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时代的应答（上）

零度

80年代，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伤痕”、“反思”文学，哲学领域的“异化”问题、“美学热”、“主体论”、“诗化哲学”，艺术领域的“人文主义”作品，都是这一思潮的表现形式。

“人道主义”思潮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盛于启蒙运动。强调无阶层的抽象的人，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提倡“人性论”，认为存在超阶层、超历史的人性。赋予“人”种种必备的本性，如理性、自私等等。一切研究从“个人”的“本性”出发，进行逻辑建构。（然而这个所谓“人性”究竟存不存在，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像他们说的那样，值得深入思考。）

而现实的人是通过实践与整个社会相联系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思考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地位会造就不同的人吗？。）

人道主义者反复强调一些看似毋庸置疑的命题，如“把人当作人”，不加以理论证明，不顾及现实和历史，用抽象的人的理论概括一切人的利益。

这种思潮从欧美传入中国，提倡无差别的“人”的话语，宣扬个人自由，80年代的文化界把自己看作一次新的启蒙。

文学直击社会问题，美学貌似超然于社会，哲学居于其间联系现实，构造一种浪漫的人性幻想。

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潮出现得更早，而且其指向更为直接，主要是通过“伤痕”、“反思文学”，批判温鸽中人性被践踏，人的生存和尊严权利被漠视。

伤痕文学代表作有朱新华的《伤痕》（1978），

陈凯国的《我们应该怎么办》（1978）、

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1979）

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

古华的《芙蓉镇》（1981）

这些小说构造了小家的重要性，呼唤所谓的家庭亲情伦理，呼唤个人价值。这种论调展现出80年代的“新启蒙”与五四时期的截然不同。

80年代的“美学热”，就是把美作为“自由的王国”，实际上，既否认了审美的社会历史性，也否认了审美的阶层性，使文艺从现实中退却——“美”既然是人的最高价值的终极体现，那么现实就不再被文艺关注了。

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主体性哲学”，实际上是“美学热”的继续，是人道主义思潮的进一步理论化。“主体哲学”借助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倒退到了康德哲学，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主义吗，是社会环境中原子化的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吗？）

随之而来的刘小枫、周国平等为代表的“诗化哲学”更是将审美的地位推到了极端，文艺本身成了终极价值，不再需要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进而在文学领域兴起了所谓“纯文学”思潮。

“现代派”与“寻根”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框架被抛弃，现代与前现代的叙事被热捧，80年代文艺领域掀起了一股追捧20世纪欧美“现代派”的热潮。“现代派”文艺发迹于19世纪后期欧美经济社会走向垄断的没落时期，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兴盛起来的一系列文艺流派的总称。

现代派类别很广，文学中，有表现主义，如卡夫卡的《审判》；存在主义如加缪的《局外人》；美国垮掉的一代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荒诞主义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

在美术中，有野兽派如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立体主义如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表现主义如蒙克的《呐喊》等；音乐领域，摇滚乐、嬉皮士盛极一时；哲学领域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为代表，如福柯。

现代派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没落，和大量知识分子、工人贵族以及没落的小企业主的出现。他们自称极端痛恨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文明，感到没有前途，昏头昏脑，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现代派展现出对社会异化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只是小资绝望的哀嚎，形成了现代派独特的艺术倾向。

知识分子把西方社会作为“现代”、“先进”的典型，把颓废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文艺发展的最高阶段加以崇拜，其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被知识分子所推崇。

80年代后期，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创造出来，中国的现代派文艺开始成熟，不仅借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也开始具有现代派的内涵。然而这种内涵在80年代与中国社会是极度分裂的，因为它不是完全诞生于中国的社会基础。

在现代派热潮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在形式上是现代派反面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主要是表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除小说外还有诗歌、电影、音乐、美术等。

寻根文学迅速爆发，又迅速结束。但其余波在90年代产生了很多成熟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

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与之相伴的还有香港民族主义文化的引入，如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音乐《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

在哲学、历史领域，80年代也产生了新的历史解读，并产生了三个思想流派。

第一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具有科学主义倾向，代表理论是“封建社会超稳结构论”。代表作灵魂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在历史表象背后》。他们借助20世纪产生的系统论，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在中国得以长期稳固的原因，这种分析把历史的发展看做结构的自行发展；

第二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文化主义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传统与现代冲突论”。代表作是学派主力甘阳的《80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他们主张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存在冲突，把中国文化全部概括为传统文化；

第三是“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他们反对变革，代表作理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论”，代表作是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他在书中论述中国在五四时期有两个方向，一是救亡，一是新文化启蒙，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被中断。

总体来看，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以历史反思的名义拒绝历史反思。作为成功的话语实践，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一种社会共识。

（参考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