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全才——刘鹗（一）：治理黄河 立下旷世奇功

杰子美篇

历史长河中，从不乏为百姓鞠躬尽瘁之人，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往往饱含着时代最沉重的叹息。清末“第一全才”、《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人生故事，便是这般令人痛心的鲜明注脚。

刘鹗的一生，命运始终与国家和民众紧密相连，故而被誉为“晚清第一全才”。他出身官僚家庭，却毅然摒弃科举正途，一头扎进医学、算学、水利、金石、天文等“实学”领域。他既是悬壶济世的医生，凭借医术救死扶伤；又是经营实业的商人，在商业浪潮中奋勇搏击；更曾亲力亲为治理黄河，为中国甲骨文研究奠定关键基础。他是中国早期实业家群体中的一员，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践者。他早年学医，著有《温病条辨歌括》《要药分治补正》；精通算术，写下《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参与治理黄河，留下《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五说》；专注金石研究，编纂《铁云藏龟》《铁云藏陶》；无心插柳写就的《老残游记》，更是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鹗自幼聪颖过人，过目成诵。然而，他并不喜欢八股文章，反而受擅长河工算学的父亲刘成忠影响，对治河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黄河水患给沿岸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为历朝历代难以攻克的重大难题。古语有云“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

19世纪末的晚清，黄河治理早已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恶性循环。彼时清廷治河体系僵化，河官多为科举出身的文官，懂行政却不懂水利技术，常凭经验蛮干——要么盲目加高堤坝“以堵代疏”，导致河床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河”；要么滥用民力、虚报工款，治河经费多被层层克扣，实际用于工程的不足三成。

1887-1889年的郑州、开封段决口，便是积弊爆发的典型。决口之初仅30余丈宽，因河官不懂“水势疏导”原理，错用沙袋强堵，反而让水流冲击加剧，三天内决口扩至300余丈。最终清廷耗时两年、耗费千万两白银（占年财政收入1/4），仍未能合龙，豫、皖、苏三省百万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成为晚清民生灾难的缩影。

朝廷震怒之下，决定换上吴大澂，令其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前往治河。此人曾多次在救灾中力挽狂澜，如应对陕西大旱、惠州水患等。虽吴大澂本人为文科出身，但他的幕僚中有一位特别能干的人物，此人名叫刘鹗。

刘鹗自幼钻研水利知识，精通治河之术。32岁的他听闻黄河决堤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从淮安出发，孤身一人奔赴河南，投奔父亲的好友吴大澂，出任河督局提调官。他凭借深厚的治河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吴大澂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委以重任。在治河过程中，刘鹗始终亲临一线工地，与民工同甘共苦，“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担当。最终仅花费60多万两白银、用半年时间，便治理好黄河，堵住了决口。刘鹗也因治水有功而声誉大起。

尽管刘鹗的治河成果显著，却始终未获清廷真正重用。究其原因，既因晚清官僚体系重“出身”轻“实学”——刘鹗无科举功名，虽有实绩仍被视为“杂途出身”；更因他的治河理念触动了传统河官的利益，其“统一治河、精简经费”的主张，与地方督抚“各自为政、截留款项”的诉求相悖，最终只能留下“有功无赏”的遗憾。直到这次治河后的七八年，刘鹗才凭着“水利专家”的名分被保举为知府。

此后，山东境内鲁水泛滥成灾，刘鹗于三月临危受命赴任治水。他凭借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当年便初见成效，次年再度实现安澜。后来在济南，刘鹗根据自己考察黄河河道的经验，完成了第一部用近代技术测量的黄河图，图上还标有经纬度，可惜呈递给光绪帝后，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事实上，刘鹗治理黄河的核心方法，便是通过收紧河道加快水速，让泥沙快速流出，从而降低黄河“地上悬河”的水位，使决口更易修补。

在此期间，刘鹗实地考察黄河下游河道、官堤民埝，广泛查阅各地县志与黄河治理档案资料，精心撰写了《治河五说》《治河续说》，并绘制《历代黄河变迁图考》。这些著作不仅为当时的治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更可谓功盖千秋、泽被后世。

此后，刘鹗又主持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积极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统一治河，成效显著，赢得了山东巡抚张曜、福润等人的赏识。他的治河功绩，不仅为沿岸百姓带来了安宁与福祉，更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