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维权第一人:王灿发

庞岩

<p class="ql-block">现今这社会,确实有些让人想不明白。都说“财不外露”是人之常情,可“才不外露”却真叫人难以理解。一年前,我在编辑一本书(不出版)想请几位旧识中的才子写点往事,没想到刚一开口,就碰了软钉子。他们大多委婉地表达了推辞,或者干脆就不回复,我起初还以为是人家谦虚。</p><p class="ql-block">直到我自己把一人的文章整理出来,是写回国发展的俞教授(如今他已是一级教授)的文字,为稳妥发给他过目,他回复后我才明白人家是真的不愿意。我尽力解释说这只是印在书里留作纪念,看到的人不多。他却坚持说,电子版流传出是挡不住的。我仍不死心,他说帮我修改文中不实之处,可稿子一发过去,便再也没了回音。</p><p class="ql-block">这么一来,我真体会到了,写东西写人是最难的事。可除了这些我熟悉的、身上带着不平凡经历的人,我又没什么别的可写(写了也没人看)。所以,也只好不再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了,索性就“独断专行”。还望朋友们能够谅解。</p><p class="ql-block">下面我要说的就是标题中的主人公王灿发教授。我与他相识已有四十年之久。当年,他还是我参与管理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如今,他已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法学大家,荣膺二级教授;而我,则是一位退休十二载的寻常老头。值得欣慰的是,这四十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在一些重要场合都能见到他的身影。</p><p class="ql-block">王教授出生于山东菏泽成武县。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当地担任大队会计一职。在当时贫困的农村地区,高中学历实属宝贵,本可以安稳度日,但他并不满足于此,随后于1978年20岁时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深造。大学毕业后,王教授进入厦门大学任教。然而他仍未停止进取,三年后,又于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攻读环境法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法学家金瑞林教授。1988年毕业后,他入职中国政法大学,并在此扎根执教,奉献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一平台上,王教授充分发挥才智,取得了卓越成就,成就了一番瞩目的事业。接下来,我们将一同回顾他辉煌的学术与职业生涯。</p><p class="ql-block">说起王灿发教授的故事,就像在看一部现实版的“超级英雄”电影——只不过他的超能力不是飞天遁地,而是用法律这把“宝剑”守护着我们头顶的蓝天和脚下的绿水。</p><p class="ql-block">上世纪90年代,当环保对大多数人还是个陌生词汇时,王教授已经背着法律文书,为受工厂污水侵害的农民四处奔走。那时环境污染维权堪称“不可能的任务”:老百姓不懂法,企业有地方保护,法律条文也不完善。但他硬是在199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帮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的机构,就像在荒原上点燃了第一盏灯。</p><p class="ql-block">他的办公室常常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求助者:有鱼塘被污染的养鱼户,有因毒气患病的村民。别人眼里这些“斗不过大企业”的小案子,在他这里件件都是头等大事。二十多年来,他和团队帮数万人讨回了公道,更让“污染就要付出代价”成为社会共识。</p><p class="ql-block">他不仅是大学教授,更像是个“法律工程师”——一边用真实案例测试法律条款的漏洞,一边参与起草《水污染防治法》等国之大法。他带的学生不仅要懂法条,还要会看污水检测报告,成了既懂科学又通法律的“复合型战士”。 2007年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环境英雄,同时获评的还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德国总理莫克尔、英国查尔斯王子(现英国国王)等45位全球知名人士。他所获得这项荣誉让中国环保经验走上了世界舞台。</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王灿发获得美国佛蒙特州法律和研究生院荣誉博士学位)。这个学院环境法 排名第 4 全美顶尖,公共利益法第 14 名 。</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在毕业典礼举行的前一天,王灿发为佛蒙特州法律和研究生院全校师生做了毕业季学术讲座。为欢迎王灿发接受荣誉学位和举办学术讲座,佛蒙特州法律和研究生院校园里第一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p> <p class="ql-block">他用四十年告诉我们:法律不该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能劈开污染迷雾的利剑。他让普通人相信——即使面对庞然大物,只要握紧法律武器,每个人都能成为家园的守护者。王灿发教授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的曲折与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在此,我无意一一赘述,但想分享两件与他相关的小事。</p><p class="ql-block">第一件事发生在1986年。那时他还是一名28岁的大龄学生,却始终积极投身于环境中心的公益活动。每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总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到了1987年下半年,中心的外事活动异常频繁,与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密集展开。那一年,由陈昌笃先生牵头组织了中美环境论坛,美方十几位代表全部入住香格里拉饭店。85级学生参与了会议服务,陪同外宾游览长城、故宫等地。然而,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仍感愧疚的意外:当时我们还没有传真设备,所有文件需经代表所住酒店传递。一天大雨滂沱,需要去香格里拉饭店取一份32页的传真,我委托王灿发前去办理。他回来时,头上竟缠着绷带——原来是因为酒店玻璃门未贴标识,他不慎撞伤。这一幕,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1988年夏,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等在北京大学接待到访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托尔巴博士,并为其举行名誉教授授予仪式。后排右三(身着海魂衫者)为王灿发,前排右一为其导师、著名环境法学家金瑞林教授。(笔者 摄)</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 笔者为王灿发、张晓莉留下关伯仁教授颁发硕士证书瞬间。</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 告别宴对着镜头的王灿发,右一为笔者。</p> <p class="ql-block">三年转瞬即逝,王灿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毕业后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此后数十年间,他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p><p class="ql-block">另一件事发生在几年前。当时我因一处道路交通监测探头的设置问题,联系了正在参加北京市人大会议的他(他时任市人大代表)。该探头位于一条限速80公里的单行快速道转弯处30米内,设置极不合理——车辆右转后来不及并线(因中间车道车速过快),极易被拍摄到占用公交车道违章。作为附近住户,我家车辆已两次因此被拍,若是陌生车辆在限行时段误入,恐怕多半难逃此“陷阱”。我曾多次在路口观察确认,遂向王灿发反映情况,请他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提案。几天后,相关公安交通大队联系了我,但他们仅解释该探头并非用于测速,并未正面回应设置合理性问题。沟通过程中各执一词,问题最终未能解决。王灿发无奈表示:“代表相对于权力部门,也属于弱势群体。”此事便不了了之。直到前几个月,我偶然发现工人拆除了该处的探头,连支撑的金属横杆也一并拔除。我推测或许是反映问题的人过多,管理部门也意识到设置欠妥。我第一时间将情况告知王灿发,他欣喜地回复:“太好了!”</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这就是我反映的这个路口画面,地上标注的红线就是摄像头拍摄的地点。(笔者 摄)</p> <p class="ql-block">最近我又见到了王灿发,就在上个月——9月19日,他们那一届85级研究生入学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应邀出席,再次与他重逢。老友相聚,畅叙情谊,实为人生一大乐事。</p> <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右起王灿发、85班班长范绍佳、笔者。</p> <p class="ql-block">中秋节之际,看到我文中前言所提到的婉拒过我写稿的俞教授,晒出了他回国后十余年的工作行程轨迹。现他行政上还担任西子湖畔某大学的副校长,这张图就是他一目了然的“忙碌宣言”。虽然最终没能为他发出那篇报道,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分享他这张携程图,这份实打实的记录,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p> <p class="ql-block"> 2025一10一2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