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杀敌英雄赵亨德与红色物品收藏者马斌之间的故事

小华

红色藏品中的抗战记忆

龚晋华

2025年7月16日，盛夏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矿区文化中心的广场上。我踏着晨光走进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建筑——此行，是为参加“阳泉市矿区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红色文物展览”。作为平定县文联收藏专委会主席兼平定民俗博物馆创始人，我不仅有责任与义务，提前会同市收藏家协会的红色文化志愿者，协助矿文联与区收藏家协会筹划布置好这项工作，更要出席这场当地人口中的“矿区红色文化主题收藏展览”开幕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我随参观嘉宾步入展厅，一股浓郁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玻璃展柜里，泛黄的战地电报、锈迹斑斑的步枪刺刀、边角磨损的抗战课本整齐陈列；墙上悬挂的老照片中，战士们眼神锐利如炬，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烽火岁月。琳琅满目的展品里，一本封面印着“活捉白川”四个黑体字的连环画格外醒目——这是由吴光明、张树文绘画，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的《活捉白川》小人书。封面上，八路军英雄右手持大刀、左手握手枪，抬脚踢倒日军的瞬间，吸引了无数参观者驻足。正当我为自己的参展藏品引来众人关注而暗自欣喜时，展厅另一侧走来几个熟悉的身影，细看正是市文化艺术界的老友。
“马老师！这么巧，您也来参展了？”市关工委的刘老师率先开口打招呼。一番惊喜寒暄后，刘成福老师急忙拉过我的手，指着展柜里的《活捉白川》连环画册笑道：“马老师，您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快给咱们市里的朋友们讲讲这本画册背后的故事！”刘老师的话，仿佛为一台尘封多年的老留声机拧满了发条，我眼神瞬间亮了起来，轻轻扶了扶头上的凉帽，站在展柜前缓缓开口，将《活捉白川》所还原的真实抗战往事，一字一句讲给众人听。
那是1945年1月15日，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掠过太行山脉。太原地下情报站的女交通员，冒着被日伪军盘查的生命危险，揣着用油纸层层包裹的情报，连夜穿越封锁线，将消息送到太行二分区司令部。情报写得清清楚楚：两天后的凌晨三点，一列挂着两节墨绿色专用车厢的火车将从太原开往北平，车厢内不仅载有日伪高级官员，还装有标注“绝密”字样的军事文件与军需物资。
情报传回后，太行二分区司令部的灯光彻夜未熄。时任分区司令员的曾绍山握着情报反复研究，地图上芹泉至寿阳段的铁路线被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经过连夜分析研判，曾绍山司令员当机立断：“这列火车必须截！不仅要缴获物资，还要活捉车上的敌酋，给鬼子一个狠狠的教训！”随后，他亲自点将，下令由情报处侦察参谋赵亨德具体负责此次行动的策划与指挥——这位出身平定县的年轻参谋，早已因多次深入敌后侦察、屡立战功，成为战士们口中“敢打敢冲的赵大胆”。
命令下达后，太行二分区司令部迅速调动兵力：分区武工队队员扛起长枪、别上手榴弹，整装待发；当地基干队的民兵揣着自家磨得锋利的镰刀、斧头，摩拳擦掌；游击队老队员背着自制的土炸药包，斗志昂扬；平西县区干队的干部带着群众支援的干粮，率先踏上前往伏击点的路。短短两小时内，一支由多方力量组成的队伍在夜色中集结完毕，沿着山间小路，连夜奔赴芹泉至寿阳间的西庄村铁路两侧。
抵达目的地后，赵亨德带着几名骨干趴在雪地里勘察地形：铁路东侧是陡峭山坡，适合埋伏兵力；西侧是茂密杨树林，既能隐蔽身形，又可作为撤退通道；中间仓库村的敌碉堡与远处龙化山据点的灯光隐约可见，恰好形成一个“夹攻”死角。“就这里！”赵亨德压低声音下令，战士们立刻借着夜色与积雪掩护，在铁路两侧的沟壑、树林里隐蔽下来。机枪手架好武器对准铁轨，爆破手蹲在道轨旁检查炸药包，侦察员握着扳手随时准备拆卸道钉——整个伏击圈像一张拉紧的弓弦，静静等待猎物到来。
1月17日凌晨，天还未亮，夜色如厚重黑布笼罩大地，只有远处敌据点的探照灯偶尔扫过铁路线。就在这时，一阵“哐当、哐当”的火车轰鸣声从西边传来，灯光刺破黑暗，越来越近。“准备！”赵亨德压低声音，手指紧紧扣着腰间的手枪。当火车头刚驶过西庄村铁路桥时，早已埋伏在道轨旁的侦察员猛地起身，扳手飞快转动，道钉一颗颗被卸下，铁轨瞬间被搬离原位。
“轰隆——！”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火车头猛地撞上脱轨的铁轨，巨大的惯性让后面的车厢接连出轨。车厢里的日军惊慌失措地尖叫，轰鸣声划破清晨的寂静。“冲啊！”赵亨德率先从雪地里跃起，率领队伍朝火车冲锋。手榴弹在车厢上炸开，碎片飞溅；炸药包在列车旁轰鸣，浓烟滚滚；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纵身跳上倾斜的车厢，与负隅顽抗的日军展开激烈白刃战。
战斗中，赵亨德一眼看到一名日军军官举着军刀向战士砍去，他毫不犹豫冲上前，一把推开战友，手中大刀朝日军军官的手臂劈去。日军军官惨叫一声，军刀掉在地上，赵亨德趁机补上一刀，将其击毙。可就在这时，另一名日军从背后偷袭，一刀砍在赵亨德的左臂上，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棉衣。“赵参谋！”战士们惊呼着想要支援，赵亨德却咬着牙摆摆手，用右手紧紧握住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别管我！先抓敌酋！”他的声音因疼痛有些沙哑，却依旧坚定有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车厢里的日军要么被击毙，要么举手投降。当战士们撬开第二节专用车厢的门时，发现里面蜷缩着几名穿着和服的日军家属，还有一个身材矮胖、戴着金丝眼镜的日军军官——正是日军少将铃木川三郎，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当时未公开身份的日本天皇外甥。最终，这场伏击战大获全胜：共消灭日军120余人，其中击毙60余人，活捉铃木川三郎及其子女共5人；缴获的机密文件装了满满两个木箱，军需物资用马驮了100余驮，仅步枪就有30多支。
铃木川三郎被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总部炸开。他们先是纠集太原、阳泉等地的大批日伪军，在飞机盘旋掩护、大炮轰鸣攻势下，朝太行二分区的根据地疯狂反扑，扬言要“踏平八路军据点，救回铃木少将”；后来见硬攻不行，又派人送来“求和信”，提出荒唐的交换条件——只要放回铃木川三郎，日军愿意将平定、寿阳等5个县城划归八路军管辖，还愿赠送3个团的武器装备。
可赵亨德与战友们不为所动。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他们押着铃木川三郎等人，沿着山间小路昼伏夜出：老乡们把他们藏进自家地窖，送来热乎的玉米粥；儿童团员在村口放哨，一看到日军搜山队就敲响铜锣报信；民兵则在山路旁埋上地雷，拖延日军追击速度。就这样，他们一路巧妙避开日军搜捕，将铃木川三郎等人安全转移至晋绥区，最终送往延安。1月25日，太行军区专门发布通令，在全军嘉奖赵亨德的英勇表现，为他记大功一次，通令中写道：“赵亨德同志身先士卒，负伤不退，为我军在太行地区的抗日斗争立下汗马功劳！”
讲到这里，我停顿片刻，看着展厅里静静聆听的众人，补充道：“或许大家不知道，这段历史还有后续的温暖篇章。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铃木川三郎的子女主动联系上中国相关部门，当年被活捉时年纪尚小的他们，对八路军的优待与百姓的善良仍有模糊记忆。后来，铃木家族的后代多次访华，尤其是铃木川三郎的长子铃木康弘，更是成为坚定的反战人士与中日友好使者。”
“他多次带着父亲晚年反思战争罪行的手稿来到中国，在阳泉、平定等地的纪念馆、学校讲述当年的经历，用亲身见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呼吁铭记历史、反对战争。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铃木康弘还专门向平定民俗博物馆捐赠了铃木川三郎生前使用的钢笔与日记，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被俘后对战争的反思，以及看到中国百姓在战乱中仍坚守善良的震撼。此外，他还牵头成立了‘中日太行友好交流协会’，推动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组织日本青年学生来中国参观抗战遗址，与中国青年共同开展‘铭记历史、共创和平’的主题活动。”
“只要每次有中日友好团体见到铃木康弘，他都会说：‘当年中国军人没有因我父亲的身份而苛待我们，中国百姓没有因战争仇恨而伤害我们，这份宽容与善良，是我们家族永远不能忘的。我们有责任把这段真实历史讲给更多日本人听，让和平的种子在两代人心中生根发芽。’”
我的讲述声落下时，展厅里依旧静悄悄的，众人似乎都沉浸在这段既有烽火硝烟、又有和平续章的岁月中。我转身时，恰好又看到刘成福老师正凝视着展柜里一幅抗战背景、红色底案的剪纸——作品中，赵亨德擒获铃木川三郎的瞬间被永恒定格，整幅画面犹如一面飘扬的胜利旗帜。刘老师眼眶微微发红，感慨道：“马老师，你报个价，把这幅剪纸作品转让给我吧？这帽剪子物品虽说算不上足够老、但，它是按老工艺传统手法创作完成的，是先烈们用鲜血浸染的见证；这些老故事，是英雄们用生命书写的传奇；这片红色江山，是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希望。咱们可得好好珍惜，永远不能忘了是谁用热血打下的这片天地！”
我听后忍不住笑了，摇着头说：“刘老师，这不是价钱的问题。这幅剪纸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时，我专门请山西省民间剪纸艺术家协会理事、平定县剪纸协会会长、阳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建华老师创作的。韩老师是咱们本地的剪纸名家，他的作品既有传统民俗韵味，又饱含红色文化内涵——你看剪纸上的人物，眼神、动作都透着一股精气神。韩老师的《福羊》，曾在2015年‘中国梦·民族情·欢乐中国’艺术大展的《晋之梦——山西民间剪纸精品展》中获‘山花杯’优秀奖；《蛇盘兔》也在同年的第三届年会暨十年庆典剪纸展‘神剪杯’评选中拿下银奖，还有不少作品被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阳泉市展览馆等专业机构收藏。”
“对我来说，这幅剪纸不只是一件艺术品，更像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咱们阳泉人对平定县抗战历史的纪念，对平定籍老八路、太行杀敌英雄赵亨德的无限深情与缅怀。无论这些藏品未来有再高的收藏价值，我也永远不会转让，我想把它一直留在身边，让更多人能在红色主题展览中看到它的精神价值，让更多参观者记住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历史，也让大家记住战后中日两国人民为和平所做的共同努力。”
就在这时，刘成福老师突然指着不远处另一个展柜里的书，开口说道：“马老师，你说得对，这些红色藏品都是‘活的历史’。你看，你那本《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的曲艺书，我多年前就在你平定的个人收藏馆里见过。”说着，他快步走到展柜前。我看着书的封面，声音不自觉地带上几分激动，竟当场背诵起来：“‘正月里来是新年，正太路上起烽烟。赵亨德带领游击队，要给鬼子把账算！’你听这开头，多有气势，一下子就把人拉到了那个年代！书里还写赵队长带队伍‘风似的快，电似的闪，转眼就到西庄村南边。道钉起，铁轨搬，就等那贼火车进圈栏！’还有白刃战时那段：‘赵亨德手抡大砍刀，左劈右砍鬼神嚎，一刀一个鬼子倒，血溅衣襟志更高！’”
　　我顿了顿，眼神里满是怀念，手指轻轻拂过展柜玻璃，仿佛在触摸一段遥远的记忆，继续对刘成福老师和周围的人说道：“‘鬼子官吓得直打颤，钻在车厢里不敢探。赵队长一脚把门踹，大喝一声“把命献！”铃木川三郎忙求饶，往日威风全跑掉。战士们押着俘虏走，百姓们路边拍手笑！还有后来鬼子来反扑，扬言要把据点保，赵队长带着乡亲们，山高林密把敌绕，粮食藏进山洞里，地雷埋在山道旁，鬼子搜山空费力，只听轰隆响连天！’”
　　众人听后又惊又奇，王世茂老师忍不住说：“哎呀，马斌老师，这么多年前的内容你居然还能背下来，知识储备也太丰富了吧？”
　　我笑着摆了摆手，解释道：“不是我知识多，是这书里的人和事，跟我有一段特殊的缘分。赵亨德烈士的故居就在咱平定城的老街里，多年前，我儿时在城里街上住的老院子离那儿不远。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我经常会路过烈士的故居，对这位著名的抗日革命烈士有着天然的深厚感情。听当年的老街坊长辈们常常讲，这位八路爷爷牺牲的时候才25岁，他的孩子还没出生，是烈士的妻子一手把遗腹子拉扯大的。”
　　

“那个年代，我们除了偶尔能看场电影，没什么别的娱乐。晚上没事时，老辈人就常常给我们讲这位八路爷爷的故事——讲他小时候怎么在村里放牛，讲他怎么参加八路军，讲他打鬼子时的英勇事迹。有一次，一位老邻居还把家里珍藏的《赵亨德大闹正太路》带来给我们看，书的封面都快磨破了。我当时特别感动，跟他借回家连夜读完，这些段落就是那时候记下来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是我后来在一次淘宝交流会上，偶然遇到和当年借到的书，版本一模一样，就毫不犹豫地收藏了下来。每次看到它，我就仿佛又坐在当年的火炉旁，听老辈人跟我和小伙伴们讲赵亨德烈士冲锋的模样；脑海里像放老电影一样，一帧帧即模糊又清晰的画面就会在脑海里不时闪过，仿佛又有人在跟我说‘爷爷当年就是这样，握着大刀冲在最前面’；也好像又感受到老辈人说起这位八路爷爷时，眼里那种既骄傲又怀念的崇拜神情。”
我转头看向王世茂老师，继续说道：“王老师，您知道吗？曲艺本身也是很有分量的艺术形式，它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流传在中国民间的各族曲艺曲种约有400个左右。这本《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能以曲艺书的形式呈现，既传承了英雄故事，也延续了曲艺文化。”
“而且，这本当年的新编曲艺书，出自一位很了不起的文化名人之手——作者名叫苗培时。他是在文学、新闻领域多有建树的文化工作者，1918年4月6日生于北京房山，曾用笔名大古、草田等，2005年10月28日逝世，享年87岁。苗老的求学与早期经历十分丰富：1937年他在北平中法大学文学分院肄业，在校期间主编《草原》杂志；1938年赴陕甘宁边区，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
“抗战时期，1940年他被派往华北敌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新华社特约记者；1943年与徐懋庸共同主编《华北文化》。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的作品，除了《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这类曲艺作品，还写有剧本、通讯和短篇小说。解放后，苗老曾任《大众日报》《工人日报》编辑室主任、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还与赵树理、老舍等人共同编辑大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他一生主要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作品体裁多样，常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英雄模范人物。此外，他还创作过评剧《白蛇传》和一些儿童文学作品；1980年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慈禧外传》，在《北京晚报》连载，后来又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蒋介石传》。同时，他还参与了《农民日报》《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国通俗文艺》杂志的创建工作，曾任中国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主任等职。”
那天的观展之旅，不知不觉就到了闭馆时间。走出矿区文化中心时，夕阳正缓缓落下，余晖洒在广场上的“抗战英雄纪念宣传海报”上，金色的光芒格外耀眼。回首望去，展厅里的那些红色藏品仿佛仍在诉说过往——《活捉白川》的连环画里，藏着战士们冲锋的勇气；韩建华老师的剪纸里，赵亨德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仍绽放着同心抗敌的余晖；作者苗培時《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的曲艺书里，记载着英雄不朽的传奇；而铃木家族后代的故事，则续写着和平的希望。
　　我当场与几位老师商定，展览结束后，一定要把这本曲艺书借给文友们传阅赏读学习；之后，我还打算走进校园，把书中的抗战故事、把铃木家族推动中日友好的经历，一并宣讲给更多中小学生，让他们通过诵读与聆听，将这份包含抗争与和平的红色记忆代代传承。
　　这场观展，不仅让我再次触摸到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历史，更因与老友们的重逢、对红色藏品故事的深度讲述，让沉睡的文物有了温度与生命力。那些镌刻在展品里的记忆，藏着先辈们的热血与坚守，藏着英雄们的无畏与担当，也藏着战后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共同珍视——它们从不是冰冷的陈列，而是滚烫的精神火种，是我们永远不该忘却的历史坐标。
　　如今，赵亨德烈士的故居已成为平定县红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无数人来此缅怀先烈；铃木康弘捐赠的钢笔与日记，在民俗博物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与《活捉白川》连环画、《赵亨德大闹正太路》曲艺书相邻，共同诉说着“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的真谛。作为红色藏品的收藏者与红色故事的传播者，我始终坚信，这些藏品承载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它们提醒着我们，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来之不易，而延续这份和平、推动民族复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这些红色藏品走进更多地方，讲好赵亨德的英雄故事，讲好铃木家族的和平之旅，让更多人在触摸历史中坚定信仰，在聆听故事中传承精神，让红色记忆永远鲜活，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

（龚晋华根据马斌本人口述回忆材料整理而成）

2025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