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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梅

　　进入第5展厅，成都近代历史篇章徐徐展现。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成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保路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抗战大后方的战略重镇、解放大西南的主要战场。这三座丰碑，将永远载入近代中国的百年史册。

　　近世成都，风云变幻。鸦片战争后，川人觉醒，在改良、维新与革命中探求救国之道。辛亥年夏，保路运动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抗战爆发，川军勇赴前线，成都在全民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代表人物丁宝桢在成都创办四川机器局，推动成都工业近代化。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批社会精英开始觉醒，呼吁以改良、维新等方法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宋育仁等在成都创办蜀学会，大造变法维新舆论；川籍志士杨锐、刘光第投身“百日维新”，舍生取义。20世纪初，同盟会在四川活动频繁，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打下坚实基础。

　　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下莲池街创办四川最早采用机器制造枪、炮、弹、药的综合性兵工厂一一四川机器局。机器局鼓励本国技术人员自主创新，有利于打破对西方技术的依赖。

　　20世纪初期，在日留学的四川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创建。至1911年，以成都和重庆为中枢，四川多数州县都成立了同盟会的分支组织，会员遍及社会各界。

　　1911年6月，清政府将川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决定借外债修筑，激起强烈反对。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人们或讲演或请愿，进行文明争路，但清廷对川人诉求置若罔闻，成都掀起罢市、罢课浪潮，并蔓延至全省。

　　1911年夏秋，清政府将商会集资的川汉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并出卖给美、英、法、德四国银行财团，激起强烈反对。川人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破约保路”，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组建保路同志军揭竿起义，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武汉一时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掀起各省独立浪潮，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和埋葬专制帝制的导火索。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的群众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清廷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湖南各界群众以铁路公司、咨议局为阵地，积极争路，迫使湘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上奏遭申斥后，民众相继罢工、罢市、罢课，拒交捐税。湖北咨议局亦召开大会抗议，疾呼“存路救国”。

宜昌商股股东纷纷向铁路公司索回股本，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起而支持，与官军发生流血冲突。广东铁路股东反对清廷强占粤路，坚持商办，华侨股东声明“誓死不从”。民众拒用纸币，挤兑银根，以示抵抗。在粤督张鸣岐高压下，股东赴香港成立保路会，继续抗争。

四川斗争尤为激烈，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五月二十一日(6.17)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清廷强行接收宜万段后，群起抗粮抗捐和暴动。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清廷饬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会，扩大镇压。中国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号召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各路义军攻打成都，久攻不下，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发展为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地带、成都人民公园西北部，始建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是当时川路总公司为了纪念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牺牲烈士而修建的纪念建筑。王楠为总监工，负责图纸设计和施工，承建者为清末民初的古建筑师胡炳森。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高31.85米，为砖石结构，由碑台、碑座、碑身、碑首四部分组成。被朱德誉为“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纪念，更是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历史见证。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一一孙中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外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让国家主权遭受严重侵蚀；内部，清政府的腐败和落后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人民幸福，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革命军迅速攻占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这一举动迅速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浪潮。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终结，更在于它对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在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逐渐接受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后，相继发生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川军和入川滇军、黔军割据四川，混战连年。

1918年，四川政要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各防区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1926年，刘文辉的24军、邓锡侯的28军、田颂尧的29军在成都划区分驻。各自购置机具，设立私厂铸钱造币，酿成“杂版风潮”。

1934-1935年，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废除防区制、整编川军，实现全省行政、军政、财政统一，结束了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

　　民国前期，川军素有“双枪兵”之称，士兵带着吸食鸦片的烟枪行军打仗，军队纪律和兵士素质可见一斑，加之川军内部不和，彼此攻伐，使得四川饱受军阀混战之苦，川军名声欠佳。中日冲突加剧后，川军在众多因素影响下，逐渐走上出川抗日的道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四川民间爱国组织“四川抗日救国会”就组织成都市民请愿游行，群众高呼“全川民众团结起来，督促川军出兵抗日”、“借故不出兵，便是卖国贼”等口号，呼吁川军出兵抗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立即全国总动员，一致抗击日本。川军各将领纷纷请命领军出川抗日。在全面抗日战争中，川军将士虽面临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有限等诸多困难，但在历次战斗中仍能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打出了川军将士的威名，改变了以往川军不佳的名声，蜀中健儿以血汗铸成了“无川不成军”的荣誉。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川军出川英勇抗敌，用鲜血谱写了民族救亡的壮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以成都为基地对日本进行的多次战略轰炸，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抗战期间，成都社会各男人士积极成立抗日团体和组织，投身民族救亡运动。他们或投军入伍，或响应准工，或捐产献物，或宣传号召，遇尽全力地为抗战提供物质与精神支援。

　　1938年末至1944年末，成都先后遭遇日本31次大轰炸，数千人伤亡。其中，1941年7月27日是最严重的一次：日军出动百余架轰炸机，分四批对成都盐市口、春熙路、少城公园一带人口密集区域狂轰滥炸，造成上千百姓伤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制定“马特霍恩计划”，用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对日进行战略轰炸。为此，四川省先后征调民工50万人次，在成都周围新建、扩建机场，美军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对日本本土及日占区的工业基地进行了多次轰炸。

　　川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新津机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始建于1928年，抗战开始后被指定为空军基地。1928年，国民党24军军长刘文辉为组建空军，在原新津区旧县下街背后毁青苗谷田1000亩修建新津机场。新津机场雏形建立。

1939年初，国民政府令四川省政府第一次扩建新津机场，征集新津、温江、郫县、新繁、邛崃、蒲江、双流等16个县民工十多万人，征民田3292亩，修跑道，建机棚，同年5月动工，次年2月竣工。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成都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地方组织随之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彭县起义促进了成都和平解放，加速了大西南的解放进程。

　　1903年，作为现代城市管理机构雏形的成都警察总局成立，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城市管理的主要职能。1922年，成都市政公所设立，标志着市建制的初步形成。1928年，成都设市，成立市政府，成都作为现代都市的地位正式确立。

　　二十世纪初，成都新型工厂、公司、商业综合体陆续涌现：1909年，启明电灯公司成立；同年，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劝业场开业；1924年，连通东大街和商业场两大商圈的新式商业中心春熙路建成……城市产业形态发生显著变化。抗战爆发后，在东中部内迁工厂企业等多种力量推动下，成都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全面发展。

　　在劝业道总办周善培的倡议下，集商贸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新式商场一一劝业场于1909年建成。其建筑为木结构的中西式楼房，分前场、后场，场中间辟有东西支路。前场口位于总府街，后场口在华兴街。1910年改名“商业场”。1917年遭遇大火，后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主要经营地方名产、广货与洋货等，并一直沿用至今。

　　1924年，春熙路建成，连通了东大街和商业场两大商圈。绸缎珠宝、服装百货、文具书籍、金石字画、钟表眼镜、钱庄银号、医院药房、相馆报社、中西餐馆等济济一堂，很快成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的新式商业中心。

　　晚清，罢科举，停书院，兴学校，成都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民国以后，成都学校林立，大中小学并举，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十分兴盛，各类人才辈出。晚清至民国，成都学子踏上赴日、法等国求学之路，归国后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抗战爆发，国内多所高校内迁，大师云集、学术活跃，成都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创办，开启了成都新式学校教育的先河，至1911年，成都已出现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军事学校、法政学校、女子学校、成人学校等各式新式学校。民国时期，成都文教事业长足发展，据1942年统计，全市教职员及学生人数近8万人，占成都人口总数的16.7%。

　　甲午战争后，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等新的思想观念在成都开始传播，为保路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都相继创办了进步刊物《四川学生潮》、《星期日》、《半月报》。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随之在成都传播。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成立。1902年，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次年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癸卯学制”改革后，成都又建立了一系列专门学堂，后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1931年11月，上述三所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全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

　　清末“光宣新政”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国内掀起了留学浪潮，四川总督奎俊、锡良先后饬令在省内选拔优秀士子，由官费资助赴日本学习武备、政治、师范等科目，四川留日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

　　辛亥革命后，留学的主要目的地由日本转向欧洲，尤以赴法留学成为主流。1918年，吴玉章等在成都爵板街建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一大批怀揣救国梦的川籍学子受其影响，冲出夔门，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成都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地方组织随之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彭县起义促进了成都和平解放，加速了大西南的解放进程。

　　1929年，车耀先在成都经营努力餐饭馆掩护革命活动并筹集资金，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在川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等都曾出入于努力餐，秘密商讨革命活动。

　　车耀先（1894-1946），成都大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为掩护，长期在成都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1月，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是成都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1946年8月殉难。

车耀先烈士狱中所写自传的前言：“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成都彭县联名通电起义，蒋介石被迫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30日，成都各界举行隆重仪式迎接解放军，千年古城从此迎来新生。

　　彭县起义

经过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拥护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川康，为成都和平解放奠定基础。

成都战役

1949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占重庆后继续进占新津、大邑、邛崃、名山地区，以切断国民党军队退往西昌的通路。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则在成都平原北部布下重兵，从而从南北两面完成了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包围，歼灭了退往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

　　1949年12月3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机关与所属第六十军进驻成都，成都市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庆贺这座千年古城的新生。

大型浮雕再现当时解放军进入成都的盛大场景。

　　走入第6展厅一一成都历史文化陈列民俗馆

　　街巷是城市的缩影。独具特色的建筑，传承有序的地名，熙熙攘攘的人群，姿态各异的百工百业，让我们走进老成都，感受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故事。

名都真个极繁华，

不仅炊烟廿万家。

四百余条街整饬，

吹弹夜夜乱如麻。

走进老成都

成都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不仅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兴衰沉浮的家庭变迁，也隐藏着干千万万成都人的喜怒哀乐。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件件旧时物品，无不镌刻着岁月的痕迹，勾起人们对老成都的难忘记忆。

茶点才过又酒盘，

共连摆饭是三餐。

腌鸡腊肉尝俱遍，

尚说连朝胃不安。

成都人尚滋味

成都人崇尚美食的习俗由来已久。清初“湖广填四川”更带来八方食材与食俗，南北菜系交融、烹饪技艺竞展。清末民国形成了百菜百味，一菜一格，以“味道”著称的“川味正宗”。从公馆菜肴到坝坝筵席，从家常风味到街头小吃，麻、辣、烫、鲜兼备，酸、甜、咸、香咸集。

　　早在汉晋时期，即有成都人“尚滋味”、“好辛香”的记载；唐宋经济繁荣，成都美食已有“川饭”、“川食”专称，宋时在京师开店。清代是川菜融合各方集大成时期。外域辣椒的加入，奠定了川菜麻辣兼备的特色；各地名厨入川，成就了川菜南北并蓄的风格。

　　四川是花椒最重要的产地，辣椒传入前，花椒与姜、食茱萸、扶留藤、大蒜等是蜀地主要辛辣调料。

　　辣椒原产于中美洲，明代传入中国东南沿海，清初随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川菜迅速吸收了辣椒，并与本土辛辣调料花椒结合，形成麻辣口味，这是川菜最具特色同时影响最广的味型。

南北荟萃

现代川菜经历清代中后期的发展演变，至民国初年最终定型。它在中国南北菜系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而自成一格。美食家、文化人、名厨以及普通百姓对川菜的发展皆做出了积极贡献。

　　清代中后期，川菜走向兴盛。高档的包席馆和中档的南堂馆聚集了众多名厨，他们吸收各地先进技艺，结合四川特点，改进烹饪方法，创制了一大批清鲜与醇浓并重的中高档菜肴，对川菜定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成都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美食和美食家。陈兴盛饭铺是大众饮食的代表。以“九斗碗”为特色的坝坝宴，集中体现了成都人的乡土情谊。有美食必有佳酿，唐宋之际，成都美酒已名扬天下。具有600年历史的水井坊，至今仍散发出都市醇酒的浓香。

　　1862年，陈兴盛饭铺始创于万福桥畔，在卖饭菜的同时也为过路挑夫加工菜肴。其烹制的豆腐麻，辣、脆、嫩、烫、鲜、浑，兼具各种味道，晚清民国时，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菜，即今天的“陈麻婆豆腐”。

　　宴饮游赏、月月有会、青羊花会、节市好戏

　　被单戏

被单戏是四川木偶戏的一种，因在一张桌子四角绑上四根竹竿，再用一张形间被单的帷幕围住竹竿搭建成戏台进行表演，故得名“被单戏”。表演时演员的拇指、食指、中指分别套入中空偶人的两个衣袖、头像，通过三个指头间灵活的变换表现出偶人的动作。操纵手中木偶的同时，艺人还需不停地变幻各种声音唱出优美词曲，并独自演奏锣鼓、唢呐、二胡等乐器。正所谓“台帷如被单，一人一戏班，天下众生相，都在指掌间”。

西洋镜

西洋镜是一种由欧美传入我国的民间游戏器具，因为最初画片多是西洋画，所以叫西洋镜，又名拉洋画。箱顶的鼓钹和旋转的小人用来吸引路人，画片装在箱子的上部，拉洋画的人一拉弹簧，洋画就落在箱子的下部供人观看。虽然这些画片不外乎是古代打仗的图画、外国风景画或者从外国杂志上剪下来的插图，但小孩子仍热衷于挤凑在圆孔前观看。

坝坝宴

在成都城乡各地，凡遇红白喜事，都要宴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吃坝坝宴，又称吃“九斗碗”。坝坝宴不仅是联络感情、化解矛盾的灵丹妙药，也是和睦邻里的社交盛宴。

来历

坝坝宴何以形成未有定论。有认为与“湖广填四川”有关，移民们集体劳作后在田边地头挖坑垒灶，围坐一起吃饭，也有认为即由普通“田席”演变而来。

菜式

经过数百年发展，坝坝宴形成“三蒸九扣”的完备格局。民国时期的“九斗碗”有镶碗、蒸扣菜、烧炖菜、凉菜、酥炸菜、八宝饭、汤等菜式。菜品以猪肉和蔬菜为主，讲究物尽其用。

风俗

坝坝宴客人较多，轮流入席，故称“流水席”，长辈和贵客坐主桌和上座。为了让因故未至者沾点喜气，厨师往往推出分量较多的“干盘子”（以腊菜、酥炸菜为主的拼盘）让客人们打包带回，称为“杂包”。

　　在成都，茶馆不仅仅是娱乐休闲之地，更承载着众多城市社会功能：调解纠纷、买卖求职、信息交流……泡茶馆已成为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文庙后街新茶馆，

四时花卉果清幽。

最怜良夜能招客，

羊角灯辉闹不休。

茶馆小成都

巴蜀大地是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星罗棋布的茶馆，是成都城市的缩影与标志。“成都大茶馆，茶馆小成都”，茶香浸润的悠闲生活，荡漾着真切而温馨的市井风韵。

地方政治舞台

茶馆通常也是地方政治活动的场所。民间纠纷的仲裁、各种社团的出入，以及地方精英改造茶馆、政府加强对茶馆的…控制等。

生活社交空间

每天光顾茶馆，是成都市民的生活方式。见朋友、找工作、谈生意、买开水等等，茶馆是除家之外最重要的生活社交空间。

交易茶馆

茶馆是许多小贩的市场，也是商人洽谈生意的地方，许多行业买卖都在固定茶馆成交。

行会茶馆

成都各行各业大小商人聚会，都有固定茶馆。他们在此交换生意、政策、新闻等信息。如遇麻烦，也先在内部寻求支持。

娱乐场所

茶馆是成都民间演出的重要场所。川剧曲艺表演吸引着不同阶层的市民，最早的戏园二可园，也从茶馆中诞生。民国成都曲艺界三绝：李德才(扬琴)、贾树三(竹琴)、曾炳昆(相书)都曾长期在茶馆坐堂表演。

劳动力市场

许多自由劳动者、季节性工人、技术工匠，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茶馆等待雇主。同行工人则聚集在同一茶馆，方便雇主雇佣。一些工匠干脆将茶馆作为工作场所，如修理鞋帽、扇子、雨伞等。

茶源于蜀

西汉王褒所说“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是涉及中国及世界茶叶历史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记载，武阳（今四川彭山一带）也成为首个被记载的茶市。西晋张载所写《登成都白菟楼》，是中国最早的咏茶诗。

盖碗茶的起源

盖碗茶是一种上有盖、下有托，中有碗的茶具，在成都及四川地区最为流行。天、地、人为“三才”，盖碗茶以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故称“三才碗”。其“茶托”又称“茶船”，据记载，为唐德宗时四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造，始为木托，后以漆制。后来演变为盖、碗用瓷材，托为金属质。

老虎灶

老虎灶起源于江浙地区，以煤为燃料，因为节省燃料又方便适用，遂传遍全国各地，相传因形状颇似老虎而得名。清代以来，老虎灶在四川茶馆中普遍使用，民间也简称为茶灶。它除了向茶馆中的顾客供应开水和热水，根据茶馆大小的不同，还可以代客熬药、炖肉等。在大多家庭只有柴灶而没有炉子的年代，它是茶馆附近多数人家购买开水和热水的最佳场所。

成都方言历史

古蜀之“蜀语”为何，史载语焉不详。秦灭巴蜀以后至汉代，吸纳秦晋语言因素，继承本地传统的“蜀方言”逐渐形成。宋元时期，蜀语与外地尚难以沟通。元明之际，移民带来的北方官话与蜀方言结合，形成新的四川方言。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带来多地方言，最终形成今天的成都方言和西南官话体系。成都方言属典型的多元一体化之产物。

　　第7、8展厅，中国皮影木偶展厅。

　　中国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通过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制成的影人，在幕布上投射动态剪影并配合音乐、唱腔讲述故事的综合性戏曲艺术。其雏形可追溯至西汉汉武帝时期，据《汉书》记载，大臣李少翁为慰藉思念爱妃的汉武帝，用棉帛制成李夫人影像表演，被视为皮影戏的最早渊源。成熟于唐宋，鼎盛于清代，元代传播至西亚和欧洲。‌‌

皮影戏清代达到顶峰，民间班社遍布城乡；清末至民国受战乱冲击衰落；新中国成立后短暂复兴，如今已很难见到，只有在某些国产动画片中一窥真容。

好戏连台皮影戏演出

在月琴、二弦、胡琴、边鼓、堂鼓、手锣、梆子、碗碗、唢呐、铙钹等众多乐器伴奏下，皮影艺人操演各类角色，唱念结合，声情并茂。《白蛇传》《西厢记》《西游记》、《三国》《水浒》等,题材涉及历史演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应有尽有，可谓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皮影操纵得心应手

皮影艺人精湛操纵技巧与光影特殊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呈现出独特的皮影戏舞台艺术效果。在皮影演出时，艺人们全神贯注，技艺与角色、情感与人物相交融，表达细腻而生动传神。上天入地、腾云驾雾、喷烟吐火、换头变脸等传统戏曲难以表现的种种特技，也可于瞬间完成。

皮影与民俗

中国皮影戏与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紧密相连，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活动是皮影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皮影艺术根植于民间，生动地表现了多彩民俗生活。皮影戏演出以及相关的包括祭祀、节庆、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皮影戏一一娱人酬神

皮影戏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诸如酬神还愿、驱邪避疫、祈福祭祀、岁时节庆、堂会庙会、红白喜事等，常有皮影戏表演。皮影戏既是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民间宗教活动的重要仪式，承载着一定的伦理教化与宗教传播功能。

　　木偶戏是用木偶表演故事的戏剧形式，汉族传统艺术之一，是闽南语系的传统地方戏剧之一，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其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发展于唐代，三国时期已有杂技偶人表演，隋代开始用偶人演述故事。演出时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偶并配乐演唱，按木偶形制及操纵方式分为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布袋木偶、铁枝木偶、药发木偶五种。其中提线木偶最多可装三十余条操控线，布袋木偶则完全依靠手部动作直接操作。当代木偶戏表演涵盖传统戏曲、话剧、歌舞剧等多元形式。

　　木偶戏形成的年代，一般认为源于汉，成于北齐，兴于唐宋、木偶形象常见于古代文献、绘画及考古发现中。

　　古人笃信万物有灵。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即有人物、动物形象塑造，被赋予人性或神性，供纪念、膜拜、祭祀之用。商周时期，人们用草扎或泥、木、陶、石制的人形代替真人陪葬，这种人形被称为“俑”，即“偶”之前身。至汉代，已出现关节能够活动的木偶。

衣冠只合登台具，

机械体同坐俑论。

忆自白登奇计出，

至今能事附梨园。

　　中国木偶戏流传至今的包括提线木偶戏、杖头木偶戏布袋戏、铁枝木偶戏与扁担戏。已经失传或尚有少量遗存的包括药发傀儡、肉傀儡与水傀儡。其中,提线、杖头与布袋木偶戏最为常见。其装置结构与操作技艺各具特色。它们荟萃雕刻、绘画、刺绣、织染等民间艺术于一身，制作精细、造型传神，深受民众喜爱。

　　提线木偶古称“悬丝傀儡”、“线偶”等。其重要部位如头、背、腹、手臂、手掌、脚趾等处各缀丝线。在艺术家巧手的拨弄下，人为制作的木偶似乎被赋予了生命。它们手舞足蹈，腾挪自如，传情达意，妙如真人。

提线木偶目前主要分布在福建泉州及闽西、陕西合阳、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

　　杖头木偶也叫托偶、肘偶，是中国分布最广的木偶戏品种之一。它由偶头、命杆、肩板、手、手杆组成。偶头内装有机关，嘴、眼可活动，演员操纵命杆和手杆进行表演。

杖头木偶目前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苏、江西、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台湾等地区。

　　木偶戏人物大全。

　　成都博物馆六楼是空中艺术沙龙。我站在走廊上，透过玻璃俯瞰成都市天府广场，将城市景色尽收眼底，真的是美不胜一收。

　　博物馆负一层主要展示人与自然专题展。这里设有贝林自然展，陈列着各种动物标本，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探索自然奥秘、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平台，尤其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观，增长知识，拓宽视野。

　　大自然孕育了亿万种生命，包括被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无论是个体细胞还是复杂生命，都无一不诠释着生命的源泉与力量，展示着自然的神奇与奥妙。同时，大自然还馈赠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它们既是万物赖以生存之基，也是人类发展之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相互影响又相辅相成。人类在充分利用大自然馈赠的同时，理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展厅内从不同大陆多样物种的繁衍生息、动物的奇趣百态等方面，展示在地球这唯一的生命家园中，生命的演变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让人们在认识了解和亲近自然的同时，反思和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美洲大陆是地球上南北跨度最长的陆地。从北方针叶林到亚马孙热带雨林，从北美的阿拉斯加、落基山延伸至南美的安第斯山，漫长的海岸、高耸的山峰、浩瀚的雨林、野性的沙漠……到处都是超乎想象的荒野地带。纬度及地貌的变化带来了极其丰富的气候类型，也使美洲大陆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为多样的区域。

　　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也是人类居住最为密集的区域。这里有绵亘欧洲的阿尔卑斯生物地理区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内河网络和最多样的气候类型。地质构造的特殊性，造就了这一地区物种的独特性。其中，中国西南至东南亚地区的生物资源尤为丰裕。

　　成都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青藏高原东缘，地域海拔落差5005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该地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野生动植物的天堂。成都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地势平坦、河网纵横、物产富饶、农业发达，自古即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小时候我们都去动物园看各种动物（真的），现在是进博物馆看动物标本（假的），感受也是天壤之别。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成都博物馆聆听讲解员娓娓道来的历史讲述，让我对成都的古往今天有了大致了解，同时也开阔了眼界与思维。接下来，我要去四川科技馆看看，感受并普及下科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