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量

张岩的闲聊

　　在命运面前的一切算计仿佛是徒劳的，无论是素质、技巧、勤奋或是酒量。

一一题记

（一）

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的年月，我随父母在大山深处的兵工厂呆了十年。厂区藏在层峦叠嶂间，溪水清得能映出云影，水底鱼儿摆尾游过，连鳞片的纹路都看得分明；亚热带乔木与灌木错落有致，蝉鸣鸟叫从清晨到日落，织成一张热闹的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日子过得像脱缰的野猴。揣着自制的弹弓钻进林中，偶尔打下羽毛斑斓的不知名鸟儿，攥在手里稀罕半天；天热时就往河边跑，河底的鹅卵石硌得脚底板发麻，摸到手指大的小鱼，蹦跳着跟伙伴们炫耀；空地上挖个土坑，将裹着湿泥的红薯埋进去，架起枯枝烧得噼啪响，等泥土被烤得发烫，扒开时满是焦香，连指尖都沾着甜；也爱躺在山坡上，看天上悠悠的云飘，也看山下那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像条没尽头的带子，不知通向哪片更远的天地。​

偶尔会听见轰隆的巨响从厂区深处传来，严禁出入的车间附近腾起一团黑烟，那是实验雷管或黑索金炸药时留下的痕迹。对我们这些兵工厂子弟来说，早见怪不怪了。胆大的孩子，还会偷偷摸进车间，偷几根雷管去炸鱼。将点燃的雷管塞进空酒瓶，猛地扔进河里，嘭的一声闷响，水面翻起白浪，小鱼浮起一片；还有孩子偷信号弹的原料，埋半截在泥土里，燃放后红黄相间的烟雾窜上半空，像撑开一把艳丽的大伞。我们围着烟雾拍手欢呼，再四散奔逃，我们知道保卫科的干部很快就会朝燃放点冲上来。胆大、敢冒险、追求刺激，似乎是兵工厂子弟的鲜明特征。

为了安全与保密，生产车间和职工居住点隔着一段距离。在厂区附近，以食堂、大礼堂、子弟学校等生活配套建筑为中心，由公家出资建房，沿山而居。所建房屋大都为联排的瓦顶平房，一排平房有房间若干，挤着三四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在平房前搭建简易板房。有的是厨房，烟囱里飘出的炊烟混着饭菜香，在屋檐下绕着圈；有的是木柴房，堆着劈得整齐的各式杂木，常常有蛇鼠藏匿其中；有的当洗澡房，竖块木板当门帘，水滴敲打在木板上发出嗒嗒响，像劳作后轻快的鼓点。有的直接摆个半截水缸，用木板围个圈当简易厕所，收集的肥料倒在房前屋后开垦的菜地里。茄子挂着紫灯笼，辣椒红得发亮，苦瓜爬满竹架，豆角顺着绳子随风轻摇……物质的匮乏，却更能激出烟火气，也能激出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 我和范大并不住同个联排区域，范大家在河对岸，隔着一条刚没过脚踝的小河。河水清凌凌的，夏天我们故意不走水泥桥，而是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蹦蹦跳跳的来往，水花溅在裤腿上，凉丝丝的。范大比我大一岁，是家里的老大，也是我们这群同龄孩子的头。每次出去疯玩，都是他站在路口喊人，谁摸鱼、谁攀树、谁望风、谁捡柴火，他都安排得清楚明白。范大给我做过一把黏土手枪，我给他一本缺页的小人书《陈真》，就这么着，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范大个头比同龄孩子高半头，宽宽的肩膀，身体结实，心里却常“缺根弦”。他撕下作业本的纸，卷成细细的烟卷，点燃后叼在嘴里，眯着眼睛装陶醉状，结果呛得直咳嗽。后来才知道，烟卷是需要塞烟丝的。他偷家里的丁香葡萄酒，紫红色的酒液透着诱人的色泽，大家分着喝时，那冲鼻的酸味和麻辣感，把我们刺激的龇牙咧嘴痛苦不堪。范大百思不得其解，这大概与他想象中饮酒的快乐大相径庭。于是尝试加了很多因地取材的原料，比如白糖、咸盐、蜂蜜、木瓜、百香果等等。为了达到最佳口感，范大对这些暗黑的料理仿佛着了魔似的痴迷，直到他父亲发现减少的酒后，赏赐一顿暴打才作罢。

不过，在我们这些“品酒师”里，珍美是个例外一一珍美家和范大家住同一排平房，算是真正的邻居。每次范大出来玩，珍美都会像黏皮糖似的跟在后面。我们去摸鱼，她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帮我们看衣服；我们去烤红薯，她就帮我们捡枯枝；我们去偷别人屋后的石榴，她站在路口望风。我那时候不喜欢她，总觉得有个女孩子跟着是累赘。伙伴们也总嘲笑范大和珍美，说他俩是俩口子，甚至还有孩子把这花边新闻写在厕所门板上广而告之。范大看见后，气得脸通红，追着那个写字的孩子跑了半个厂区。可下次出来玩，珍美还是会不声不响的跟在后面一一范大无论往酒里加了什么，哪怕是盐和捣碎的酸豆（亚热带一种水果，其酸无比），她都能仰头喝下去，脸上没一点难受的表情。既不说好喝，也不说不好喝，只是挑起弯弯的眉毛，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大家围着她夸奖“太厉害了”，还有人学着大人的模样总结，“珍美酒量好”！珍美那柴火棒式的身板，我想，她怎么可能喜欢这苦涩酸辣的东西呢。她大概是怕我们不带她玩，才硬着头皮装出的好酒量。

后来珍美真的不再和我们出来玩了。她父亲在装配雷管时，齐整整的炸断双手。出于就近照顾考虑，厂里安排她在农场割胶的母亲来厂区上班，负责打扫厂区厕所的卫生。此后，尽管珍美还在厂里的子弟学校读书，但鲜少能在学校里见到她的身影。倒是常见到她背着她弟弟在厂区小卖部外侧屋檐下，摆卖自家种的青菜，花生和一些瓜豆。不知道为啥，我替珍美觉得难为情，毕竟厂里职工与家属不过一两千人，大都彼此认识。有时候，家人叫我去小卖部买东西，我很踌躇，生怕见到她，不知道该和她说啥。可真碰到了，珍美倒很自然，依旧挑着弯弯眉毛看着我，有些倔强的不打招呼也不主动说话，只是一味笑盈盈的。

（二）​

八十年代末，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们一家搬离了兵工厂。没几年，兵工厂从国家计划生产转到地方民用市场，开始做民用炸石雷管、民船救援信号弹等。可民用火药类产品需求本就不大，加上营销策略滞后，兵工厂转型经营并不成功。原先令人羡慕的吃皇粮单位成了避之不及的夕阳产业，“有能耐”的职工纷纷想方设法的离开，“无能耐”的职工靠着菲薄且常常拖欠的工资度日，其艰难程度非笔墨能够形容。范大家是前者，珍美家是后者。

虽然离开了童年的生长地方，但我总能在回忆中，清晰的看到那些山山水水，和那些兵工厂子弟有趣、干净、纯碎的少年情谊。幸好，我和范大一直没断了联系。开始是书信，后来是电话和BP机，再后来则是手机和酒局。范大职高毕业后，在省城开了家电器维修店。2000 年那阵子，电器维修是个赚钱的行当。范大手艺好，嘴甜人热情，生意做得红火。范大保持少年时爱张罗事的个性，经常把在省城的兵工厂子弟叫到一起聚聚。​

　　相隔十五六年后，再次见到了珍美和她的好酒量。​

那场范大张罗的酒局，参加的都是兵工厂的子弟。虽然听说过彼此境况，却是第一次在省城见面。刚坐下时有点拘谨，几杯酒下肚，嬉笑攀谈，畅聊少年趣事、现实的状况和未来的梦想。兵工厂的情谊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藏在心里的话匣子，加上酒精的催化，少了客套多了些敞亮和真诚。范大舌头开始打转时，珍美才姗姗来迟。她说是店里客人多，敬了几个包厢的酒才得以脱身。有人起哄说罚酒，珍美倒不推辞，落落大方的满饮了一杯52度的红花郎。再弯着腰挨个敬酒，递上名片同时，顺手在手机上存下对方联系方式。她考究的名片上，标注身份是本地某家港资海鲜酒楼的销售经理。珍美转着圈敬酒。说是加深少年的印象；说是敬兵工厂的快乐时光；说是要相互关照支持云云。白衬衫黑裙子的珍美，像是旋转的陀螺，范大为饭局准备的酒被旋转消耗殆尽。

我对珍美那瘦弱的身材能够承受的酒量感到惊叹。我想这大概是她生活的常态，或者说，是职业使然。

和我碰杯时，珍美笑意盈盈半认真半戏谑的喊了声“老师好”。我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同时负责些学校团委和工会的工作，于是偶尔“公器私用”，遇到能够做主的聚餐，我便委托珍美来安排。比如迎接年轻教师入列，青年教师团建、外地教师过节等，彼时的政治生态还是允许些公款开销的。每每我安排的饭局，珍美都以“发小”的名义过来坐坐，谦顺的一一躬身相识所有人。斟茶倒水，敬酒递烟，觥筹交错之中热情的话语，来者不拒的酒量，让席上每个人如沐春风。尽管有时我已明确感觉到她的醉意，甚至能看到她步态摇晃的在洗手台前呕吐，可稍作整理，又继续谈笑风生，好像刚才的狼狈从未发生过。​

​ 随着在省城的兵工厂子弟渐渐又熟络起来，我也大约知道珍美的状况。初中毕业后，珍美就来到省城打工。做过收入微薄的服务员和迎宾，据说几次帮老板挡酒，表现的既得体又有酒量，受到本地最大的海鲜酒楼老板认可，调整为销售经理兼领班，收入业绩直接和酒楼效益挂钩。经济条件好起来后，珍美在省城城中村租了套房，将父母及弟弟都接了过来，在珍美的经济支援下一家人得以在省城团聚。她父亲已能用双脚做些简单的家务，母亲在出租房拐角摆了台旧缝纫机，给人缝补衣服改造裤子。珍美弟弟读了半年技校，嫌累吵着要出来打工“赚大钱”。范大说起珍美的弟弟，总是摇头，叹气的说那是个不争气的家伙。给他介绍的活，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资低，没一个能够干超过三个月。成天顶着一头黄毛，骑着改装的电摩，在马路上轰隆隆的狂飙，声音大得吓人。没钱了，就毫无顾忌地朝珍美伸手要。

我说，珍美酒量真好。

范大说，她只是很拼罢了。

（三）​

又过了几年，大概是省城的房地产下滑至低谷时，作为房地产下游的餐饮业也遭受了较大冲击，尤其高端餐饮更甚。珍美好似突然消失，手机也停了机，起初大家都以为她转行了，后来才有人说她去香港发展。对此我很疑惑，无论从语言、学识还是技能角度看，我都弄不明白，珍美去香港能够做什么呢？

直到有一回，我和范大俩人撸串，范大才透露了其中奥秘。珍美不知何时和海鲜酒楼的香港老板好上了，且已珠胎暗结。餐饮生意下滑，敏锐的香港老板及时盘出海鲜酒楼，带着珍美去了深圳。香港老板让珍美在深圳待产，说需要时间回香港处理他与原配的问题。等办完了手续就回来接她，还要带她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范大吐了个烟圈，借了张学友的一句歌词幽幽的说，“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在上演”。我问范大，既然是悲剧，为啥不劝劝珍美。

范大呡了一口酒问，从哪劝起？她还能信吗？你以为是劝酒吗？

（四）

大约又过了十五六年，再次见到了珍美和她的好酒量。

珍美回省城开了一家主打湘菜兼融合菜的餐馆。开张那天，珍美宴请了不少人，包括在省城里的兵工厂子弟。餐馆上下两层，装修豪华而考究，是高端餐饮的定位。在庆祝开业的花篮间，珍美一袭红色旗袍，丰腴甚至稍显微胖。大波浪卷的头发下，眼角有了淡淡的细纹。她笑意盈盈的与宾客打招呼，脸色异常的红润。珍美把我们“发小”当自己人，寒暄后便让她弟弟将我们安排在同一个桌。西装革履的珍美弟弟，在后厨和前厅穿梭指挥，一边笑脸相迎，一边咬牙骂服务员太笨，头上隐约散出的一缕黄毛，作为当年叛逆的纪念。珍美父母从后厨出来热情的和我们兵工厂的子弟打招呼，闲聊几句后便要回后厨。范大强拉着珍美父亲坐下，又递烟又敬酒。估计觉得也帮不上什么，加之故人的亲切，珍美父亲便与我们坐下了。珍美好酒量或许和遗传有关，在夸赞、祝福和祝寿声中，老人家兴奋的咬着杯子，仰脖畅饮了不少。渐渐的珍美父亲的脸开始涨红，声音也高亢许多。他一会儿咒骂香港老板混蛋；一会儿说被藏起来的外孙曾是如何伶俐；一会儿要我们帮着珍美物色好人家；一会儿骄傲的说餐馆的大笔投资等等。听着他东一榔头西一棒的话，我大致捋清楚了珍美的状况。生下男孩后，香港老板称原配以死相逼，说要徐徐劝说之。待孩子到入学年龄，香港老板以接受高质量教育为由，将孩子带离了深圳。珍美便一直在深圳打工，等待香港老板的回心转意，更等待渺无音信的孩子。

虽然偶露疲态，但珍美仍在一杯杯地敬着各路宾客。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酒量似乎比以前更大。她穿梭游走在不同的席位间，像一只艳到发紫的蝴蝶，红色的旗袍在人群中格外炫目抢眼。她脸上始终挂着笑，无法与她父亲说的那些过往相联系。

　　珍美餐馆主打湘菜，兼做融合菜。“融合菜”当时是个新词，几次饭局后才搞清楚，所谓“融合菜”就是不分菜系，今天做川菜，明天做粤菜，后天做东北菜。啥菜热门畅销就做啥菜。不知道是不是菜肴“博而不精”的原因，尽管遵循”经世致用“的策略，珍美也很努力的推销，但餐馆生意一直不稳定。没多久，新冠疫情来袭，餐馆更是开开停停。为节省开支，珍美缩小了租赁餐馆的面积，仅保留几个后厨和服务员。除了经常推出打折促销的活动，珍美开始身兼数职，充当采购、销售，收银甚至是传菜等角色，以一己之力和永不疲倦的酒量优势，维持着餐馆的生意。

也许珍美只要撑下去，餐馆生意一定能慢慢好起来。

某日，范大来电问是否知道珍美的事。

我说啥事？

他说珍美没了。脑溢血！他喃喃地说，这样喝酒，恐怕是迟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