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故土的湘妹子：‍刘树璋

张泉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刘树璋出生在长沙。老长沙城有九座城门，靠東边的门称浏陽门，出这门往東，可达浏陽县。进城门一条麻石街叫浏正街。当时刘家便居住在浏正街的宰相花园。这座园林式住所极其考究，景色优美，占地面积很大。刘树璋出生时，家里属她最小，上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排行老七。母亲生她时已是四十出头。树璋出生时因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家人只好把她撂置柴房听后安葬。这期间二姐树琼无意中听到从柴房传来婴儿的哭声，赶紧将她抱回屋里，树璋由此得名“春復”，简称“復妹子”，晚辈称她“復姨”、“復姑”。这也是“復妹子”在三个姐姐中对二姐树琼情有独钟的缘由之一。

大姐树琪比“復妹子”至少大二十岁，她的孩子建君、端倚、旦初、纯倚比“復姨”小不了几岁。大姐出嫁后回娘家时总是带着她那一大群孩子，“復姨”总是充当孩子头，带着他们在院子里东跑西颠、你追我打。孩子们闹出了格时，“復妹子”总是挨大姐打。自此愤愤不平的“復妹子”一听到大姐回娘家敲门声，就跑去堵门，不让大姐一家进来。

三姐的岁数和“復妹子”差不多少，待人处事彬彬有礼、学习刻苦勤奋，大人经常用三姐的模范行为来对比、数落“復妹子”。使她从小记恨三姐。不久三姐因痨病英年早逝。办丧事时，每人手持一段蜡烛列队走向墓地。行进间，“復妹子”无意烧焦了走在她前面女孩的辫子，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可见她对三姐的过世没有当回事。

“復妹子”从来不服她在家中最小的辈分，总以“復老子”自居。在佣人面前她自称“大王”，摆出大人的样子。如果有人对她不尊，她就特别憋屈。一次她听说某个佣人在背后告了她的状，她就毫不客气地到那佣人的住房用剪刀把她的床单剪成两段。外婆知道后恫吓她不善待佣人会被砍头的。那时正赶上湖南农民暴动，外婆绘声绘色地告诫她，离家不远处有农民的喊声，随着喊声就有人头落地。

在学校里“復妹子”也从不示弱。一次她在同学面前吹嘘她的新写字石板耐摔耐砸，一位男生表示不信，顺手将石板狠狠地摔在石头地上，磕破了一角。“復妹子”硬是追到那位男生家索赔损失。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有一项是要求每个学生在规定的日期内编织一件毛织品。“復妹子”因贪玩，没有完成此项作业。到了交作业的日期，她当即脱掉穿在身上的毛背心算是交了差。“復妹子”从小长得眉清目秀，一次一位摄影师看中了她，要给她照相，却因她的衣服太脏缘由，临时选中另一位同校女生。“復妹子”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到晚年时还记得那位女同学的名字。

晚年的“復妹子” 还记得，放学回家后趁着屋里无人，从装零钱的坛子里摸出几个铜板，跑到店铺里买几粒粽子糖解馋。半个世纪后回长沙，在街上买的粽子糖再也没有当年的好吃。“復妹子”还记得小时候调皮捣蛋，闯了祸后母亲总是吓唬她晚上揍她，可到了晚上，母亲总是因一天的劳累忘掉白天讲过的话。

对父亲（刘武）“復妹子”的记忆不深。只记得父亲每天出入家门都有轿子接送，一下轿子就辨认不出东西南北。在外面做什么官不知道，只记得父亲做寿时，有大官到场祝寿，身后跟随着荷枪实弹的卫兵，看起来吓人。在家里父亲总是绷着脸，不爱讲话。有一次在院子里指着一只母鸡问她，“这是什么？” “復妹子”答道：“女鸡” 逗得父亲仰天大笑。

“復妹子”记得母亲亲口讲，她和父亲（刘武）的这门婚事不是父母包办的，而是父亲（刘武）看上了她，因为他们是街坊邻居，父亲主动提的婚事。还有一件让她记忆犹新的是父亲留日回来后赶紧把女儿裹着的脚放开，从此女儿们从裹脚的陋习桎梏中解放出来。

“復妹子”十岁那年（1927年间），父亲调南京国民政府工作，全家迁至南京位于石婆婆巷的宅院。石婆婆巷东起进香河路，西至丹凤街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最古老的23条巷子之一。“復妹子”在南京读完高小、中学后考入金陵女大。在南京高小、中学期间，“復妹子”在女生中一直是孩子头。半个世纪后七十年代初在上海的老同学一见到她就开口叫她“大头”。 “復妹子”在南京中学体育运动会上还得过跳高冠军。在那场运动会上，父亲还挤在人群中偷偷观望。

高中毕业后，树璋顺利地考入金陵女大生物系。大学期间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继「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侵华战火迅速蔓延江南，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投入二十八万人的兵力，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南京前线战事吃紧，金陵女大决定西迁成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自此日机空袭重庆市区迅速升级，轰炸愈来愈猛烈。

坐落在四川成都城南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即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的前身），是由美、英、加三国的5个教会组织于1910年创办。此时华西大向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两大学伸出援手，邀请两校前来华西坝办学。1938年1月，金大师生克服种种困难，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相继迁入成都华西坝。

很快，从武汉、上海、香港转来的金女大师生也借华西大校舍开学。此外，济南齐鲁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的部分也先后迁来，加上华西大自身，共有五所大学（前期亦包括南京中央大学的一部分）齐聚于华西坝。由于这五所大学均有国外教会的背景，故而被称为“教会五大学”。为了解决战时师资不足的困难，“五大学”的校领导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各校的教学资源共享，所开的全部课程允许学生互相选读，互相承认学生所修的学分。故而在华西大校园中经常会出现五校学生齐聚一堂听课的奇观。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树璋上金陵女大期间早已出落大方，在华西坝金陵校园里更显得亭亭玉立，在众多的金陵理科男生眼里嫣然变成了校花。在众多树璋的爱慕者中有一位来自福建厦门鼓浪屿的青年：林慰桢。

在华西坝金陵校园，慰桢第一次看到树璋被一帮男士簇拥着从石阶走下来。那时慰桢和几位同校好友合住一个宿舍，由一位雇来的女佣人为大家做饭。一次同室好友邀来一位金陵女生共进午餐，来者正是刘树璋小姐。这是慰桢第二次，而且是近距离看到树璋，对这位校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树璋只记得那顿红烧肉非常好吃，慰桢只是一位一起吃饭、不善言语的青年，印象一般。

追随树璋的爱慕者中有一位国军空军飞行员。为了讨好树璋，他·亲自驾机带她在成都上空兜圈。飞行前答应树璋在空中连折三个跟头后才算了事。坐在飞行员身后的树璋因不适应高速飞行折跟头，当飞机在空中折第一个跟头时，就已难受得要吐，急忙示意停止飞行。那位飞行员知道树璋的脾气，有约在先，在空中连折三个跟头后才返回基地。

和健壮的空军飞行员相比，慰桢不仅显得文弱，而且木纳寡言。慰桢师从三十年代初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获博士学位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的戴安邦先生。戴安邦教授治学严谨、有扎实的化学理论功底和精湛的实验技术。他的博士论文一经在美国化学会杂志发表，就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托马斯著《胶体化学》和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拜勒主编的《配位化合物化学》中均直接引用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结果。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馀，戴先生全力投入成立中国化学组织和出版化学刊物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戴安邦是发起人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化学会《化学》杂志（ 《化学通报》前身）创刊，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他在创刊号中撰文呼吁：「吾国之贫弱已臻极点。富国之策，虽不止一端，要在开闢天然富源，促进生産建设，发达国防工业，而待举百端，皆须化学家之努力」。

戴先生就是本著这种精神在每天教学、科研中身体力行的。作为戴先生的本科学生，慰桢耳闻目染，被先生严谨治学、科学救国的精神所感染、激励。他默默地发奋图强，有时经常独自一人埋头在图书馆、实验室。戴先生很看重慰桢勤学、思考的气质。慰桢的学业不仅成绩优异，他对化学专业，特别是理论化学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兴趣。学习之馀，慰桢并没有完全撇弃他对足球、音乐、美术的爱好。金陵大学足球场上，留有他做守门员的身影；宿舍内偶尔传出他独奏小提琴的旋律；早期金陵大学校报登载过他独出心裁的漫画。金陵大学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一九三六年慰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金陵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留校担任化学系助教。

慰桢在金陵留校担任助教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年仅二十二岁的慰桢，面对满目苍夷、千疮百孔、山河破碎的祖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慰桢意识到在国难当头的危难时刻，作为一名化学家的份量和责任：国家兴亡，「匹夫知有责！」他暗下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助教工作之馀，别人消遣休息，他却抓紧每分每秒、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复习迎考中英庚款奖学金的试题。「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在全国各大名校六百馀名庚款奬学金参考者中,慰桢力战群雄，成为获取一九三九年第七届中英庚款奖学金二十四名佼佼者之一。在多次的接触中，慰桢以他独特的聪明才智、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赢得树璋的芳心和信任。事后树璋叮咛外甥女纯倚选择丈夫要找真正有学问的人。

获取一九三九年第七届中英庚款奖学金后，慰桢和树璋正式订婚。出国留学前，慰桢还专程赶到长沙和未来的岳父、岳母见面、辞别。火车到长沙时已是深夜，慰桢下火车后叫了一辆人力车，把他拉到一家客栈。车夫一路奔跑，汗流浃背，花了近一个小时，连跑带拉地抵达客栈。第二天清早慰桢发现客栈就在火车站对面。

到了留学出发的时刻，不巧八月底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充作军用，留学计划被迫延期。当时，由于许多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著名教授为避战乱移居北美，加拿大又属英联邦国家，于是这一批留学生便被改派赴加学习。

和慰桢同期考取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钱伟长回忆：「让我们改去加拿大留学，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説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佔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裡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裡了，二十二人全下船了。结果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説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説」。

一九四零年三月，慰桢与树璋在重庆结婚。同年八月庚款基金会第三次将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们召集于上海，慰桢将妻子带到上海家中，安顿好后，与其他庚款留学生们一起乘「俄国皇后号」邮轮横跨太平洋抵达温哥华。

谁也没有料想到，第七届中英庚款奬学金化学专业得主林慰桢在加拿大麦克基尔大学所选的博士专业名义上是化学，而实际是矿冶工程(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谁也不会猜想到此时此刻对林慰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学位而是尽快地掌握如何从含铝质高的矿石中提炼铝、如何将铝转化成用于製造飞机的那种质轻而坚固的铝合金(duralumin)。

抗战爆发时，日寇轰炸机每天在中国的领空上耀武扬威、横冲直闯、为所欲为、狂轰滥炸、涂炭生灵，特别是自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迁往重庆为战时陪都，日机频繁空袭重庆市区的暴行，惨不忍睹、刻骨铭心。义愤填膺的慰桢何尝一日忘怀? 他暗下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自此便夜以继日地复习迎考中英庚款奖学金，他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把西方从矿石中提炼铝、转化成铝合金的最先进的理论、技术和程序学到手，用铝合金製造出自己的战斗机，来扭转抗战因没有制空权而造成的被动战局。慰桢简单而又真诚报国的设想得到了树璋的热情、鼎力支持，两人一直保守这个秘密直到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底树璋离沪赴加陪慰桢一起就读麦克基尔大学。

树璋离沪赴加时，慰桢祖父林尔嘉特爲次孙媳妇刘树璋赴加陪读饯行送别，作诗一首。他写道：「次孙慰桢暮春授室后，即奉派出洋研究科学，近日（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妇亦将赴欧求学，爰作羹汤，藉此叙别，诗以志之」：

话别消寒共举觞，负薪负笈费商量；

羹汤尚未谙姑性，书剑翻教整客装；

无待断机方勗学，但期衣锦早还乡；

酒阑濡笔梅花染，恍惚如闻一瓣香。

慰桢在麦克基尔大学攻读化学博士期间尽量选修大量矿冶工程课程，然后用他所擅长的化学理论去分解、探索、研究矿冶工程中的难题。短短两年内，他和刘璋在麦克基尔大学分别完成各自研究生课程和论文，并于一九四二年春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获得化学博士、生物化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慰桢在位于魁北克省沃丹的（加拿大）国防工业公司（Defense Industries Ltd in Verdun, Quebec）短期实习后，和树璋双双赶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生物化学研究。一九四三年慰桢应聘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瑞町城的合金铍提炼公司（Beryllium Corporation in Reading, PA）开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试验工厂。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慰桢又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石墨青铜提炼公司（Cleveland Graphite Bronze in Ohio）工作。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慰桢加入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的加拿大铝业实验有限公司（Aluminium Laboratories Limited in Kingston, Ontario）。一九四五年四月份应聘前往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雷诺兹铝业有限公司工作（Reynolds Aluminum Limited in Louisvelle，Kentucky）。不久慰桢受聘于驻纽约的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of China in New York）。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慰桢和树璋历经周折买到船票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启航回国。于年底抵达上海与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离别近六年的慰桢父母弟妹重逢。

呈现在慰桢、树璋面前战后的中国，比起六年前他们离开的时候，显得更加支离破碎、千疮百孔、满目苍夷。面对祖国百废待兴的境况，为掌握提炼铝、将铝转化成用于製造飞机的铝合金而呕心沥血、花费了整整六年时间的慰桢，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施展他梦寐以求的「本领」的地方，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迫感。那时国内仅有一家抚顺铝厂，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乘势接管。一九四六年五月，苏联军队撤离抚顺之前下令将绝大部分有用的设备拆走、搬离、运回苏联，没给中华民国留下任何有用的机器和设备，铝厂成为一片有名无实的废墟。

抗战后唯一倖存下来的一家铝厂在台湾高雄。回国后没几天，慰桢就被聘为高雄铝厂工程师协助铺建阳极氧化和铝著色工艺程序生産线。一月四日他写信给好友罗素请求他帮忙收集有关此程序的书籍、资料。信中还提到回国后他和树璋都着凉感冒，正在恢复中。计划一月七日到南京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述职后探望树璋在南京的父母、家人。准备二个星期后回上海，然后前往台湾。

回国后一个多月，慰桢和树璋便再一次告辞家人，前往台湾高雄铝厂。刚刚踏上祖辈们历经百年几代人经商、垦殖、盐务、船运、茶叶而致富的第二故乡没几天，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当地居民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台湾高雄铝厂。当时，因为技术原因，铝厂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二二八事件」后，那些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多是些不学无术、飞扬跋扈的接管人员、不懂业务、官僚腐败的行政、管理官员或是些心有馀悸、谨小慎微的技术人员。而其中来自大陆的同仁，经历血火腥风的「二二八事件」后，对未来更加忧心忡忡。此时慰桢名义上被聘为铝厂工程师，但实际上有名无实。名义上请他教授科技英文，但来自大陆劫难馀生的技术人员，爲了生存请求慰桢改教他们闽南话。很少有人关心炼铝技术、工艺程序，更没有人过问慰桢所感兴趣铝合金化学结构的理论问题。一心想炼铝的慰桢一次要求教学用的一块板擦，铝厂行政部门却莫名其妙地运来一车板擦，倒在教室门前。铝厂在修复期间管理混乱，不少人趁火打劫，明偷暗抢，顺手牵羊，把工厂的财産、设备走私变卖。这一切慰桢看在眼裡，急在心上。这么多年的科学救国梦、为炼铝造飞机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怎能前功尽弃、坐守待毙？林家祖辈几代为国捐献数以百万计巨资而最后无一例外地付之东流的教训怎能重蹈覆辙？

慰桢的曾祖父林维源，虽爲台湾首富，但他生活一向俭朴。慰桢曾听五叔履信讲，他小时曾向祖父林维源要钱买「糕吖」（闽南话「糕点」），得到的回答是：小孩子不许玩「刀吖」（闽南话「玩刀」）。林维源虽富可敌国，但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在生活用度上却十分严谨、苛刻。他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凡有义举，无不仗义疏财，竭力而爲。他时时以救济台湾百姓民众为念，先后资助筹设保婴局，创办养济院，以恤穷黎；助修《淡水志》，以存文献；倡办大观义学，以惠士林；建造大甲溪浮桥，以济百姓等，处处无不展现其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一面。林维源热爱家国故土，具有精诚爱国之心和强烈民族意识，凡是抵御外侮、强军卫土之举，无不热烈响应。一八六八年，年届二十八岁的林维源眼见英帝侵华而订下辱国的《樟脑条约》，「憎恨帝国主义尤深」。为加强台湾海防，巩固边疆，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福建巡抚丁日昌视台，筹商防务。林维源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家岂爲富不仁者」，挺身而出，捐输五十万两洋银，荣任内阁中书衔。一八八三年，边防吃紧，饷械两乏，林维源再次捐银二十万两，认募（自备资斧）水陆团勇一营，以应防务之需。中法战争时，林维源除了集合林氏族人五百多人追随刘铭传持械开赴沪尾前线助战外，还捐银二十万两，以济军队粮亏饷缺之急，「共支危局」。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为了整建海军，增强国力，振作国威，林维源又捐巨资二百万两白银。未料，此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去重修供自己玩赏的御苑——颐和园（原名「清漪园」）。

林尔嘉继承父亲乐善好施、精诚爱国遗志。一九零八年南靖一带水灾，倒塌民房一千多间，伤亡二百多人，他当仁不让，除自己带头捐献救灾外，还以厦门商务总会名义函电海外侨团，发动侨胞、香港同胞募捐，计得银十万多元，大米一千多包。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清廷邀其爲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参与整理币制。同年秋，林尔嘉以度支部审议员身份搭乘轮船赴沪参加大清银行审议会，看见十馀艘日舰在海上横衝直闯、喷涛吐浪，随处撞翻倾轧渔船。目睹此情此景的林尔嘉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国势推移，天禄将终，若言国强，非兴练海军不可」。随后慨然捐献四十万银元，帮助清廷添置舰艇，重建海军。奉旨擢侍郎衔，赏二品顶戴。硃批来京陛见，从优叙用。不料这笔捐款却被挪用修复颐和园，爱国夙愿成爲泡影，林尔嘉愤而辞职回归故里鼓浪屿。所以在大陆流传有「一个颐和园，林家捐了半个」的説法。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入南京，佔领总统府。随著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以及陆军近五十万人撤离大陆、退守台湾外，内战兵荒马乱期间移入台湾人数近二百万。随著大批军队撤退来台, 原先人口不过六百万的台湾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挤进二百五十多万人口。一九四九年台湾的局势很乱，兵痞游民比比皆是、拥挤不堪，械斗频传、社会治安情况急剧恶化。

远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麦克基尔大学矿冶工程同学、好友罗素·霍顿夫妇一直关注中国海峡两岸的局势发展，十分惦念慰桢和树璋在高雄铝厂的窘况，毅然伸出友谊援助之手，为他们向加拿大矿业资源部申请破例接受慰桢、树璋和他们年仅六个月的女儿林东宁移民加拿大。罗素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发出的申请信，一个月后就得到了加拿大矿业资源部副部长金利赛德博士（Dr. Keenleyside）较爲肯定的答覆。

金利赛德副部长同意以「特别个案」为林慰桢一家办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经过半年多的曲折奔波，移民许可、入境签证、健康检查、订购船票、车票、电汇外币等项事宜在好友罗素·霍顿不辞劳苦的热情帮助下终于一件一件搞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慰桢、树璋怀抱一岁的女儿东宁在香港登上了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SS戈登将军号轮船（SS 「General Gordon」），结束了他们三年回国之旅。再一次背井离乡，开始了他们第二次长达二十多年漂泊客旅的生活。

慰桢一家安全到达加拿大后，便应聘为谢里特矿业公司化学工程师(Sherritt Gordon Mines' Pilot Plant)。慰桢以他独特的聪明才智、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赢得谢里特矿业公司以及同仁的信任，成为主管公司科学技术部门的主要工程师。近十年中，慰桢参与、指导、设计了谢里特矿业公司的多项研製工作，经过多年不懈的实验努力，终于研製出一种浸出压力冶金提炼镍的新方法（a new and innovative hydro-metallurgical process to recover nickel metal [Ni] from ore）, 并将此法推广、应用到提炼其它稀有金属种类。慰桢和参与者一起获得多项发明专利。

在短短七年里，慰桢在矿业冶金领域裡和同仁们一起研製出影响世界矿业冶金工业近半个世纪的诸多回收稀有金属提炼工艺程序，功不可没、有口皆碑。但他并没因此而孤芳自赏、沉浸在自己的成就堆里。他没有忘记出国留学的初心，在一片讚誉声中，慰桢已经开始将注意力从矿业冶金提炼工艺程序转向他所一直感兴趣的物理化学理论。一九五七年，时年四十二岁的林慰桢博士毅然辞掉在谢里特矿业公司待遇优厚的研究部主任工程师的工作，以工资、级别低微的助研(Research Assistant)身份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教研工作。树璋申请到植物系助研工作。

这段时间慰桢和树璋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中国大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的资料：《人民画报》、《China Pictorial》（中国画报）、《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五十年代的大陆，在这些杂志上，是那样的纯真、简朴。杂志画面上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生机勃勃、丰衣足食、喜气洋洋。人们似乎生活在激情和火热的理想中。和四十年代战乱期间的大陆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时兵荒马乱、民生凋敝。飢民倒毙街头、难民流离失所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从国内出版的报刊杂志上以及好友、同学之间的通信中，慰桢获悉当年一同考取第七届庚款奬学金二十四人中，已有不少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在国内不同大学、科研部门任职、任教，为大陆科技、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看到国内科技百废待兴、蒸蒸日上的发展，听到大批科学家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纷纷回国服务，通过和老友卢嘉锡的通信联络，慰桢更加坚定了当年科学救国的信心。当他听説五、六十年代国内理论化学中的电子自旋共振波谱研究领域（Electron Spin Resonance）才开始起步、急需人才时，慰桢意识到ESR波谱技术将会对国内化学、物理、地矿、冶金、生物化学许多领域的理论发展有深远、重大的意义。

一九六二年秋，慰桢毅然辞掉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教研工作，告别了美丽的温哥华城，偕妻子、女儿举家迁往英国剑桥大学，在当时世界上研究电子自旋共振波谱最具权威的著名英国化学家龙格·希金斯教授（Prof H. C. Longuet-Higgins）的试验室裡刻苦进修、鑽研了整整一年。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讲，把最先进的东西学到后回国服务。龙格·希金斯教授被世界理论化学界誉为量子化学先驱 (Pioneers of Quantum Chemistry) 。在他的指导下，慰桢受益匪浅，为日后理论化学、特别是量子化学教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万事俱备，衹欠东风。就在慰桢和树璋满怀信心、整装待发回国之际，忽然接到树璋国内湖南长沙家裡来信。树璋年迈的母亲在信中婉转地透露国内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生活拮据的难言之苦，其中提到「连我们（即家人）都吃不饱，你们回来后又多添三张嘴怎么办？」的问题。半信半疑的慰桢在当时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办理入境签证手续时，也被代办处工作人员善意地告之，此次回国不合时宜，可暂缓、推迟回程。此时的慰桢、树璋哪里会想到他们朝思慕想的大陆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记载：「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粮食大幅度减産，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九年版中的「飢荒」条目，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飢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飢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得知在国内的家人因「自然灾害」而吃不饱饭，远在海外的树璋悬悬在念。三哥树铭二女儿祝旋有这样一段追忆：

翻开妈妈遗留下来的一些信件。看到了復姑曾经写给家人的来信。远在海外的游子，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国内的亲人。祖母在世时。她寄钱给祖母。祖母去世后。她关心在国内的哥哥姐姐。谁生活困难，谁生病了，她都给予了帮助。我记得宝姑、大伯伯、我的妈妈等都得到过她的资助。尤其是在国家过苦日子的那三年中，人们缺衣少食，苦不堪言。復姑知道后（她是在朋友那里才得知国内情况的。有不少人往国内寄东西）她来信询问家里是否也需要物资？（记得爸妈曾讲过，他们不敢在信中告诉国外的亲人国内的情况。因为他们怕信件被海关检查拦截。又惹火上身）而后，復姑找香港的友人帮忙给家里人多次寄来了衣物、优质面粉、猪油、白糖等，真是雪中送炭。帮家人度过了那苦难的岁月。至今我们都记忆犹新。

树璋的侄孙女刘人宇（大哥刘树成二儿子刘善夫的小女儿）有这样一段记述：

同细姑姑（祝旋）那段写上去体现了復姑娭毑时时心系国内家人，她和姑爷爷在国外薪水再高要顾及两边国内的家人，其实也应该过得很辛苦，国内亲属众多，每房都要考虑到，不是一笔小数目，不是给一房，每房都有一份，不简单！復姑爷爷和復姑奶奶的家教、学识注定了他们拥有一颗大爱之心，大到国家建设小到家人生活，面面俱到，值得后辈铭记传承！

一年前（一九六二年）慰桢、树璋辞掉了各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终断了赖以生存的两份薪水、变卖了所有财産，将所有积蓄投入到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进修一年的学费、旅费、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上。目的就是进修完成后尽快回国服务。现在成行之前，回国计划半途而废。这对他们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不言而喻。

第二次回国受阻，何去何从，前途渺茫。树璋建议写信给时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麦克道尔教授（Prof Charles McDowell, Head of the Chemistry Dept.at UBC from 1955 until 1981），申请重归教职。信发后不久，便收到麦克道尔教授的回信，邀请慰桢接受化学系的教授职位，从助理教授做起（Tenure-tracked Assistant Professor）。虽然从助研（Research Assistant）晋升为助理教授，树璋认为现在系主任麦克道尔教授在邀请慰桢返校任教的时候应该正视慰桢多年来（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三年）在理论化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慰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期间，曾和麦克道尔教授合作做过多项研究项目。不但得到麦克道尔教授的赏识，而且一同发表过多篇在世界理论化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覆信后不久，麦克道尔教授很快回信，破格晋升并邀请慰桢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副教授（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一九六三年秋，慰桢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化学系为期一年的进修，偕妻子、女儿一起返回加拿大温哥华城。

一九六三年秋慰桢重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开始了爲期十七年的理论化学教研工作。这十七年中他除了教出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和学界同仁、研究生们一起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著作外，还精心栽培出许多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理论化学界培养出新一代专家、教授、研究人员。

一九六五年，慰桢和树璋在大学附近号称「小澳大利亚」的一处僻静的区域买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六十年代中期，来自台湾、香港、印尼、菲力宾、新加坡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出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们中大多是读理工科的研究生。为了减轻中国留学生们因远离家乡而感到的孤独、无助，慰桢一家打开家门，热情接待他们。无论是节日、假日、还是周末，无论是家裡、还是野外，他们总是准备好丰盛的佳餚、菜点，款待来宾。他们还经常开车带著学生们参观、游览温哥华市的海滨、山水、公园、植物园、水族馆等景点。 帮助没有交通工具的学生买菜、或接送他们到机场。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不久慰桢一家在温哥华唐人街看到了这部记录二十世纪上半叶从旧中国（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片子。当观众听到那首抗战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回肠欲断、呼天抢地似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影厅内泣不成声：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一九四零至一九六五年），「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慰桢、树璋扪心自问、热泪盈眶。自第二次回国受挫，从英国剑桥大学重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慰桢、树璋从没有放弃过回国的念头，并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儘可能参加在温哥华唐人街组织的介绍大陆情况的展览、音乐会、京剧艺术表演、电影。一九七零年，林慰桢教授终于等到了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第一个休教年（每七年休教一年）。

林慰桢教授利用第一个休教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奥斯特研究所做了爲期一年的研究工作。这期间慰桢一家多次前往中国驻丹麦使馆办理申请回国探访事宜。一九七一年四月底，林慰桢教授偕妻树璋、女儿林东宁（Peggy）在返回加拿大途中，绕道巴黎，从中国驻法国使馆取得入境签证，乘法航飞往上海。慰桢的女儿林东宁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In late April 1971, my family and I flew out on Air France from Paris to Shanghai. This was before Nixon’s visit to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S.–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Canada, however,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I think Europe was way ahead of both Canada and the States.

I had met up with my folks in London in the summer of 1970 and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Mom and Dad in Copenhagen where Dad was on sabbatical. We took that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Copenhagen and to set up the trip to China. At that time, only Air France could get us there from Europe,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out. The evening before we were to fly out, I walked around the Odeon area and the Left Bank, where we were staying, to say goodbye to Paris. And I haven’t been back since then.

We flew into Shanghai, and from there we had to change to a local flight to Beijing. And what a change it was! From the slim and classy stewardesses on Air France to the young girls, plump and rosy cheeked, with long black braids, and wearing the baggy dark blue pants and olive green jackets of the Chinese Airforce! It was my first trip ever to Asia, and I was in a general state of stupefaction throughout what was actually quite a historic trip –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Throughout our trip, after we’d landed in Beijing, we were accompanied by Lao Hwang, a skinny young man with glasses, who hailed from Shanghai and worked for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In those days, it wasn’t possible for foreigners to travel by themselves in China. And i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difficult anyway, because we had no idea how things worked. Lao Hwang bought the tickets and made all the hotel and travel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some plan already set up for the month we were to spend in China.

In Beijing, among other things, we got to see the May 1st, International Labor Day, celebrations from the grandstand at Tiananmen Square, and Mao even came out to wave to the crowd, but I was too short to see him. The last stage of our trip, before we were to leave China from Guangzhou, was to Fujian province so that Dad could visit Amoy and Gulangyu. At that time, Fujian province was not open to any travel by foreigners. It was considered a potential war zone, a frontline province, since it is right across the Strait from Taiwan. In fact, both sides were still bombarding each other periodically with propaganda pamphlets, and at Amoy University we saw scars left by other bombardments from Taiwan.

In Gulangyu, we visited Shuzhuang Garden, but it had been renamed Qian Shao Gong Yuan (loosely, Vanguard Outpost Garden), in keeping with the vocabulary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at grandpa’s statue was not there. Though the fight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stopped, as well as much of the physical abuse, the spirit of that mass movement was still strong.

From Shuzhuang Garden, we were taken to the old home where your Dad and my Dad grew up. In the Octagon Building, on the first floor, we saw 「San Ma」, whom you and I should call 「No. 3 great grandmother」. However, for convenience, I will refer to her as San Ma which is what our dads would have called her.

All I remember of that visit was that the building was dilapidated, and the room was dark. San Ma was a small, thin woman, with her grey hair tied up in a bun at the back. And she told us that since great grandpa wasn’t available, his bronze statue had been taken around the city instead, to be castigated, beaten and whatever. From then on, the statue had disappeared. She told us that she hadn’t suffered muc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use she’d been known for her kindness to the poor.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until recently that she couldn’t say much more, because Lao Hwang was with us, and she must have learned to speak carefully. I know I cried a lot, listening to her. Lao Hwang made a little fun of me, and I didn’t quite understand why at the time. I just felt so sorry that she’d been left behind by great grandpa when the rest of the family left the Mainland for Taiwan in 1947.

San Ma asked us to visit the old servant, Hui-Ah, who lived just outside the family compound. He was the family’s only faithful servant, she said. All I remember is that the room was bare, and he lay, very sick, on a hard wooden bed. We never saw either San Ma or Hui-Ah again. San Ma passed away in 1973。”

信的大意是：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我和父母乘法航从巴黎飞到上海。这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之前。那时加拿大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係。而欧洲领先于加拿大和美国，早已建交。

一九七零年夏天，我在伦敦和父母汇合，并和他们一起在哥本哈根度过了父亲的教学休教年。借此机会我们为准备中国之旅访问了在哥本哈根的中国大使馆。当时，只有法国航空 公司有自欧洲到中国的航线，所以我们选择了法航。晚上，临行之前，我在旅馆附近的国宾区（Odeon）和左岸走了一圈，以此告别巴黎。至今我没有回过巴黎。

我们飞到上海后，从那里改乘国内班机飞往北京。从苗条、优雅的法航空姐，到满面红光、黑色长辫、穿著宽大鬆弛、深蓝色裤子和身著橄榄緑外套的年轻中国空军小姐，两个航班是多麽的不同！这是我长大懂事后第一次来亚洲，我当时处在一种麻木状态，没有想到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 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飞机在北京降落后，一位戴眼镜自称「老黄」的从中国旅行社派来的瘦小年轻人陪伴我们全程旅行。那时，外国人不可能自己在中国旅游。即便可以自由旅游，也没人知道如何运作。老黄在我们到达之前早已为我们一个月的国内旅行买好各种机票、车票，安排好旅馆、交通等诸多繁琐事项。

在北京被安排满满的事项中，我们有幸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被安排进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各项庆祝活动。毛泽东曾出来向人群挥手，但因我个子太矮，没有看到他。此行最后一段从广州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参观了福建厦门和鼓浪屿。福建海峡对岸就是台湾，当时是潜在的战区前线省份，对外一律不开放给任何外国人参观。事实上，海峡两岸还在定期炮轰对方，但大多是宣传小册子。也有动真的时候，在厦门大学校园留下炮轰后的痕迹。

在鼓浪屿，我们参观了菽庄花园。但它已被改名为前哨公园，很合乎当时无産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的用词。曾祖父的铜像不见了。虽然文革时的武斗、人身虐待已经停止，但群众运动的精神依然旺盛。从菽庄花园，我们被带到了父亲从小长大的故居。在八角楼一层楼的一间屋里，我们看到了「三嬷」（虽然我应该叫她三曾祖母，为方便起见，这里就用父亲叫她的称呼）。

我只记得那次访问中的大楼很破旧，屋里一片漆黑。三嬷是一个瘦小、单薄的女人，灰白的头髪在脑后扎起一个髪髻。她告诉我们，因为曾祖父本人不在，他的铜像便被拖出去游街示众、鞭打辱駡。从此铜像没了踪影。三嬷告诉我们，因她平时总是乐施济贫，所以在文革期间没有遭罪。直到最近我才想到当著旅行社老黄的面，三嬷不便讲话，要讲也得小心翼翼。我记得听三嬷讲话时，我哭得很厉害。老黄因此还笑话我，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我只是为三嬷而难过，曾祖父离厦赴台时带走了全家人，却留下她三嬷一人在大陆。

临别时，三嬷要我们去看望住在林家大院外的老僕人，辉仔。「辉仔是家裡唯一忠实的僕人」，三嬷讲。我只记得走进一间光秃秃的房子，病重的老僕人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这次访问后，我们再没有看见过三嬷和辉仔。一九七三年三嬷过世。

辉仔（许光辉）的女儿（许秀暖）追忆道:

那时候没有人敢靠近她（三嬷），菽庄花园的守园人还趁火打劫，向她讨要打扫花园的扫把钱。衹有三姨太（三嬷）私房的工人和许光辉一家经常关心她，[许秀暖]的母亲每天都要给她送几朵小花，如含笑花、茉莉花等，他们爲此还被恶语中伤成「地主的走狗」。一九七一年，定居加拿大的二孙少爷（林慰桢）回家看望三奶奶，很惊讶地看到她的房间里衹隻剩五块木板。三姨太对（许秀暖）的父母很感激，还交待二孙少爷要去看看辉仔（许光辉），説他是府内惟一忠诚的老人。二孙少爷回去后，每月给三姨太寄来五百元钱，让她添置生活用品。两年后，三姨太就去世了。

此次回国访问，除了参观菽庄花园，在老房里看到三嬷和辉仔外，慰桢一家还参观了北京、上海、长沙、福州、广州等地。结束上海之行后飞往树璋的家乡湖南长沙。在与家人久别重逢前，他们已被中国旅行社按照惯例预先安排参观毛泽东在湖南湘潭韶山的故居。

在长沙的家人中，树璋的父母、二哥已过世，家裡除了大姐在台湾，三哥在衡东“五七“干校未被批准回家，她见到在长沙的家人并为葬在长沙的母亲上了坟。

慰桢、树璋动意「回国」非一时情感衝动，更提不上迎合时政、当局。「回国」是他们留学出国后的夙愿，是他们侨居国外几十年如一日、梦寐以求的期盼。面对70年代初大陆、台湾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政局，面对回台湾还是回大陆探亲的抉择，慰桢、树璋坚定地选择了探访大陆。

从国内返回加拿大后，驻温哥华的台湾外事官员曾打电话恐吓，提醒慰桢在台湾还有他的父母、弟妹、和林家亲人。这些没有动摇慰桢、树璋科学救国的信心。慰桢相信戴安邦先生半个世纪前所讲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富国之策，虽不止一端，要在开闢天然富源，促进生産建设，发达国防工业，而待举百端，皆须化学家之努力」。他们义无反顾地计划好下一个休教年（一九七六年底）回中国大陆讲学研究。

多年深受父母「爱国」教育和影响，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毕业不久的女儿林东宁（Peggy）先行父母一步。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飞往香港，乘火车到达深圳，徒步经罗湖入境后，在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开始了她第一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第二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生活。

一九七六年九月慰桢欣然接受老友卢嘉锡教授邀请前往卢教授所创办的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讲学研究一年。妻子刘树璋、女儿林东宁一同前往。到达国内在上海参观期间，正赶上毛泽东九月九日去世。在上海逗留期间，慰桢一家探望了在上海居住多年的四姑和她的部分家眷。九月中旬，全家来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慰桢在物构所指导顺磁研究工作，妻子刘树璋和女儿林东宁在福建师范大学分别教授生物化学和英文。

一九七七年春节后，林东宁结束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一学期的教学，被调到北京在中央编译局做英文译审。慰桢夫妇一直工作到秋季，才返回加拿大。从此以后，慰桢挈妻树璋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讲学。

一九七八年二月，林东宁放弃了加拿大籍，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年七月，慰桢夫妇再次回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林慰桢教授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刘树璋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享年九十七岁。

一位晚辈在题为“灵魂不灭 - 悼念姨婆”中写道：

挣脱一身疲惫的桎梏，您温婉含笑挥别百年羇旅。 优雅转身，顺着天阶拾级而上，天国的光辉洒在祥和清丽的脸庞。此时正是人间夏末初秋八月天，清清爽爽。

从此，无需助听器，拐杖，轮椅，不吃人参，维他命，不戴假发，不用染发，为美发愁。或许您急着去试试跳远，感受久违的身轻如燕，再做一回那个淘气可爱的少女，也未可知。

你清楚要往哪去，早就不为此纠结： 是上天还是入地，是极乐世界还是天国，耶稣还是释迦摩尼，阿门还是阿弥陀佛。谁敢说这不是一种福气呢，谁敢说终一生确定能找到终极之门呢。

天界有无春夏秋冬呢？天上一天地上可是一年？那里的日月是否一样？是不是到那里还得读书上课？

天人相隔难逆转，道不尽的惆怅不舍。遥望西天，借一曲笛音，燃一支心香， 任往事云烟浮泛，在阳光中。止不住，氤氲化泪滴，鼻喉忍酸涩；闭目扪心为你祈福。

是啊，冥冥之中，上帝之手造就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 听不厌你那些幽默精彩绝伦。我曾目睹动人心魄的一幕。一个白发仰慕者，不速之客，五十年多年不能忘怀，借出国的机会， 回程临上飞机前和你见上一面。你好像早就把人忘了个干净呢。

别了，姨婆，一路走好。红尘旧事结束了天上华篇即将落墨。那里才有柏拉图式的纯粹存在。别了，姨婆，一路走好。也许你在告诉我结束即是开始，该勇敢地走向人生的下一个渡口。别了，姨婆，一路走好。只要绿叶还在，就忘不了阳光；只要绿叶忘不了阳光，我就忘不了您。

后记：

最近家人曾就树璋的身世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现节选摘录如下：

刘运新:

今天说的这件事有些亲人可能没听过。我们的復姑（刘树璋）刚生下来不久，不知何故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当时的医疗条件大家也知道很差，家人们亦无可奈何，将她放置在床上，准备吃完饭后再去入土。正当一家人在饭堂吃饭时，忽闻房间里有些动靜，大家冲进房内一看，復姑竟然又活过来了，且此后一直安好。大家纷纷议论，这孩子命大，将来定是大福大贵之人。由此她得一小名：春復，我们称她为復姑。

刘祝旋:

復姑也确实是大福大贵之人

张泉:

听岳母讲，她二姐（克恭的妈妈）第一个听到她的动静（哭声）。自此她念念不忘二姨妈，在我们面前经常提到她。在刘家，她最小被称为復妹子。

小看（刘人宇）:

明白了復姑娭毑“復”的来历，一直以为是“福”

小郡（刘人安）:

大毛叔（刘运新）记忆力真好[强]明白了復姑娭毑“復”的来历，之前一直以为是“福”

晓（刘晓峰）:

记得父亲（刘树铭）讲过，復姑小时病危，医生开了药，但是当地没有这味药，于是打发人去北京同仁堂购买，药房先生表示，这种药存量不多，买一点可以，但不建议多买。结果买回后立马见效。不记得药的名称了，难道是阿胶？

Wendy（王迪）:

大概率是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现价800多一粒，很多人备一颗作救命神丹。

​树璋出生后死而復活、小时病危神丹妙药助她绝处逢生，与其说是福气，不如说是奇迹。树璋在华西坝金陵校舍几次遇到日机轰炸，一次三枚炸弹落在她的校舍周围，另一次和慰桢吃饭时，一枚炸弹穿过屋顶掉在地下室，但每一次都没有爆炸，一次次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这难道不是九死一生的奇迹。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底树璋离沪赴加时，海轮横跨太平洋停靠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珀特兰港口时，多亏同船的两位素不相识的山东老大哥帮助树璋扛运行李下船，然后又把她平安地送上北上加拿大温哥华的列车上，这是何等的运气、福气？

树璋的一生包括她和慰桢的婚姻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成都华西坝金陵校园宿舍里第一次遇见慰桢时，树璋并不知道这位木纳寡言的年轻人竟然出生于台湾豪门首富之家，板桥林家的财力排名第一、独冠全台。曾祖父林维源曾是光绪年间的太僕寺正卿。树璋看上的是慰桢的学识、人品和才能。难道这不是一种福气？

九死一生的復妹子（復姑娭毑），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享年九十七岁，可谓福寿绵长。

美国中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文学博士。1983 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学，1985 年获硕士学位。1987 年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1993 年获博士学位。1995 年从东岸移居西雅图，1996 年至 2016 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工作。现已退休， 从事中、英文写作。作品有散文集《紫藤簃》《自別故園幾經秋》《伸出蒙恩的手》和文集《無聲的侍奉》，以及回忆录《五零后的回眸》上下卷和《创作回顾》之外，还有长篇小说《离乡人》。英文著作有长篇小说《Expatriates》，短篇小说集《Trojan Roo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