们治水，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不是为了政绩，而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座水利工程，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担当。 风又起了，江水拍打着堤岸，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想，这大概就是李冰父子想听到的声音——是江水安澜的声音，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声音，是历史永远铭记的声音。站在这里，我忽然明白，真正的伟大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像都江堰这样，默默地滋养着一方土地，默默地守护着一方百姓，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与这片土地、这片人民融为一体，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