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时代的应答（下）

零度

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

90年代初，知识分子携带其精英文化陷入了长期沉寂。他们从80年代成为时代英雄的梦中惊醒，有的就此退入书斋，感受着作为精英的优越感，但已难以影响社会；有的加入商业化大潮成为弄潮儿。

此时，大众文化悄然兴起。90年代，尤其是92年之后，市场经济确立，城市中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购物商城雨后春笋般树立起来，西方品牌的商品纷纷涌入。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港台、欧美流行文化大量涌入，本土流行文化也在兴起，大众文化逐渐在中国活跃起来。

大众文化是二战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运行模式，是大规模复制，在大众尤其是工人贵族和小资中流行的文化。发达的市场和现代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兴起的物质基础。

大众文化迎合工人贵族和小资的趣味，同时也塑造着大众的趣味，按照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运行，以营利为目的塑造着整个社会。

1990年，一部在台湾票房惨败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席卷大陆，高居当年票房之首。中国内地第一部肥皂剧《渴望》上映，造成万人空巷。继而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也创造了票房奇迹。三部“苦情戏”以充裕的悲苦与眼泪成功地负载了社会的创伤与焦虑，通过廉价的泪水释放现实中的匿名伤痛与巨大的失落，并将它转换成一份人间真情与日常生活之正义的感情。

90年代初，整个社会处在迷茫中，知识分子刚刚遭受创伤并逐渐退出中心舞台，对未来并不明朗，于是在全社会需要释放情感时，苦情戏把人们的视角转向家庭内部，在满足了大众需求的同时获得了经济收益。

继苦情戏之后，《渴望》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王朔的《王朔文集》出版，王朔成为内地第一位畅销书作家。随后，王朔式词语奔逸，调侃意味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热映。这类电视剧依然扮演了将大众向消费社会引导的角色。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徐克的《新龙门客栈》、大陆香港合拍的《戏说乾隆》，中国版好莱坞爱情片《青春冲动》纷纷上映。林语堂小说刊行，香港财经小说家梁凤仪代替三毛、琼瑶而流行，商业式大众文化赚足了钱。

除了影视，广告文化、卡拉OK与KTV、港台天王巨星、文化衫与追星族、VCD与CD、发烧影响与发烧友文化、有线电视与热线电话、电子游戏、周末版报刊等一系列的商业文化都纷至沓来。文化成了资本增值的场所和引领大众进行娱乐消费的主力，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机制愈加深广地分享着时代红利。

随着知识分子的沉寂，商业文化的狂飙，政治性话题的文艺也被商业化了。1989年，一部以温鸽为背景的恐怖片《黑楼孤魂》上映，1991年《午夜杀手》和《雾宅》上映，也是恐怖片。这类恐怖影片都是将Z治与S情暴L联系起来创造消费热点。

更为奇特的是，1990年开始出现了一次毛泽东热。意识形态运作与特定的公共空间、主流话语与Z治窥秘欲望彼此对立，相互解构，成为毛泽东热兴起的基础。90年代，一系列历史巨片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上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以毛泽东为主角的故事片、电视连续剧。同时，大量纪念品、影像消费品出现，伟人就成了商业文化的资源。

与毛泽东热相伴生的还有中国近代史图书，尤其是名人野史、Z治揭秘图书大火。地摊文学、史学等数千种印刷物，每种数万、数十万印数，铺天盖地而来。此间的文化禁令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此类图书的绝佳广告，人们纷纷抢购地摊文学史学，成了Z本增值的手段。

在此基础上，继《白鹿原》、《废都》流行之后，一个新的流行文学配方被确认——或真或伪的民俗、风情、赤裸的性爱描写，以及重要的、贯穿性的、当代史的事件背景，辅之于先锋文学、纯文学、形式主义为旗号的纯S情、B力写作及男性角色的变态心理描述。

总之，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科技的发展与电视的普及，90年代文化发展为以商业化为核心本质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鼓励消费，塑造需求，以获取Z本增值，服务经济。按照市场的逻辑运作，按照工业化、批量化的方式生产，快速深入整个社会。

启蒙文化的沉寂

知识文化精英虽然在80年代末期遭受创伤，但在90年代的经济地位仍然比劳动人民优越。他们生活在社会中层，现代派先锋艺术就展现了此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转变的焦虑和对于时代“断裂”的错觉。

1989年以“枪击事件”结束的行为艺术《对话》，以及1991年的《鬼打墙》和1994年的行为艺术《是强J罪还是通J罪》，展现了一种荒诞的艺术旨趣，而这正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与自由主义幻想和美丽新世界之间的巨大裂隙所爆发出来的绝望情绪。

知识分子内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产生了分裂，也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究竟应该继续80年代所谓的“启蒙”，还是大众文化会自然而然消解旧有的意识形态的争论。随即，知识分子分裂为三个阵营：①纯学术——脱离人民群众；②与商业化合流——成为90年代大众文化的弄潮儿；③进行社会活动。

在大众文化的趋势下，纯文学也融入了商业。《学人》杂志推起一股保守主义的“国学热”，同时《围城》电视剧上映。钱穆、陈寅恪、钱钟书、杨绛等脱离社会的学术人物被市场大肆贩卖，他们的书除了装饰书架外很少被阅读，反而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牛棚杂技》等名人轶事畅销不衰融入了商业文化大潮。

同时，知识分子继伤痕文学之后又兴起了“知青文学”，主要是标榜“青春无悔”，实际上继续了对温鸽的批判，彰显了个人的理想主义历史，《血色黄昏》就是其中代表。而这股知识分子彰显自己“理想主义”、“无悔青春”的文化也与商业大潮融合，由此各种畅销书、返乡旅游盛极一时。以此为背景的流行音乐，如李春波的《小芳》也红极一时传唱大江南北。

随即，精英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一股“怀旧文化”，如郭润文的油画《永恒的记忆》，实际上怀旧文化凸显了社会对于商业文化发展的忧虑与质疑。无论是流行音乐《再回首》、民谣《同桌的你》，还是连续剧《风雨丽人》，都无不体现着小资对于日益商业化的不安以及无力感。而这种“怀旧文化”无疑在迎合了小资趣味的同时，成为了商业文化的又一力作。

随着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出国留学成了一种潮流，以出国为培养目标的“新东方”应运而生，发展成为中国教育行业第一家商业巨头。与之相伴，“留学生文学”开始盛极一时，《北京人在纽约》出版并大获成功。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展现在世界面前时，知识分子不禁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由此继80年代民族主义文化兴起之后，90年代民族主义文化在一个方面表现为“留学生文学”，因为留学生正是感触中国与新世界的关系的最前沿。

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而是在大众为之买单的同时，被商业文化同化。由于大众文化着力于迎合工人贵族、知识分子精英、小资和中小企业主，因而也把塑造中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

法国时尚杂志中国版《世界时尚之苑》，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How》，以及相对便宜的《购物导报》等，着力塑造着中国的消费社会和中产阶级。各种奢侈消费品开始出现，《白领丽人》等中产阶级趣味的电视剧热映，这一切都在展示着中国的文化主流。家庭伦理、职场生活、个人追求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用种种公益片将下岗与家庭冷暖、个人拼搏联系起来，将失业视为劳动者的观念与职业素质问题，公益片主题曲《从头再来》就是最好的展现，对人的个人境遇进行个人主义解读。

（参考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