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金门战役 11 金门战前找船难

【湖湘之子】

回顾金门战役 11 金门战前找船难 原第244团组织股副股长宋诚然受命1949年9月中旬，平潭岛战斗胜利结束，我244团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又奉命南下参加金(门)厦(门)战斗。渡海登陆作战，首先要有船。团首长把征集民船的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带着有20多人的团集训队(都是班、排干部，是战前储备骨干和干部的临时性组织),一面沿海南下，一面征集船只，团集训队也改名为船管队。平潭战后，团里只有五、六条木帆船，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乘这五、六条船，开始航海南下，执行我们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任务。对于我们这些“旱鸭子”,坐船代替步行却不是一件美差。开头，有的同志见了这一片汪洋大海就头晕，有的坐上这摇摇晃晃的帆船就呕吐。九、十月份，正是闽南台风季节，乘船如同打秋千，晕船呕吐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再加上空中还有敌机袭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战前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天天和风浪搏斗，和敌机周旋，每到驻地，顾不上休息，还要这村跑那村地征集民船，动员船工。这确实是个苦差事。但是我们船管队的同志都深知这一任务的重要，因为渡海作战，有兵无船等于零。所以再苦再累，大家都心甘情愿。我们的口号是：多找一条船，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初航闽南是刚解放的新区，基层尚未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征集船只，动员船工，都要我们自己去做。在去泉州湾的航行中，有一天因海上风浪太大，只好拖船上岸，在海边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我们发现海岸树丛中有几条木帆船，大家十分高兴。但是这些船的船主是谁呢?我们又不会说闽南话，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恰好我们住在一位华侨家里，房东正在家，我们就向这位华侨说明了来意，并请他出面帮我们找到船主，动员船工送大军(当时当地群众称解放军为大军)解放金、厦。这位侨胞深明大义，不仅答应马上去找船主，而且主动提出借船、雇工费用全由他承担。我们十分感激，临走时，我们给这位侨胞留下了表扬信，称赞他的爱国支前行动，以示证明和感谢。我们船管队的同志大都没见过海，更没坐过船，缺乏航海知识和经验，我们就拜船老大为师，了解水文海情，学习开船、管船、保管船的经验，同时又不断向他们宣传支前光荣的道理。在生活上，给他们特殊照顾，让他们吃好、喝好(喝酒)、抽好(有的不仅抽香烟，还抽X片)。就这样，我们团结船工，同心协力，征船工作进展顺利。一次，我们船队正在海上航行，发现天边突然出现积云，船老大断定将有大风袭来。我们赶紧招呼船队靠岸，刚把船拉上岸，狂风就袭来，海上巨浪滔天，避免了一次损失。还有一次，我们航行的前方有一个无风三尺浪的海口，这里经常发生航行事故。我们听船老大的话，选择了一个风平浪静的白天通过，等我们的船队接近这个海口一看，哪里是无风三尺浪，那浪象一座座奔腾咆哮的大山，我们的木船，一会被推向峰顶，一会被摔进谷底，虽然大家晕船很厉害，都两手死死抓住船板，稍一疏忽就会被大浪打入海里，等我们的船队冲出“虎口”,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在这初次出师的航行中，由于我们尊重船老大的经验，按航海规律办事，虽然遇到不少险情，但都顺利通过，船只损坏不多，有点小损坏也能及时修理好，再加上沿途注意发动群众，当我们到达泉州湾时，已有了十六、七条木船和四、五十名船工了。经过这段初航，我们这些“旱鸭子”增长了不少航海知识，更深知征船之艰，护船之难。为了保护船只不受损失，每次靠岸，我们都把船从海里拉到岸上，每次启航，又要从岸上把船拖下海去。这样拉上拖下，我们的双腿都被礁石和海蛎壳划出一道道血口子，谁也没有过怨言。我们船管队的同志，每人都有固定管理的船只，日夜轮流守护在船上。船就是我们的家，船就是我们的命，保护船只就象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闯关泉州湾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便于船只疏散隐蔽，我们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就地征集民船。这时因攻金任务紧迫，为了加强船管队的领导，团里又派樊景禹参谋来和我一起负责船管工作。当时我俩分工，我继续做船工的工作，并组织船工检修船只，樊参谋带领班、排干部就近征集民船，动员船工。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已有了二十七、八条木帆船，七、八十名船工了。这时，我们曾试图以船工为师，组织班、排干部训练，掌握开船本领。但因攻金任务紧迫，我们的船队立即开出泉州湾，向莲河湾进发。金秋十月，海上大风不停，船队无法航行。正在这时，团里传来命令：攻金在即，船队火速前进!此后，每天团里都限时让船队赶到某地，并明确指示：风再大，船也要开，不能贻误战机。为了执行命令，我们动员，实际上是强制船工开船。10月15日左右的一天早上，我让管船的同志带着船老大统统上船，冒着六级大风启航。结果船离岸不远，就有两三只船撞坏，我乘的那条船，也触礁而撞坏，只得把人转移到另一条船上，大家十分心痛。由于违反了航海规律，我们的船只损坏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再加上每次启航和靠岸，因风浪大，船只损坏越来越严重。当我们的船驶入围头湾时，只剩下八、九条船能继续航行了。这时又接到团指挥所的命令，要我们在20号前，把船开到大嶝岛待命。我记得是10月20日或21日那天，我们冒着五、六级大风下海，由樊参谋在前带队，我在最后压尾，火速向大嶝岛开进。航行中，我发现船好像一直向金门驶去，我着急地责问船老大，要他立即改变航向，船老大告诉我，现在船行侧风，速度很快，突然变向，就会翻船。并向我保证决不会开到金门，愿以脑袋作保，我这才放了心。这天风浪虽大，碧蓝的天空却万里无云。大约是上午10时左右，就听见老远有敌机嗡嗡的响声，我马上意识到是敌机来扫射轰炸我们的船队来了，一眨眼间，敌机已临空。我立即命令大家作好准备，先叫船老大用绳子把舵杆捆结实，指挥大家躲进船舱，这时敌机正向我船俯冲射击，政治处的小李惊慌中跌下海去，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我一直蹲在前舱观察，只见敌两架战斗机向我们船队轮番俯冲扫射，我乘的这条船后舱也中了两弹。大概敌机认为扫射成功了，也许子弹已打完，才扬长而去。等敌机走开，我就赶快叫大家把船体被打穿的洞，用被包堵住，幸好船上的人无伤亡。这时我又发现在我们侧后，民运干事齐会三等同志乘坐的船，篷帆已被敌机打落，船舵大概也已失灵，船随水飘，已离金门很近。这条船一直没有归建，齐会三等同志也一直下落不明。我们的船队，经过风浪的冲击和敌机的袭扰，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指定地点大嶝岛时，只剩下7条船。船管队的同志一个个精疲力尽，疲惫不堪，团首长见到我们这个狼狈像，心痛地让我们抓紧时间休息，准备迎接新任务。当我们内疚地汇报到只带来7条船时，团首长十分满意地说：现在谁能搞到一条船，就给他立个大功!是呀，不就是因为船只不足，攻金的时间一拖再拖吗?此时此刻，各级指挥员最焦急的就是船!反思金门战斗，我登陆部队指战员，浴血奋战，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但终因后继无援，弹尽粮绝而失利。那么造成后继无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很明显是船只不足。假定当时第一梯队有六个团登陆，同时船只组织、管理、使用得当，争取半数返航运载第二梯队，或另储备一批船只运载第二梯队(当时如果把征集船只工作，放在战备的突出地位来抓，征集更多的船是可能的),那么战局将是另一种结果。这一点敌人也是承认的。当时参战的国民党19军军长刘云瀚，在1979年写的《追述金门之战》一文中写道：“如果共军按照其计划使第二梯队顺利过海登陆，则我军之胜利，定然要经过一场更艰苦之奋战，和付出更重大之牺牲代价……”。在新区征集民船，困难很多，要把征集的船带到前线，困难更大，这就要熟悉水文海情，按航海规律办事，如果违背了航海规律，就要碰钉子。我们的船带到目的地，损失了四分之三，主要原因是，指挥机关按陆地行军的要求，对待海上航行，甚至每天从甲地到乙地的行程，都规定得死死的。这样一来，不管潮汐涨落、风浪大小，都要硬着头皮开船，结果我们一个多月辛苦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礁石撞碎，大海吞没。当然，用木帆船对付军舰、飞机、坦克、大炮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即便是有海、空军运载和支援的渡海登陆作战，如何保证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实施抢滩登陆，如何根据水文海情，掌握航海规律，仍然是渡海登陆作战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认真吸取金门战斗在“船”这个问题上的教训，对未来现代化渡海登陆作战，也是有教益的。1990年12月于北京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滩登陆原第244团侦通连副连长朱学友金门战斗距今整整四十三个年头了，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战斗情景就心痛。我是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镇大流河村人，1923 年生，1944年1月入伍，1945年入党。入伍后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打金门时，我是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侦通连副连长。1949年渡江战役，我曾随突击营负责抢滩挂联络灯，按时完成了任务。这次打金门，也是夜间登陆作战，团首长又把挂联络灯的任务交给了我。 1949年10月24日傍晚，我和通信员小马还有一个通信员(已记不起姓名了),扛着两米多长的竹杆，提着上写“244团登陆点”七个红字的大灯笼，上了突击营3营营长刘忠义乘坐的营指挥所的木帆船，直到深夜12点才提锚启航。船刚开出大嶝岛，8连1排的船舵被风浪打断，船在海上直打旋，一排刘排长在船上大喊大叫地向刘营长报告了情况，刘营长说：“船坏了就快回去吧。”我们的船队离大嶝岛越来越远，一会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海上一片漆黑，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哗哗的浪声，同志们都聚精会神地瞅着什么也看不见的前方，随时准备抢滩登陆。也不知道航行了多少时间，忽然金门敌军的探照灯一齐打开，一条条白光柱扫来扫去，把海上照得通明瓦亮，像白天一样。就在这时，敌人的枪炮一齐向我们船队开火，我们的船队冒着敌人的炮火飞速向滩头冲击，船上的伤亡不断增加，大家也顾不得水有多深，纷纷从船上跳入海中。我和两个通信员举着灯，拖着竹杆，拚命往岸上冲。海滩上风急浪高，联络灯点不着，敌人的火力又集中向滩头射击，一个通信员牺牲了，小马也负了伤，这时大部队已纷纷抢滩登陆，我和小马丢下灯随登陆部队一起冲上岸。我们前进了200多米，有一个地堡，团临时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在这里我见到了邢永生团长、尹梅村股长(保卫股)、项军医，还有几个通信员、报话员。邢团长叫我带两个通信员，到指挥所西南角一高地上监视敌人。邢团长手里没有掌握部队，身边只有一个乔参谋，团指挥所与各营既未架通电话，也未取上联系。为了解部队进展情况，拂晓前邢团长和尹股长、项军医，还有两个通信员一起到前面1营阵地了解情况。不一会又赶了回来，说1营部队也都打散了，耿守安营长手里也没有掌握部队。25日天刚放亮，邢团长一行还未来得及返回团指挥所，敌人在 8辆坦克掩护下，自东往西开始向我占领阵地反击，我团各营连奋起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由于部队登陆后建制混乱，海滩上又无有利地形可以利用，部队伤亡惨重。在邢团长带领下，我们十来个人向西突围，邢团长边跑边喊：“赶快向251团方向靠拢!”我们猫着腰在草丛中转移，敌人和坦克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边追边打。跑了不到三百米项军医脸部负轻伤，一会邢团长背部也负了伤，项军医赶忙拖着邢团长钻进草丛里，估计是给邢团长包扎伤口。我们继续往外冲，忽然一发战防枪子弹打到我的右髋骨上，髋骨被炸得粉碎，我当即昏了过去。醒过来一看手表，已是9点多钟了。我躺在一块地瓜地边上，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右腿全麻木了，一动也不能动。我抬起头向四下里看了看，敌人已越过我们继续向西攻击，在我前方不到10米的地方，尹梅村股长也趴在地上，我摆摆手叫他过来，他撑起两臂想向我这里爬，但一步也没有爬动，他用手指指肚子说：“我不行了!”他腹部负了重伤。就这样我们俩一会昏迷过去，一会醒来互相打打招呼，互相安慰鼓励。下午，几个国民党士兵持枪押着二营副教导员王明图走过来。王副教导员走的很慢，敌人不断用枪托打他，他用同情的眼神看了看我却没有讲话，我也没向他打招呼。下午5点多钟，2营某连指导员张连汉身披一条灰毯子从我身边走过，他发现我负了重伤，亲切地对我说：“天快黑了，我背你到村里去吧!”说完就动手拉我，他一拉，我的腿痛得要命，只好又把我放下。他见背不走我，就把披在身上的毯子取下盖在我的身上，不言不语地走了。一觉醒来，已是26 日早晨，我抬起头连喊三声“尹股长”,可是尹股长再也没有回音了。整整一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伤口火烧火燎地痛，我实在不想再活下去了，就从腰里抽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拉了弦，没想到下船时手榴弹浸了水没有响。这时我又想起有人说负伤流血不能喝凉水，喝了凉水就会血流不止而死去。我躺的地瓜地边上就是一条小水沟，我使劲地探着脑袋喝了个够，一会儿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一天，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除了偶而听到枪炮声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27日上午，两个国民党士兵带着四个老百姓，用简易担架，把我抬到一个村子里，这里已集结了许多我们的重伤员。下午，又用救护车把我们运到码头，送上了登陆艇。在船上，我见到了邢团长，他身上和帽子上都有血迹，脸色很难看。因为船上很多重伤员都是 244团的，他沉重地对周围的同志说：“大家要照顾好重伤员。”说着他那布满血丝的眼里滚下了痛苦的泪水!到台湾后，我再也没见到邢永生团长。1950年12月，我们从台湾返回大陆，住进十兵团后勤部招待所。第一个代表组织来看望我们的是我们团老政委胡惠之，他现在是兵团的组织部长。他讲了很多安慰我们的话，特别是当他讲到你们都缺乏营养，一个个皮包骨头。回来了，有伤的先治伤，有病的先看病的时候，大家就像小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一下子见到亲爹娘一样，哇哇地大哭起来!我的腿伤由于缺乏治疗，伤口一直没有愈合。直到从台湾回来，伤口还在流脓，还是华东军区医院重新给我开了刀，取出弹片和碎骨，经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伤口才完全愈合。但因右髋骨粉碎性骨折，造成右膝盖内旋，右腿功能失常，实际上成了独腿残废，要不是组织上及时送我到医院治疗，我这条命早就不存在了。腿残给我生活上带来很多困难，也给我精神上带来许多痛苦。每当想起很多老首长、老战友血洒金门永不得见，我常常老泪纵横!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