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丑书”古今之辨 在底蕴，不在表象

汲古書院

民国以前的书坛，以“丑”破法者寥寥，元代杨维桢、明代徐渭堪称其中翘楚——但二者的“丑”，从不是为丑而丑，而是深厚学养支撑下的艺术突围，这恰与当代部分“丑书”形成鲜明对比。

杨维桢的书法，常以奇崛狂放的姿态打破传统规整，被时人视为“丑”，但这份“丑”的背后，是常人难及的文学高度。他精通诗、文、曲，其“铁崖体”诗歌风格雄奇瑰丽，在元代诗坛独树一帜，当时能在文学造诣上与他比肩者，不过虞集、萨都剌等数人而已。更关键的是，杨维桢从未将书法视为核心事业，对他而言，写字不过是文人雅事里的“雕虫小技”，是记录思想、抒发情怀的工具，而非刻意炫技的手段。他的书法之“丑”，本质是文学风骨在笔墨间的自然流露，是“以文养字”的必然结果。

再看徐渭，其才华之全面，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堪称罕见。他是诗人、画家、戏曲家、军事家，所写《四声猿》被誉为明代戏曲的巅峰之作，绘画上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风，影响后世数百年。他的书法同样打破常规，笔墨狂放不羁，看似“丑”得无章可循，实则是他一生颠沛流离、情志激荡的极致表达——是“胸中有丘壑，笔底起风雷”的艺术宣泄。徐渭的“丑书”，从来不是孤立的笔墨游戏，而是他多领域艺术才华相互滋养、共同爆发的产物，每一笔都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反观当代部分写“丑书”者，往往陷入“因技而技”“为丑而丑”的误区：既无杨维桢那样独步一时的文学造诣，无法以文字修养支撑笔墨境界；也没有徐渭那般多维度的艺术才华，难以让书法成为综合素养的载体。他们的“丑”，多是刻意扭曲字形、滥用笔墨的表面功夫，缺乏内在的文化内核与精神支撑——看似追求创新，实则是对传统书法“文墨共生”精神的背离。这样的“丑书”，与杨维桢、徐渭笔下有底蕴、有风骨的“丑”，根本不在同一个境界。

杨维桢（1296—1370），又作禎，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梅花道人等。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诸暨）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元末避居富春山，后徙钱塘，晚年寓居松江。明初至南京，纂修礼乐书。性狷直，多才艺。善书法，风格拗强苍劲，自成一种特别风貌。元末明初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其诗以古乐府诗为宗，其风格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为后世文人所推崇。论者誉为“一代诗宗”，更有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著有《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等，自称“南腔北调人”，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

曾担任胡宗宪幕僚，助其擒徐海、诱汪直。胡宗宪被下狱后，徐渭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却不死。后因杀继妻被下狱论死，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此后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纵观边塞阨塞，常慷慨悲歌。晚年贫病交加，藏书数千卷也被变卖殆尽，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去世，年七十三。

　　因技而技，以丑为丑当代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