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海扬帆——唐宋时期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下）

千秋

瓷路飘香 唐宋时期，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极为丰富，包括瓷器、丝绸、茶叶、香药、玻璃器、珍稀动植物等,其中尤以瓷器出口和香药进口为最大宗。频繁的经贸往来，不但加深了贸易双方的经济交流，也深刻影响了彼此的生产和社会生活。 一、瓷业兴盛中国人制造瓷器的历史十分久远。汉代，我国已能烧制出坚固耐用的瓷器；唐代，瓷器的烧制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使用范围极为广泛，其造型与工艺水平远远超越了前代。宋代则是中国制瓷业的辉煌时期，各地新兴窑场层出不穷。工艺的精进、窑炉结构的改良和装烧技术的提高，使中国瓷器蜚声中外。 唐宋广东窑址分布示意图 唐代制瓷业工艺技术和装饰艺术 二、瓷器出口之路烧制工艺的臻于成熟，以及海路运输的相对便利，使瓷器成为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唐宋时期,广州是外销瓷贸易的东方起点。贸易以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窑口的产品为主，主要销往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瓷器在外销商品中地位的崛起，带动了国内瓷器生产区域的扩大。广州作为重要的海上贸易框纽，直接带动了广东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瓷窑的繁盛。 宋代外销瓷 黑石号沉船1998 年，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一艘 10世纪阿拉伯商船沉船,该船可能经广州出海。出水唐代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及广东粗瓷等约6.7万件，还有金器10件、银器24作、银铤 18 枚和铜镜 30件。其中，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共约有5.65万件。 井里汶沉船是公元10世纪中后期的沉船，发现于爪哇北岸井里汶海域。沉船高3-5米、长90米、宽60米。沉船遗物包括中国的近 20万件瓷器，有越窑瓷器、佛教饰件锡质刀具、宝石、青铜器、象牙及其制品等。印坦沉船是一艘 10世纪的沉船，发现于印尼雅加达北部的印坦油田附近海域。船上发现中国陶瓷7千余件，其中广东瓷器近5千件,其余以越窑青瓷为主，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 唐五代越窑窑场分布图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 广东窑口 西村窑窑址在今广州西村皇帝岗，是北宋时期外销窗口。西村窑瓷器受耀州窑、磁州窑、湖田窗窑影响，釉色以青釉为主，黑酱釉为次，还有少量低温绿釉器。器型种类繁多，尤以风首壶及刻花折沿大盘为代表。西村窑的产品较少见于国内，但却大量发现于东南亚诸国，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阿曼等地均有出土。 三、香药进口之路唐宋时期，通过海路入华的商品种类繁多，有香药、纺织品、玻璃和金银器等。其中，香药是最大宗的商品。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药，主要来自印度洋东、西等海外各国（地区），功用广泛、种类繁多。这使得海外商品的来华之路，成为一条异香浓郁的“香药之路”。 斯里兰卡乳香中国南海出水降真香 印度檀香 《铁围山丛谈》关于广州仿效大食制作蔷薇水用以熏衣的记载周密《齐东野语》关于广东进献含香蜡烛的记载 唐宋两代都大量进口香药，其中，唐代进口最多的是沉香,单次最多者达450斤；宋代进口最多者为乳香，单次最多超过10万斤。唐代，香药的消费者主要是贵族阶层，宋代对香药实行专卖，平民成为主要消费人群。广州因有市舶便利，是香药进口、销售最重要的口岸之一。 制度创设 唐宋时期，广州城市繁荣、贸易兴盛、文化交流频繁。在中央朝廷的关注下，广州也成为国家制度改革创新的试验场。这一时期，在广州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创设是南海神庙国家礼制和市舶使（司）贸易管理制度。 一、南海神庙与国家礼制隋灭南陈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杨坚全面整顿国家礼制，在岳镇海渎祭祀方面确立了“近山近海”的建柯原则，于开皇十四年（594年）下诏在广州建祠祀南海，并为此后历代遵从。南海神庙属中祀，是朝廷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对广州的重视和肯定。 南海神庙唐宋时期建筑格局演变示意图唐代南海神庙经历了天宝十年（753年）与元和十四年（819年）两次扩建，确立了前堂后寝、东西两序的格局；宋代南海神庙多次修葺，至嘉祐年间（1056-1063年）房间达300余间。 遗迹 唐宋时期，中央朝廷采取遥祭、遣使等方式对南海神庙进行祭祀。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府在每年立夏日，唐代由广州刺史、宋代以广州知州祭祀（存在诸多不同情况），宋代还一度由番禺或南海县令兼“庙令”。 唐天宝十年（761年）封南海神为广利王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此碑刻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碑文由韩愈撰写，内中记载了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孔残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连续三年亲祀南海神之事。碑文中有“海事”一词，学界认为这是汉语第一次出现该词。 南海神庙出土唐宋时期瓦当 二、市舶司与市舶使唐宋时期，市舶制度的设立、发展与广州关系密切。唐代，在广州首设市舶使（院）；宋承唐制，于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至祥兴元年（1278年）闰十一月广州被元军攻占，前后历时300余年。广州市舶制度与唐宋王朝兴衰、贸易制度变迁相始终。 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籍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即检查外国商船的货物、收缴商税和购买奇珍异品等。市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强了政府对海路贸易的管理，广州成为中央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宋初首置市舶司于广州的记载 唐代，市舶使偶有朝官担任，至开元十年（722年）后多由宦官担任，开成（836-840年）之后则由派驻广州的监军兼领。职权上，地方长官（前期为都督、总管，中后期为节度使）仍然是市舶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市舶使与其并存、共同管理，双方在不同时期权力各有消长。 《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关于委任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的记载 广州都监、市舶便李敬实墓志拓片唐大中四年（850年）李敬实任广州都监兼市舶使，“蕃商大至，宝货盈衢”。 方慎言（973-1041年），福建莆田人，康定二年（1041年）四月至九月任广州知州兼市舶使。 宋广州市舶使方慎言墓志铭 宋元丰三年（1080年）《广州市舶条》 岭南节度使马某与监军使（兼市舶使）宴请蕃商场景据唐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记载，岭南节度使、押蕃舶使马某与监军使(兼市舶使)在新落成之“飨军堂”宴请蕃商。文曰:“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圆衣,胡夷番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铜鼎体节，燔炮哉炙，羽鳞狸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齐，均铁于卒士。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楔击吹鼓之音，飞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还迩。”从其盛大的规模、热烈的场面可见唐代广州海外贸易之繁荣兴盛。 融通世界 频繁的经济贸易，不但深刻影响了海内外贸易双方的生产生活，也深刻影响和丰富了彼此的文化生活。唐宋时期，迴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差异极大的文化风俗，在广州城相互交融、和谐共处，造就了广州兼容并蓄、异彩纷呈的多元历史文化内涵。 一、佛教海路传法255年，西域人支梁接沿海路到达交州（州治在番禺）传扬佛法，这是佛教传入广东的最早史籍记载。281年，西天竺（今印度）梵僧迦摩罗随商舶抵达广州，建三皈、仁王二寺（寺庙确切地址已不可考)，为广东建佛寺之始。此后，沿海路到岭南或经广东北上中原传法的梵僧络绎不绝，佛教逐渐在广东落地生根，传播开来。与此相应，以广州为始发港前往印度求法的华僧亦前后相续，不绝于旅。 五代吴越国钱弘俶创建宝筷印经式佛塔故事《宝箧印陀罗尼经》 光孝寺与六榕寺 西来初地位于今广州市荔湾区西来正街一带，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天竺高僧达摩菩提于绣衣坊码头（今下九路附近）登岸，并在此建“西来庵”传教。后世尊达摩为禅宗始祖，其登岸地点称为“西来初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华林寺”。 二、蕃商与蕃坊唐朝采取了开放的对外政策，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云集广州，以“住唐”方式从事季节性互市，广州口岸出现了新的特殊区域—蕃坊，在这里呈现出浓郁的阿拉伯风情。到了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诸国商客进出或居留广州，使这个南方都会充满了异国情调，多元的文化氛围与内地其他城市大相径庭。 怀圣寺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光场路，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为纪念“程至”。故称“怀圣”。该寺位于唐代广州蓄坊内，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消真寺之一。 宋代广州城内阿拉伯建筑分布图宋代来华著名阿拉伯商人列表 三、丝路概念的提出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1913 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提出丝绸之路包括陆上和海上两条；1941年，德国地理学家赫尔曼又将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首次明确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 《中国一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李希霍芬撰 1907年德文版《西突厥史料》爱德华 .沙蜿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汉代缯绢贸易路考》赫尔曼撰民国三十年（1941年）《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三杉隆敏撰 1968年日文版 结语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荣时期。广州是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通海夷道”的东方起点，东西方商品在这里聚集并转口输往海内外市场。隋朝，在广州设立南海神庙，为历代尊崇。唐朝，在广州首设市舶使（院)，开创古代市舶管理制度,掌管海外贸易。宋朝，制订“广州市舶条”，将市舶制度推广到国内其他港口。经海路中国与国外的官方与民间交流得以加强,远赴印度的佛教求法僧、在广州“蕃坊”长期生活的各国商人都是鲜活的例证。唐宋时期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一部跨越“七海”的商贸史和交流史，是当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和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