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高大聪

阿孩原创

我的外公高大聪

文／阿孩

我小时候，常伏在外婆温热的背上，穿过湿漉漉的晨雾去市场。菜贩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沾着露水的青菜在竹筐里翠生生地发亮。卖菜的阿婆总会用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哟，这不是高大聪的外孙嘛。"我歪着头想：外公明明姓李，怎么大家都叫他高大聪？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个童年。直到某个夏夜，我们全家在阳台上乘凉，外公摇着蒲扇，我才鼓起勇气问他。他哈哈大笑，蒲扇在我头顶轻轻一拍："个子高，人又聪明，街坊们瞎起的！"月光透过榕树的缝隙，在他眼镜片上跳跃，那一刻，我觉得外公像个老神仙。

外公确实高，一米七几的个子在岭南人中，像棵挺拔的木棉树。他爱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四个兜总是鼓鼓的——左边装着老花镜和放大镜，右边是铅笔头和卷尺。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双永远含笑的眼。这双眼见过战乱年代的烽火，也见过珠江水上的明月，最后都沉淀成温和的光。

关于外公的传奇，我最爱听的是他月夜打"河怪"的故事。

那该是个怎样的夜晚啊——月光洒在乡间土路上，像铺了一层银霜。外公骑着那辆老摩托，猎枪斜挎在身后，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孤独的光柱。乡人说的"河怪"在江心作祟，搅得渔船不敢出航。他在江边守到后半夜，终于等到水面翻涌。"砰——"枪声惊起宿鸟，等把那"怪物"拖上岸，才发现是只圆滚滚的江豚。

"那家伙的眼睛啊，"外公后来跟我们描述，"在月光下湿漉漉的，像在埋怨我打扰了它的美梦。"他摸摸鼻子，语气里带着歉意："要是知道是江豚，我就不开枪了。"

这件事后来被他画进画里——月色朦胧的江面，一只江豚跃出水面，题诗是："误把江豚当水怪，至今犹悔月明中。"他的画册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四十九个。

外公亲手盖的小洋楼，是我们整个童年的乐园。那红砖墙会呼吸，夏天透凉，冬天藏暖。我最爱趴在地板上，看午后的阳光透过扇形窗楣，在木地板上画出一个个流动的光斑。那些硬木楼梯被几代人的脚步磨得发亮，我们光着脚丫上下跑，木头发出咚咚的响声，像在给我们伴奏。

"这木头啊，"外公常敲着楼梯扶手，"比人的骨头还硬。"他的手指划过木纹，像在抚摸老朋友的脊背。确实，当年小偷来偷梁，锯子都崩了齿。邻里说起这事就笑："高大聪家的木头，跟他一样倔。"

这倔强的木头见证了太多——它见证过日本兵靴踏过的慌乱，见证过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也见证过外婆离世时的悲伤。

外婆走的那年，木楼梯第一次显得如此沉重。送葬的队伍从东川路一直排到巷口，大舅举着白色的灵幡，像举着一朵忧伤的云。外公走在队伍最后，回到家里，手一直搭在楼梯扶手上，仿佛要从这坚硬的木头里汲取力量。

外婆走后，外公的钓鱼更勤了。每到周日，他就在江边支开那张"花篮罾"——那是他用旧伞骨做的，铅柱是我们攒了三个月的牙膏皮熔铸的。每天早晨，我们争着把用光的牙膏管递给他，看他用小刀仔细剖开，收集里面残留的锡箔。那时的牙膏管还是铅锡合金的，在煤炉上熔化成银亮的液体，浇铸进模具时冒出青烟，有种神秘的美感。

大多数时候，外公只拎着空网回家，却乐呵呵的："今天鱼儿开会，没空理我。"或者："它们说我钓技太差，不肯上钩。"我们笑他，他也不恼，慢悠悠地收拾渔具，哼着不成调的粤剧。

直到他长孙周岁那天，网里突然沉甸甸的。外公慢慢收网，手都在抖——是条十几斤的大鲤鱼！鱼鳞在晨光中闪着七彩的光，尾巴拍打着水面，溅起的水珠像一颗颗钻石。他蹲在江边，看着扑腾的鱼，眼泪突然就掉进了江里。"外婆保佑，"他轻声说，"这是给孩子的礼物。"

外公的猎枪锁在钢柜里，钥匙永远挂在他裤腰上。但我们孩子更爱看他做子弹。那些黄铜弹壳被他擦得锃亮，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他先用小勺舀起黑火药，那动作轻得像在喂婴儿；再装入铁砂，最后用圆纸片封口。整个过程像一场庄严的仪式。

有回我偷偷伸手想摸火药，他轻轻拍开我的手："小崽子，这个可不能玩。"转头却递给我一把小锉刀："来，帮外公磨这个钩子。"那把锉刀现在还在我的工具箱里，生锈了，却依然锋利。

最难忘那个中秋前，"矮仔黄"摔倒在楼梯上。那时家家都用木马桶，"矮仔黄"负责收粪，逢年过节总会送些番薯芋头表示感谢。那天他提着粪桶下楼，突然腿软，粪水像瀑布一样从楼梯泼洒而下。

那股味道啊！邻居们都捂着鼻子躲开，外公却第一个上前扶起他："伤着没有？年节下的，可别摔坏了。"说着竟蹲下身，用抹布一点点擦起来。我记得"矮仔黄"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那股味道过了三天都没散尽，可外公说："人活着，谁还没个狼狈时候。将心比心啊。"

晚年他天天步行买报，从家到报亭要穿过两个巷口，一座小桥。我说替他订到家，他瞪眼："你懂什么？走路时能听见麻雀吵架，能看到木棉花掉在谁家屋顶。坐在家里，报纸就只是报纸；走在路上，报纸就是整个城市。"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温度。春天看木棉吐絮，夏天在桥头听人唱粤剧，秋天捡榕树籽，冬天看晨雾中的炊烟。这份报纸，他读的是油墨外的市井人生。

现在我也老了，却还保留着早晚读报的习惯。有时翻着报纸，会突然听见木楼梯咚咚的响声，听见江边收网的水声，听见外公清嗓子的声音——"咳，咳"，像在提醒我：慢点走，看看路上的风景。

去年拆迁时，我特意去看了老楼最后一眼。推土机下，红砖散落一地，那些硬木梁却依然倔强地交错着，像外公不肯弯曲的脊梁。我捡了一块木片收着，偶尔拿出来闻闻，还能闻到童年的味道。

外公是在九十一岁生日那天走的。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去茶楼，和服务生聊了会儿天气，喝了最后一口普洱茶。回家时，他在门口的摇椅上坐下，说"我歇会儿"，就再没醒来。

邻居都说这是修来的福气。我想，这或许是他一生与人为善的回报——连老天爷都不忍心让他受苦。

如今我常想，外公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但那本发黄的画册，那把生锈的锉刀，还有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坚韧，比什么财富都珍贵。每当我遇到难处，就会想起他江边垂钓的背影——那么安静，那么执着，仿佛在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就像他常念叨的那句："鲤鱼喜钻花篮，只要耐心等待，总会等到想要的那条。"

2025年10月18日修改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