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记：《解读林彪》之九——雷霆之势覆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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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庐山会议后的再较量
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清除林集团的影响，使他们的宗派活动和非组织活动有所收敛，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1970年10月，毛泽东分别在吴法宪、叶群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书面检讨上批示，严厉批判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在吴法宪的检讨信上，毛泽东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这句话旁，毛泽东批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在叶群的检讨，针对叶群在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句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争论的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了杠，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在叶群提到“论天才的语录”旁，毛泽东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自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的信中写道：“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划了杠，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最后在叶群的检讨信上严厉地批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还作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进一步加强江青等人的权势。1970年11月6日，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同日，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

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也归其管辖。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

这个决定大大加强了江青人的权力，实际上削弱了林彪一伙的力量。

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康生自九届二中全会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并非江的一伙，后来调到沈阳军区，中央组织宣传大权便完全落入江、张、姚手中。组织和宣传历来是党的最基本的重要工作，这样一来，江青一伙实际上把持了党中央的一部分重要权力。

1970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转发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并附了关子“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还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措施有四条：

第一，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

第二，1970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问题；

第三，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上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第四，1971年2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称这些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

为了打破林彪集团包办军事工作的局面，1971年4月，毛主席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黄、吴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

1971年1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李雪峰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1970年12月，按照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华北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一些活动和罪行。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1971年4月1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讨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明确批示，他们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毛泽东告诫叶群要从路线上端正态度；批评吴法宪“缺乏光明正大”；指出军委办事组（改组之前）“欺骗中央”，“老是被动”，要求他们用实际行动改正他们的错误。

4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这次会议作总结讲话中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及会后，屡屡强调要“保林”的态度也在不断动摇。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会晤，对林彪鼓吹的“四个伟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1970年12月《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这个谈话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发至全党，实际上公开了毛泽东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

1971年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在汇报结束之际，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决定10月1日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

林彪担心自己的问题在三中全会上会不会旧话重提？四届人大是否会让自己继续担任副总理和国防部长？毛泽东是否会废除他这个接班人？

到1971年夏，一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湖北、河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着重谈了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同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及同他们一伙关系诡秘的人。

第二,讲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第三，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出：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

当林彪已探知到毛泽东于8月中旬至9月中旬南巡谈话的内容时，特别是毛泽东谈到“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还明确地讲到仍有“两个司令部”的存在，不言而喻，毛认为林已充当了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此时，林彪已清楚地意识到毛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将要与他进行公开的政治决裂了。

毛视察中还讲了：“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后，还要找他们谈谈”。作者认为，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对林彪完全失去了信任，并把他放在了与自己对立的位置上，但仍没完全放弃对林彪要保、要教育的态度。

二、“联合舰队”铤而走险制定《“5#7%1工程”纪要》

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发起了“集团进攻”。结果是败下山来。然并没善罢甘休。在叶群指使下，黄、吴、李、邱销毁材料，研究对策，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叶群对正在写检查的吴法宪说：“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一直保持沉默，称病不出，拒不批陈，也不检讨。

“五一”晚间在天安门城楼看放焰火，他告了病假，但周恩来坚持请他去。林彪去后，同毛泽东、西哈努克夫妇、董必武坐在一起，毛、林二人谁也没有主动打招呼，几分钟后，林彪不告而退。6月中旬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罗马尼亚外宾，林彪和周恩来作陪，但林彪只在会场坐了几分钟就退场，在湖南厅外的大厅枯坐。

1971年8月8日晚，叶群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家里密谈。

据吴、邱事后交代，这次密谈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过关问题，叶群说，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也要端，追问下去怎么办。叶群还说：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黄、吴、李邱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还说，办法总会有的，“天无绝人之路”活（豁）出来。吴法宪接着叶群的话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吴法宪后来交代：“我这个话是响应林彪、叶群搞反革命政变的话。这句话来源于林彪。”

林彪集团的“联合舰队”，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跃跃欲试。

林立果对九届二中全会有个分析：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作者以为，这个谈话透露出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将要走上第一线，欲图用武力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1970年11月，林彪对其子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971年，林彪在苏州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详细计划——《“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起义”三个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

作者指出，《“571工程”纪要》作为小舰队发动政变的纲领，具有几大特点：

一是暴露出“小舰队”穷凶极恶的面目。

二是《纪要》显示出对导师刻毒的怨恨，也反映出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

三是《“5#7#1工程”纪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极有煽动性和蛊惑力。

（因为分析这份文件的具体内容叙述，牵涉到许多敏感词，被网管不容，故将原作者分析内容全部删除）

作者指出。有人认为林彪是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林彪集团是在“文革”的动乱中起家的。他们不但大肆迫害干部群众，自己生活却骄奢淫逸，一旦这群人的阴谋得逞，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决不是他们打出的招牌所标榜的“国富民强”。

第四章、“九一三”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一节“九一三”事件探析

作者指出，“九一三”事件虽然发生了已有40余年之久，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九一三”事件的谜团

“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制定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之后，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原南空政委，1968年5月已被中央军委职务）和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南空副司令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1971年9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此时，毛泽东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

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失败后，林彪随即准备带领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到他当时准备作为政变根据地的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八架，于9月12日将其中的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当晚10时许，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命令将该机立即调回北京。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调回北京的命令；一面将周追查飞机行动的情况报告周宇驰。周随即又报告了林立果。林彪得知周恩来总理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判断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32分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

“九一三”事件的谜团有种种之说，如：林彪叛逃“劫持”说、“导弹击毁三叉戟说”、“火箭炮打死”说等等猜测和说法。

作者指出，至今仍然有人怀疑飞机是导弹打下来的。还有人传说，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的，这纯粹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无稽之谈。当时我军的地空导弹还比较落后，即使现在提高射程的地空导弹也不可能从我国境内打到数百公里以外的温都尔汗上空（温都尔汗距北京直线距离约900公里，距最近的我国边境也有300多公里），256号飞机起飞以后一直在我雷达监视之下，但它飞出国境以后不久，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连雷达都探测不到的目标，还能用导弹打吗？

三叉戟256号是如何坠毁的？周恩来接到林彪座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即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周恩来急到毛泽东处汇报林彪出逃情况。

吴法宪打电话来请示是否拦截林彪座机？周恩来答：“此事需请示毛主席。”毛泽东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周同意毛的意见。在空军司令部监视林彪飞机的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时，周向李转达了毛意见。

事后，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来广州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师，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得·汉纳姆采访了当年从林彪、叶群尸体上割下头颅的前苏联病理学专家维塔利·托米林，得知林彪和叶群的头骨藏在前苏联“克格勃”的档案库里已经23年，前苏联医学专家确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是林彪与叶群。

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披露了彼得·汉纳姆的采访报道。有关毛泽东秘密暗杀林彪的种种传言不攻自破。

第二节、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第二篇文化大革命，其中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由美国哈佛大学R.麦克法夸尔教授执笔，作者在谈论“九一三”事件时指出：“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8(注：应该是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又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

还有，国内一本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畅销书，作者曾是事件的见证人，写道：

“飞机起飞后20多分钟，留在九十六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九十六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九十六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注：？形）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这两段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

作者指出，在林彪乘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央政治局下达过禁飞令，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在于：第一,这个禁飞令是何时下达的，当时林彪的飞机在何处？第二，林彪专机起飞后，党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还是要赶他走？第三，林彪是否有要求降落的表示？

作者以为，

把这三个事实考察清楚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推论是否能站得住脚，也就一清二楚了。

不妨对有关这一事件经过的更多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了解历史的真相。

《周恩来传》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经过研究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写成的，应该是可靠的。该书的记录如下：

“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对林彪事件颇有研究的专家于南教授在《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

“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行员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256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290度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46分改航向为310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

这些都说明，林彪乘机起飞后，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所以才从地面不断向这架飞机呼叫。而且，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到机场接他，这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禁飞令”是何时下达的呢？现在有幸

能找到当时亲自用电话向全国下达此项命令的当事人，他
的准确回忆和电话记录，成为解开这一疑团的最有力的证据。
朱秉秀是当年军委空军指挥所的值班作战参谋，“九一三”
事件发生时，他曾协助李德生参与处理这一事件，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空军指挥所亲历这一事件的始末：

“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罕（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

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涉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指梁璞，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要找他们指挥所值班指挥员亲自接电话，叫航行局局长尚登娥也来，航行部门要知道。我与徐心德（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对方都是首长，接电话、记录、复诵都很费时，作战部副部长郝昌照主动站起来帮我们也向下传达命令，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接着空军在场首长研究，经李同意又向各军区空军指示，要增开地面警戒雷达，严密对空监视，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因此，“禁飞令”下达的时间是在9月13日凌晨1时56分到2时20分之间。

即使是周恩来直接下达命令给山海关机场，那也只能是在1时
50分左右，距林彪起飞的零点32分，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
的事。实际上当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到国境线了。把不能降落归因于一个多小时后才发布的命令，显然十分荒唐！

作者指出，“禁飞令”是在林彪座机出境后发布的，同山海关飞机起飞前禁止256号飞机起飞而关闭机场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当时中央下达“禁飞令”的用意是，由于林彪集团在空军有相当的势力，林彪座机强行起飞后，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防止再有飞机逃跑，防止有人调动飞机来北京危害中央，这种预防措施是必要的。
但就在“禁飞令”下达不到两个小时，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还是在北京沙河机场用林彪手令劫持走了3685号直升飞机。
机场采取关闭灯光问题，恰恰是为了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

林彪等是在11点50分离开北戴河住地的。11点45分，8341
部队一名副大队长带7个人乘吉普车先出发去山海关机场，准
备控制飞机，但在途中，被林彪的轿车高速超了过去。他们到机场后见林彪、叶群正在上飞机，便找到机场调度室，要求制止这架飞机起飞。机场采取关闭灯光和鸣枪办法阻止起飞。

可以清楚地看出，机场关闭灯光，并非是在飞机起飞之后，而是在飞机起飞之时，但飞机还是在黑暗中强行起飞了。

作者指出，三叉戟客机是时速超过900公里的大型客机，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北戴河的96号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
呢？飞机起飞的山海关机场距北戴河有40公里，从飞机的航向上看，基本上要经过北戴河的上空。此时，正处在混乱中的林办人员听到飞机的声音，从而产生各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会看到差不多1500米的空中256号飞机划出像“？”那样的轨迹。

256号专机组副驾驶康庭梓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推测：飞机只有在原地做180度类似掉头那样的转弯时才勉强像“？”。当时雷达图显示没有飞机回转的迹象。

飞机起飞时，没有像平时那样打开飞机外部的航行灯和闪光，右机翼端部的绿色航行灯在地面强行滑出时已被油车刮坏。况且飞行速度500多公里的飞机，转弯半径早已超出北戴河的范围，所以地面上的人决不会在深更半夜看清飞机转弯的轨迹，更不要说像“?”那样的轨迹了。

机长潘景寅对山海关机场十分熟悉，天空中没有关着的大门，飞机上有雷达、着陆灯等先进设备，机场无线电都处于开通状态。如果飞机真的返回山海关机场甚至飞回北京，降落是不会有困难的。

这架飞机是强行起飞的，机组成员中副驾驶员、领航员、空中通讯员、随机服务员，被林立果从北京带到山海关机场准备上飞机的

“联合舰队”重要成员程洪珍，为林立果服务并发了手枪的两名女青年张×X，袁××接到通知都在跑向飞机，因林立果怕后面有追兵，下令强行起飞才使他们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

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针对国内外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不实之词，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也撰文谈到：我多次随同林彪乘坐飞机，飞机驾驶员会听林彪的指示飞向哪里。”

而且，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线图为证，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的证据。

第三节、解开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谜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这样谈论林彪在外逃之前的情形：“在北戴河，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立即采取行动。她与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他们焚烧了文件，然后钻进汽车，驶往机场。”

香港《镜报》月刊也曾刊登一篇文章称：“12点，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冲进林彪的房间，将已经吃安眠药睡下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并喊：‘快起来，有人抓你来啦！四个人加李文普一同上了‘红旗’防弹车。”

这两段话都是说林彪仿佛是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叶群和林立果喊醒，并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而出逃的。更有甚者，最近在国外盛传“林彪叛逃是被迫的，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走的”，国内也有一些人附和这种观点。

林彪一伙是否对出逃苏联毫无准备，林彪一伙为什么放弃南逃广州，改为北叛苏联呢？

林彪在外逃的那天晚上究竟干了些什么？

林彪是如何上了去机场的汽车的？又

是如何上了三叉戟飞机的？

作者以为，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这则史实是否准确，林彪是否被挟持就真相大白了。

一、出逃前的策划与准备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忌，不断打探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他们在北戴河接到李作鹏、顾同舟、刘丰密报毛泽东在南方同一些省市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后，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并进行了紧张的策划。他们准备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加快实施《“571工程”纪要》，预谋在杭州、上海、苏州附近谋杀毛泽东。同时准备了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第二套方案和准备出逃苏联的第三套方案。

作者提供以下事实表明，自9月6日起林彪、叶群等人已经开始紧张地为外逃做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许，叶群要李秘书立即给留在毛家湾的秘书打电话，叫他们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交林立衡、张清林带到北戴河。晚上约9时30分，叶群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专门给她讲课的参谋：蒙古有哪些大城市？蒙古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9时，林立果来到林彪客厅。一进门，林彪像当年召集战将们商谈大事一般说：“老虎，好朋友！请坐，请坐！”众人听了面面相觑。

上午10时30分，林彪、叶群在林彪卧室里谈话。卫士和内勤均闻叶群边哭边说：“说我是特务，叫我到农村没有安眠药怎么办。我要跑，你说走不走……”嗣后，林、叶密谈三个小时。

据此，可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9月8日，也即出逃4天前，林彪肯定得知叶群要跑，林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若不同意叶的反叛行为，处置叶群只需喊一声。但林没有任何反应，这可以证明林、叶均在阴谋之中。

同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从北戴河到北京西郊机场给空军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胡萍看了林彪的手令，要胡萍“立即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一18。机组人员要挑选对首长感情最深最可靠的。”

同日上午，周宇驰要空司航行局局长搞一份苏联航班飞机飞行地图，说林副主席提到防止苏联搞突然袭击，要了解一下他们的飞行情况。为此，航行局局长还专门找到正在航行局帮助工作的一位民航局的领航员，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绘制成一份比例尺为二百万分之一的北京一乌兰巴托一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并填写了有关的航行资料后，于第二天交给了周宇驰。

林彪的座机256飞机的航线，是一条以北京山海关机场为起点，经过河北承德飞向蒙古共和国的一条近似北京到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线，这正是周宇驰让航行局给他画的那条航线。

9月9日，上午7时，林彪对办公室的人讲，等林立果来后调一架很强的飞机再去大连。吩咐飞机要备飞三小时以上。并急找叶群谈到中午11时，其间内勤进来，看见叶群眼睛红红的。

下午，周宇驰向空司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小舰队”成员)要三北地区雷达部署图和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要李文普给家里打电话，要求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送来，说首长要研究一下战备问题。12时30分，林彪找叶群。内勤听到叶对林说：“没想到小小的立果活动面那么大！”此间，林、叶又进行了密谈。

作者强调，上述出逃的一切准备活动，如果说林彪没有参与或完全不知情，没有批准或默许，是不合乎工作规则，也是不合乎逻辑的。

二、放弃南逃广州，改为北叛苏联

林彪一伙为什么放弃原来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设想呢？有这样几个主要因素：

其一，毛泽东南巡谈话在广州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传达，对阻止林彪一伙南逃起到了威慑作用。

9月5日深夜11点半，周宇驰通过电话从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处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并作了15页纸的记录。

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来到北戴河，找到了林彪、叶群、林立果，把谈话的核心内容送给了他们。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指使，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成详细的文字资料，9月9日，派老婆专程到北京，送给周宇驰、林立果。

顾同舟还特地向林彪一伙密告了广州军区一些负责入对林彪的态度，说他们对林彪“只字未提”、“表态一般”等等。并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直接向林彪一伙通风报信。他还特别提醒林彪一伙注意：“传达的声势还是比较大的，主席的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这些”，以引起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警觉。

林彪一伙得知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另一条渠道是通过李作鹏。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迅即把消息传给了叶群。林彪一伙顿时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

作者指出，特别是广州部队已经传达了毛的谈话，对阻止林彪一伙南逃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1971年12月31日，毛泽东对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说：“……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主席南巡谈话），广州军区开了个两干人师以上的干部会，林彪就不敢去了（指林彪逃往广州破产）。”

其二，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林立果等策划谋害毛泽东的第一套方案即“上策”已告失败，只有实行南逃的“中策”或北叛的“下策”。而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的事,“南逃”也已不可能，只有“北叛”。

9月11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这样，林立果等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第一套方案即“上策”无法实现。

他们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并拟定南下人员名单，调用了飞机，企图实行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第二套方案即“中策”。当天下午4时半，周宇驰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调6架飞机去广州。林彪一伙原估计毛泽东可能在13日上午返京，他们在这之前飞往广州。但毛泽东于12日下午提前回京，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打乱了他们行动的时间表。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发现异常情况后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负责人作了报告。9月12日晚，周恩来听到有关汇报后，立即追查256号专机飞往山海关的原因并下令把飞机调回北京。

林彪在空军的党羽谎称专机有故障、需要检修，因此才把飞机留在了山海关的海军机场。当时周恩来下令，非得他和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四人联署，该专机不得放飞（李作鹏在电话传达时，改为四个人中有一人批准即可放飞）。

9月12日晚10点后不久，林立果接到周宇驰报告，知道了周恩来正在追查送他到山海关的这架三叉戟飞机的事，完全慌了手脚。这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已经不可能了，他们提出按第三套方案执行，改南逃为北叛，马上坐飞机夜航去苏联。

三、林彪是否参与了外逃的谋划

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回忆，成为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

9月12日下午，林彪、叶群突然决定要林立衡（豆豆）、张清林订婚，并立刻安排订婚仪式。这时，林立果已经在北京安排好了南逃的部署，早已给叶群通过电话。叶群在北戴河给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则是在为逃跑故布疑阵。她通知林立果赶回参加婚礼，为林立果飞返北戴河制造了可以掩人耳目的借口。

晚上8时以后，按通常规定，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去看为林立衡订婚而演出的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

晚8时15分，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坐256号三叉戟飞机秘密到山海关后，紧急赶到北戴河（程洪珍留在机场未去北戴河）。

晚9时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

为了了解三人密谈的情况，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回来告诉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作者指出，这里还有一处疑问，就是陈占照是否听到林彪“好像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的最初来源是一位当事人的自述：“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左右，小陈手中托着一只茶水盘返回来了，见到林立衡就说：‘首长正在淌眼泪呢！‘什么？！林立衡一把抓住小陈的手：‘你快些讲，首长和林立果讲了什么？！”小陈说：‘我端了茶水进去时，叶主任和副部长蹲在首长的脚前，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我见首长一面流泪，一面说……’小陈一双大眼睛犹豫地看着林立衡，欲言又止。‘快讲，说什么？首长好像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副部长发觉我，把我推出来，后面的话没听见。

此话以后多处传播，“好像”变成了“我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又变成“说，他至死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据李文普说：“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

“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并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

晚10时30分左右，张恒昌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正在这时，叶群又到林彪的客厅，同林彪谈话。陈占照便先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回来再让林彪休息。

大约晚11时过后，林彪打铃叫张恒昌，告诉他说：“今晚不休息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

晚11时22分，周恩来与叶群通电话。据汪东兴回忆，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的。周恩来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恩来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骗总理说她不知道。稍稍停了一下，叶群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为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恩来提出去北戴河，引起了叶群的警觉和慌张。周恩来要来北戴河，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更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叶群在电话中露出了马脚，明明有飞机在山海关，叶群却说没有，暴露了他们想逃的阴谋。周恩来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

晚11时30分左右，林彪打铃。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到林彪的客厅，林彪叫陈找张恒昌。陈立即把小张找去。林彪叫张恒昌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当时在96号楼照顾林彪）不带了，让人把她们送回去。

晚11时40分，叶群把警卫秘书李文普找到林彪那里，自己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季文普进去。林彪对李文普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从客厅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快点调车，越快越好”。

晚11时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的客厅。过了一会，叶群、林立果出来。

林彪打铃，陈占照到林彪客厅，林彪对他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过几天再回来，回北京过国庆。”陈占照走出客厅，看到叶群、林立果像热锅上的蚂蚁，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忙着调车，十分着急的样子。

汽车调到车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边。走到内勤门口时，他问：“东西都装车了没有？”陈占照答：“没装车。”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

作者指出，整个晚上林彪都在和叶群、林立果紧急密谋，急于出逃的林彪，哪还可能吃安眠药安然入睡？更不存在被“喊醒”之事了。虽然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具体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死无对证”。但在出逃前的夜晚，从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情况可以判断：林彪没有吃安眠药入睡，也不是被人从床上拉起，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在走前焚烧了文件。至于说有人要去“逮捕”林彪，更是无稽之谈。

实际上，就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前，8月16日，周恩来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南巡时也说过“对林还要保。回北京后，还要找他们谈谈”。可见，毛泽东还是想挽救林彪。对林彪等人准备谋害毛泽东和外逃苏联等阴谋，中央当时并不清楚，也不可能知道，怎么会下令“逮捕”林彪？

四、现场目击者作证

所谓的“挟持”，通常是指从两旁抓住或架住或是指用武力强迫对方服从。我们且看林彪在北戴河96号上车时的情景。

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回忆：刘沛丰提着三四个皮包，首先上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林彪最后上了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了。

史学者的文章大都采用这种说法，即林彪是最后走上汽车的。

但据李文普回忆：“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作者分析，林彪是先上还是后上，回忆者的记忆有所出入也是在所难免，根据推断，李文普的说法显然更为准确，因为车第三排坐好后，第二排座位才能放好，回忆者都说林彪和叶群坐在最后一排，所以林彪是第一个走上汽车的，坐在第三排好像更为精确。好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这里的关键之处是很多人看到林彪是自己上了汽车，没有任何人逼迫或强拉他上车，因此，挟持的说法不能成立。

证明林彪究竟是否被挟持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李文普和林彪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事件后，一直是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

我们再来看看林彪是如何登上飞机的。赵雅辉等五同志，都是林彪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时的现场目击者。赵雅辉是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周振山是场站机械师，佟玉春是场站参谋长，王学高是场站油料科科长，刘三儿是场站油车司机。1972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第24号文件，公布了赵雅辉等五人的证词——《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1971年9月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我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付（副）驾驶、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赵雅辉、佟玉春、王学高、周振山、刘三儿

1972年4月7日

这些工作人员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入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的。

1981年初,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已经结束，即将解散的全国“两案”办公室收到一份林彪直系亲属的信，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及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最后摔死在蒙古国。为此，原特别检察厅副厅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将军专门批示：“对×XX、XXX的前后交待材料要作专门的过细的研究。”于是，由解放军司法机关组成专门的调查班子，迅速梳理这件案情。据查，写信的当事人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交待材料、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及近年来的言论内容前后矛盾，态度似乎反复无常。

“绑架、挟持”之论难以自圆其说，作者认为，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夫人和儿子绑架、挟持走,这岂不是笑话！

通过上述史料的考证、比较，特别是当事人亲眼所见，作者认为，已经足以揭示出事实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林彪在决定是否逃跑时，可能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即使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不管怎么说，林彪最后还是自己走上了外逃之路。林彪必须对外逃一事负直接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

2025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