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领导干部

天马

　　一位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领导干部

——原四平地委书记魏运国同志给我留下的记忆

天马

（2025年10月19日）

说起原四平地委书记魏运国同志，我与他在工作上没有过直接的交集，更没有做过深入的相处，可这么多年我从心里头总是忘不掉他，有时候想起他、跟别人谈起他，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甚至这些话总有种按耐不住的感觉。是因为他曾任四平地委书记的高官高位，肯定不是；是他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创下了多大的丰功伟绩，这个也不是。运国书记让我最敬佩，心里总是放不下的，最重要还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德；是他纳四海、容八方的宽广胸怀；还有他为人真诚、一生肯于助人的高贵品质。

他同情那些工作中、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同志

往早了说，魏运国同志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工作队期满后，留任原怀德县风响公社党委书记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历数他作为“工作队”表现如何突出、又做出了多少政绩，能够留下来任职，至少说明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同时说明他得到了当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甚至是爱戴。

作为六十年代一个农村乡镇干部，工作之艰难，生活之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踏实人的魏运国，当然会比别人付出得更多，取得的成绩更突出。在此期间，运国书记最为有口皆碑的，是他对“五七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文革”后期，大批“五七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插队”，魏运国同志所在的风响公社，地处县城与省城之间，尤其是距离省城长春仅有三十公里左右，省里一大批“文革”前的厅长、处长和省直机关干部涌入风响公社。

凭我的印象，这些人说起身份，当时都很尴尬，说是干部吧，什么职位都没有；说是农民吧，还有着个“五七干部”的头衔。这些人，当时一个“命令性”的要求，必须“人走家搬”。不管他们过去做过什么高官，身上有多大的本事儿，今天真实的身份，就是个农民，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让他们更是难以接受的是，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五七干部”的一切，运国书记看在眼里，可不管他心里怎么同情，对这些人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他都是爱莫能助的。那个时候，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些“五七干部”，就是个被“改造”的对象，甚至被当作“臭老九”。不要说公社书记，就是很多大队干部，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不把他们当回事儿。可在魏运国同志看来，这些“五七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都是我们的好兄弟，好朋友。出于这样的站位，运国书记工作上充分信任他们，有什么困难都请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很多“五七干部”都成了他身边的“高参”，甚至是“左膀右臂”。“五七干部”们生活上遇到困难，运国同志都想办法帮助解决，他骑着自行车下乡工作，遇到“五七干部”家，他总要进去看一看，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困难。今天告诉这个大队书记安排给“五七干部”送车柴禾，明天让那个生产队长给“五七干部”家抓两只猪羔养。运国同志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呀！”对于这一切，“五七干部”们深受感动，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工作上，“五七干部”们有招的出招，有力的出力，帮助运国同志把社里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运国同志因为政绩突出，先后被提拔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

粉碎“四人帮”后，省里，县里的“五七干部”陆续被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原岗位工作，绝大多数同志官复原职，又重新当了厅长、处长。他们没有忘记运国书记当年在自己遇到困难时候所给予的关照，凡是运国同志有到省里、县里开会、办事的时候，都争相到宾馆看望，有时候还要请到家里吃顿便饭。

运国书记当年能够看得起“五七干部”，并从实际出发，给他们以各方面的关心照顾，从中可以看出的：首先是他的政治眼光、政策水平，就是这种超人的政治智慧，才使他能够真心把“臭老九”当朋友，当财富；其次是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就是这种宽广的胸怀，才使他能够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实现农村发展的目标中，集聚八方的人才和力量；第三是他厚重真诚的思想品德，就是这种品德，他才能够做到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需。

　　　　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去决定干部的取舍

坦白地说，运国书记，没有长篇大论、夸夸其谈的口才，他也没有挥笔成章、潇洒万言的“笔头子”，可他凭什么在官场上总是能如鱼得水、顺水行舟呢？他凭的是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他有慧眼识才、量才使用的人才观；他有不是求全责备、而是用其所长的宽厚胸襟。把他比作我们身边的“刘备”，不知道是把他说高了，还是说低了。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魏运国同志担任梨树县县委书记的四年中，全县粮食产量连续四年大幅度丰收，被称为“四年迈了四大步”。他靠的不光是风调雨顺，而更重要的是政通人和。

魏运国同志刚到梨树县任职的时候，正赶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百废待兴，一方面要进行“揭、批、查”，处理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方面要肃清左的影响、迅速发展经济。当时，全县有一批“突击”提拔的干部，产生较重的心理负担，担心被“一撸到底”，工作起来打不起精神，甚至整天蔫头搭脑。运国书记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只要大家拥护党的路线，表现积极，踏实工作，组织上是会区别对待的、合理任用的。”这个态度，帮助一大批青年干部打消了思想顾虑，他们重新振作起来，情绪和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最后，在运国书记的主张和协调下，经过县委常委讨论决定，把绝大多数拥护党的路线，工作积极肯干，又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干部，保留了职务，从县里直属机关下派到乡镇任职。同时，把那些多年工作在农村、经验丰富、具有实绩、年龄偏大的乡镇干部，调到县里直属机关任职。这样调整的结果，年轻干部保住了职务，老干部解决了家属、子女户口进城问题，大家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干部的合理调整，带来了全县上下团结和谐局面，社会的和谐，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由此，才有了“四年迈了四大步”的辉煌成果。事实证明，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干部，从根本上说来，还是那两条：出主意，用干部。出主意，是解决方向问题，是决定干什么，怎么干；用干部则是选谁来用，让谁来干。它也再一次说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反对“瞎折腾”，所谓“瞎折腾”，也包括在干部问题上的“瞎折腾”。要稳定干部，用好干部，就是要像魏运国同志这样，把握好三条：一是善于用好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注意防止在用人问题上“左”、“右”两个倾向；二是善于发现干部的长处，克服短处，做到采长补短，发挥优势；三是善于稳定干部队伍，不搞“瞎折腾”。

　　　　他凭着自己扎实的工作，赢得人们对他的尊重

八十年代初，中央和省委决定，调任霍明光同志为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魏运国同志接任四平地委书记。同时，调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韩兴普同志为省交通厅厅长。地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再加上两位主要领导同志都曾经，或者将要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所以，中央、省委决定下达后，霍明光、魏运国同志带领当时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同志，到军分区来见个面，开个座谈会，吃顿便饭。我当时正在担任军分区常委秘书，参加了活动的全过程。在军地两方面主要领导同志座谈会上，霍明光在宣布中央、省委决定后，首先向大家介绍了魏运国同志，他高度评价了魏运国同志的德才表现和政绩，并向大家说明：“虽然，在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同志中，运国同志是最年轻的一位，省委根据他的威望和能力，还是决定由运国同志担任地委书记，相信运国同志一定能够带来地委“一班人”，积极进取，把四平地区发展好，建设好。”紧接着，魏运国同志作了表态发言，他除了高度评价了霍明光同志在四平地区几年的工作之外，表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虚心向老书记学习，向老同志学习，把工作做好。之后，韩兴普、刘震海（时任地委副书记）等老同志，都作了表态发言，他们除了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对魏运国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震海同志说：“运国同志，不善于说，但是他很善于做。在运国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地委班子一班人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把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军分区政委、党委书记高勃同志表示，要自觉接受地委和运国同志的领导，努力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把四平地区建设成为“军民团结之乡”。会后，按照程序报批，省军区党委任命魏运国同志为四平军分区第一政委、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可惜的是，运国书记在四平地区任职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正是他与全区人民刚刚结下深厚友谊，对加快四平发展信心满满的时候，却因为“补文凭”的需要，入学吉林农大。据说，假如没有文凭这个“短板”，魏运国同志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人选。此后，运国书记先后任辽源市委书记、省纪委副书记，直到他五十三岁英年早逝，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谋面，从心里上说甚是惋惜。可以说，运国书记短暂任职后就离开四平，是运国书记的一大损失，让他失去了为四平经济社会发展出力、为四平人民造福，深耕这片土地，充分展示自己智慧和力量的机会；同时，更是四平地区和全区三百万人民的一大损失，全区失去了一位恤民、爱民的好书记，更因为他的离开，让四平的发展减了多少速，失了多少色。痛哉，哀哉！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让我永生难忘

我觉得有幸的是，跟魏运国同志有过那么几面之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更留下了终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还是在魏运国同志刚任四平地委书记，到军分区的见面会上，领导们的座谈会后，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纷纷往食堂走，运国书记故意走慢几步，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怎么样，在这里还好吧？”我回答：“还好。”运国书记说：“有事你去找我。”听了这句话，我觉得很突然，因为此前1973年，我还当战士的时候，陪同武装部部长、政委，去风响公社参加县里民兵工作座谈会。那个时候，运国书记正在风响公社担任党委书记，晚上我要陪部长、政委乘火车回县里，运国书记到范家屯火车站为两位领导送行。我当时只是一个小战士，一方面人家运国书记是为领导送行，另一方面，人家聊什么我根本不敢插嘴。这就是我与运国书记第一次的一面之交。没有想到的是，时过七八年时间，运国书记还能够认识我，并表示对我的关心，让我深受感动。虽然运国书记告诉我有什么事儿找他，但我当时正处在春风得意，也没有什么需要麻烦领导，再加上我跟运国书记职务、身份距离那么大，我有多大胆子能随便去找运国书记呢。从运国书记跟我说的这句话，到他离开四平地委书记的位置，以致于最后离开我们，我都没有给运国书记添过任何麻烦。不过可以说，这句话、这件事儿，我永远记在心间，偶尔跟知心朋友聊起来，也会就此抒发几句发自内心的感慨。

我与运国书记第三次近距离接触，是在他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后。运国书记在领导岗位上，很会“弹钢琴”，他在领导地委工作顺风顺水的同时，十分关心军分区和民兵工作，专题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讨论解决分区和民兵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还时常到军分区机关来，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有一次，运国书记到分区机关来参加常委会，会议开着开着，运国书记的低血糖毛病犯了，几乎接近休克的程度。按着分区领导要求，我马上到分区机关小卖店买来了白糖，给运国书记冲水喝下，不大功夫，运国书记的病情就得到了缓解。他知道我为此跑前跑后，状态好转后，朝着我给了一个微笑，我也向他表示了敬意。

我很敬重运国书记的忠厚品质，更珍惜与运国之间的友谊。上天总算是给了我一次直接为运国书记服务的机会。在他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后，八十年代初一年九月末，军分区安排召开毛主席“大办民兵师”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分区领导向运国书记汇报后，请示他是否参加会议。运国书记表示，最近工作比较忙，常跑外县，是否能参加会议不确定，但表示尽量回来参加。因为运国书记没有明确是否参加会议，在准备会议材料的时候，机关就没有为他准备讲话稿子。结果，会议临近开始的时候，运国书记突然走向会议主席台。分区领导问运国书记是否讲话，运国书记问：“材料准备了吗？”这下，分区领导感觉很被动。原来，我只按照要求，为军分区政委张金岭准备了一份讲话稿，这天恰好我是分区机关值班室的“总值”。分区领导感觉“情况紧急”，就派车把我接到会场，让我为运国书记起草讲话稿。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运国书记讲话前，会议只有两项议程，一个是张金岭政委的讲话，大约一小时；一个是一位民兵代表发言，大约十分钟左右。这样，给我的有效时间是七十分钟，七十分钟至少要写出一千字的讲话稿，时间必须是“争分夺秒”。十页稿纸，十分钟就必须写出一页，好在是，一方面，这段时间，我为会议准备材料，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地委领导讲话，不需要数字，不需要事例，讲认识、提要求就可以了。结果，我是“三下五除二”，整好一个小时，写出了五页稿纸、一千字多一点。正好运国书记看了一遍，就登台讲话。会议结束，分区领导赞扬我“临阵磨枪，不亮而光”，运国书记也走到我跟前说了一句：“怀德人，好样的！”从表情看，运国书记对这个临时突击的讲话还算是满意，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说起我跟运国书记的缘分，仅此而已。但运国书记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感谢他曾给予我的关爱，更敬重他对全区几百万人民的大爱。敬佩他脚踏实地，为一方热土的耕耘，是那样的挚着，那样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