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影缺席，母爱成山！

细品岁月

五十年代西张村卫生院的后院，土墙围着我家苹果园，日子过得清淡却也热闹。五姐出生那年，正是麦收刚过的时节，蝉鸣聒噪着漫过院墙。接生婆掀开产房的门帘，轻声对蹲在树下的父亲说：“又是个丫头。”父亲吸了口气，站起身时脸上没什么波澜，只是走进屋看了眼襁褓里瘦小的女婴，摸了摸五女儿的头，低声道：“添个丫头也好，家里多双筷子的事儿。”院里的树影晃了晃，母亲轻声哄着孩子，邻里路过寒暄，他也只是笑着应一句“又得攒嫁妆咯”，语气里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怅然。

这样的怅然，在两年后二哥出生时，彻底烟消云散。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产房里突然传来接生婆响亮的吆喝：“生了！是个小子！”父亲正提着水桶准备去井边挑水，水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水花溅湿了他的裤脚，他却浑然不觉，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产房门口，声音都带着颤：“你说啥？再喊一遍！”当接生婆把那个浑身通红、哭声响脆的男婴抱出来时，这个半辈子守着五个女儿、总被乡亲打趣“丫头堆里的掌柜”的汉子，突然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起来，眼泪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他伸出冰凉的手，又怕碰冰了孩子，在空中悬了半晌才小心翼翼接过，托在怀里轻轻晃着，嘴里反复念叨：“我有儿子了！俺老田家有后了！”

阳光渐渐爬过土墙，照在他挺直的腰杆上，往日里略带佝偻的身影此刻格外精神。他抱着孩子在院里踱来踱去，逢人路过就扯开嗓子喊：“快来看！俺家添丁了！壮实着呢！”眼角的皱纹里都塞满了笑意，连声音都比往常洪亮了几分，那股子憋了多年的喜悦与骄傲，像果树上炸开的花，把整个小院都浸得满是暖意。

千里寄暖的脊梁

1940年的风，吹来了大哥的啼哭。彼时母亲带着11岁的大哥，告别过往的牵绊，嫁入田家——这是一个已有四个女儿的家庭，却因继父的宽厚，让大哥尝到了久违的暖意。继父待他视如己出，那份细致的呵护，成了他童年里最明亮的光。

可这份安稳并未持续太久。看着母亲后续添的两个孩子，家里的开销日渐吃紧，15岁的大哥把心事藏在心底，毅然踏上了远赴宁夏的路——那里有生父的工作，也有他渴望的读书机会。原以为是新的开始，却不料等待他的是继母的冷遇与虐待，异乡的寒夜，少年的委屈与孤独，只能悄悄咽进肚子里。

命运的风雨接踵而至。1959到1961年，六姐和我相继降生，家里的人口多了，负担更重了；1962年，父亲患病的去逝，又给这个飘摇的家庭来了沉重一击。此刻，远在宁夏的大哥，成了全家唯一的依靠。

每月发薪日，他先仔细扣下自己仅够糊口的生活费，剩下的工资一分不留，全数寄往河南老家。那些带着宁夏风尘的汇款单，成了母亲养育四个姊妹的救命钱，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千里之外的牵挂，化作每三年一次的归乡路，行囊里装着简单的礼品，更装着他对母亲和姊妹们沉甸甸的惦念。

岁月流转，大哥用少年时的隐忍、青年时的担当，在千里之外，为老家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成了全家人最坚实的脊梁。

千里归程的暖意

1985年的风，大哥带着嫂⼦和女儿，一家三口踏上了回乡的路——这趟旅程，隔了又一个三年，载着满车的牵挂，奔向魂牵梦萦的老家。

推开家门时，母亲早已倚在门框上张望，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笑意。几个姊妹围上来，孩子们更是好奇地盯着远道而来的长辈和表姐，怯生生地喊着“大舅”“舅妈〞、“大伯”“大伯母”，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庭院的宁静。侄儿侄女们凑在一旁，伸手想碰大哥行囊上沾染的宁夏尘土，又害羞地缩回手，眼里满是对远方来客的新奇。

嫂⼦忙着从包里掏出带来的宁夏特产，枸杞、滩羊肠衣，一一递到母亲和姊妹手中；女儿则被表兄妹们拉着，叽叽喳喳地问着宁夏的风沙、天上的云朵。大哥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布满老茧的手轻抚着下辈的头，看着姊妹们围坐在一起絮叨家常，看着满院的烟火气，眼眶悄悄发热——这些年千里寄钱的奔波，异乡打拼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暖意。

阳光透过庭院的枝叶洒下来，照在一家人笑盈盈的脸上，把千里之外的思念，酿成了满室的团圆甜。

1992年那碗热汤

1992年的初春，料峭的寒意还没褪尽，风里带着些微的凉，刮在脸上，像细针轻轻扎着。大哥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老屋的院坝里，脚下的泥土还带着冬末的僵硬，几只鸡在墙角悠闲地刨着食。

“妈，我走了，您多保重。”大哥的声音里带着些不易察觉的沙哑，他抬手理了理母亲额前被风吹乱的白发，指尖触到的皮肤，粗糙而温暖。

母亲笑着，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手里攥着刚煮好的鸡蛋，硬要塞进大哥的包里：“到了那边记得给家里报个信，别惦记我，我好着呢。”她的目光追着大哥的身影，像一根无形的线，细细密密地牵连着。

大哥转过身，又回头望了望，母亲还站在原地，像一株历经风霜的老树，守着这方小院。他挥了挥手，脚步踏上了通往车站的路，泥土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以为，这不过是无数次离别中的一次，过不了几年，他还会踏着同样的路回来，看母亲在院门口迎接他的笑容。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匆匆一瞥，竟是与母亲最后一次在春光里的相见。

日子像门前的河水，静静流淌，转眼到了1995年的腊月。寒风卷着雪粒子，呜呜地刮过窗棂，屋里的炉火明明灭灭，映着母亲苍老的脸。她躺在床上，呼吸渐渐微弱，眼神却还努力地望着门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终究，她没能等到下一个春天。76岁的人生，在那个寒冷的腊月画上了句点。

后来的很多个初春，大哥总会想起1992年的那个早晨，母亲站在院坝里的身影，还有那句“我好着呢”。风依旧会吹过脸颊，只是再也没有那双温暖的手，为他拂去鬓角的尘霜。那最后一次的回望，成了心底一道浅浅的疤，在每一个思念的时刻，隐隐作痛。

多年后翻出这张照片，我才明白，那不是合影，是守护——她用整个身体为我挡着风，也挡着那个没有父亲的世界。

那座山，那束光。

记忆里的天，似乎总带着点灰。父亲走的那年，我才一岁，只记得母亲一夜之间白了的鬓角，像落了层早霜。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五姐九岁、二哥七岁、六姐三岁，像一窝没了庇护的雏鸟，怯生生地望着眼前的世界。

父亲的离去，是在一个飘着冷雨的清晨。黑白的孝布裹着单薄的屋舍，母亲跪在灵前，脊背挺得笔直，却在没人看见时，用粗糙的手掌死死捂住嘴，连呜咽都不敢发出——她知道，身后四个尚在年幼的孩子，还等着她撑起一片天。

那时五姐刚满九岁，梳着歪歪扭扭的辫子，就已经学着踮脚够灶台烧火，柴火熏得她眼睛通红，却从不敢哭；而我，是最小的那个，刚满周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哭声细弱得像只病猫，靠母亲省吃俭用攒下的米熬成稀粥，一点点喂大。

母亲给医院洗手术衣，一、二毛钱一件，手指常年泡在血水里，泛着洗不掉的白泡，裂开的口子沾到浆手术衣，疼得她眉头直皱，却只是咬咬牙，用嘴吮一下，又继续干活。夜里，煤油灯的光昏黄又微弱，母亲坐在炕沿上，把我们姐妹四人的旧衣裳摊在腿上，针线在她手里飞快穿梭，缝补着磨破的袖口、绽开的裤脚，常常熬到后半夜，眼睛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蔓延。

医院妇产科的秀兰姨，说话温温柔柔，看我们姐妹几个面黄肌瘦，总忍不住塞给五姐几颗水果糖。秀兰姨家境宽裕，和丈夫结婚多年一直没能有孩子，看着我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孩，眼里满是疼惜。

那天傍晚，秀兰姨托化验室的菊兰姨来传话。她坐在我们家冰冷的炕沿上，叹了口气，拉着母亲的手说：“大妹子，我知道你难。秀兰那两口子，条件多好啊，住砖瓦房，顿顿有肉吃，还能供孩子上学堂。你把小的给她，既是给孩子一条活路，你也能松口气，带着另外三个也能好过些。”

母亲正抱着我喂稀粥，瓷勺刚碰到我的嘴边，闻言手猛地一顿，温热的粥顺着我的下巴流到衣襟上，洇出一小片湿痕。母亲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着我，指尖轻轻抚过我皲裂的小下巴，又摸了摸我枯黄的头发，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却又很快亮了起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菊兰，谢谢你和秀兰的好意。”母亲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却字字清晰，“这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再苦再难，我也不能把她送走。四个娃，一个都不能少。”

菊兰姨还想劝，母亲却已经轻轻摇了摇头，把我搂得更紧了，下巴抵着我的头顶，肩膀微微颤抖。我听不懂大人们的对话，只觉得母亲的怀抱特别暖，暖得能驱散身上的寒气。

拒绝的话一出口，日子的艰难更甚了。母亲每天要多找几个兼职，常常饿到头晕眼花；冬天没有足够的棉衣，她就把我们姐妹四个都搂在一个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焐着我们。

后来我长大了，五姐才告诉我，那天秀兰姨又来劝母亲，说愿意给母亲一笔钱，让她能好好抚养另外三个孩子。母亲只是笑着说：“我养自己的娃，不用别人的钱。”

八十年代后，我们姐妹四人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有了幸福的小家。每当围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满头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手，我总会想起那个雨天，母亲坚定地拒绝了秀兰姨，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的模样。那掌心传来的温度，不仅暖了我的童年，更成了我一生最珍贵的力量——那是一个母亲用爱和坚守，为孩子筑起的最坚固的港湾。

是母亲，把眼泪咽进肚里，撑起了这个家。白天，她扛起锄头下地，背影在苹果园拉得很长，汗水浸湿的衣衫紧紧贴在脊背上，像一幅被水洇过的画。傍晚回来，灶台前的火光映着她疲惫的脸，她一边拉风箱，一边教我们认墙上糊着的旧报纸上的字。夜里，我们姊妹几个挤在炕上，常能听见她在油灯下缝补衣服的声音，针穿过布面，“沙沙”轻响、常常纺花到深夜2点多，雨天织布……，像她从不言说的温柔。

有一年冬天格外冷，我半夜冻醒，看见母亲正把我的脚揣进她怀里焐着，自己身上只盖着薄薄一层被子。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有着化不开的暖意。五姐想辍学帮家里干活，她第一次红了眼，把五姐拉到父亲的遗像前，声音带着颤抖却异常坚定：“你爸不在了，妈就是天。你们谁也不能不上学，这是咱家的指望。”

那些年，她的肩膀扛起了本该两个人扛的重量。她会像父亲一样，在我们受委屈时站出来护着，也会在我们犯错时严厉训斥，转身却偷偷抹泪。她用一双巧手，把粗布衣衫缝补得整整齐齐；她用一双硬脚，踏遍了房前屋后的每一寸土地，只为让我们能吃上饱饭。

如今我们姊妹四个都已长大，各自有了小家。每次回忆起母亲坚强的身影，总觉得她像一座沉默的山。这座山，没有惊涛骇浪的壮阔，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我们挡住了风雨，撑起了一片晴空。她的爱，早已不是简单的“伟大”二字能概括，那是融进骨血里的温暖，是刻在岁月里的力量，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母亲70岁那年，我给她拍了张照。她戴上那顶浅色的针织帽，坐在黑幕前，像一尊安静的佛。她没化妆，也没换新衣，只是笑着，眼角的皱纹像老树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岁月。我按下快门时，她轻声说：“拍清楚点，以后你们想我的时候，还能看看。”那天晚上，我把照片洗印出来，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她不知道的是，我早已习惯在每个深夜抬头看她——不是照片里的她，而是记忆中那个在灶台前熬粥、在灯下缝补、在风雨里接我放学的她。

父亲走后，家里的天塌了一半。可母亲没哭，她把眼泪熬成了力气。她一个人种地、打零工、洗医院手术衣等。供我读书，把所有重担都压在自己肩上。她不说苦，也不喊累，只是年复一年地老去。我曾问她：“你恨父亲吗？”她摇摇头：“恨不恨的，人走了，事就过去了。可孩子得活着，得好好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爱不是山，而是她——沉默、厚重，托起一切，却从不声张。

如今，我翻着这些老照片，像翻着一部无声的电影。每一帧里，父亲都是缺席的，可母亲的身影却无处不在。她站在雪地里等我放学，站在集市上数着零钱买肉，站在门槛上望着远方，仿佛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她用一生的光阴，把“母亲”这个词，写成了最深的山。

父影成空，母爱成山。山不说话，却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鬓边霜，心头暖。

窗台上的茉莉开了，细碎的白瓣落了一地，像极了母亲当年鬓角的霜。我坐在藤椅里，阳光透过老花镜，在手上摊开的旧相册上投下淡淡的光斑。照片里，姊妹四个挤在母亲身边，她笑得眼角堆起褶皱，手紧紧牵着最小的我。如今，连我这个当年总躲在她身后的小尾巴，也已过了六十五岁的门槛。

岁月这把刀，在我们脸上刻下沟壑的同时，也磨亮了记忆深处的那些细节。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在天不亮就起身，灶房里的火光映着她单薄的身影，锅碗瓢盆碰撞出细碎的声响，那是属于我们家的晨曲。她的手永远是粗糙的，指尖缠着胶布，那是做针线活、干农活留下的印记，可就是这双手，能把补丁衣服缝得整整齐齐，能把粗粮面做出别样的香。

有一年我染了风寒，高烧不退，是母亲背着到医院求医。夜色里，她的喘息声在耳边起伏，脚步却从未停歇，寒风灌进她的衣襟，她把我裹得更紧些，说：“别怕，娘在。”后来才知道，那天她刚从地里回来，还没顾上喝口热水。那时不懂，只觉得母亲是铁打的，直到自己也为人父母，才明白那副看似硬朗的身板里，藏着多少咬牙硬撑的疲惫。

姊妹几个聚在一起时，总爱说起母亲的“抠”。她舍不得给自己添件新衣，却总把我们的书包缝得结结实实；她舍不得买块糖，却会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从灶膛里摸出烤得热乎乎的红薯。那些年的苦，像埋在土里的根，我们当时只尝到了涩，如今回望，才品出那涩里裹着的甜——是她把所有的暖，都掰碎了分给我们，自己却吞下了生活的冷。

六十五岁的风，吹白了我的头发，也吹软了心头的棱角。从前总觉得母亲的爱，是天经地义的厚重，如今才懂，那每一份厚重背后，都是她用无数个日夜的操劳、无数次的委屈隐忍，一点点垒起来的。她不是超人，只是为了我们，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

相册里的母亲依旧笑着，我伸手抚过照片上她的脸颊，像小时候她摸我的头那样。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手上，暖融融的，像极了她当年掌心的温度。

妈妈，虽然您已离去，但爱和记忆永存，愿您在天堂快乐！

根据母亲生前的口述、大哥、四姐、五姐的口述整理此篇。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欢迎交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