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顾》薛光胜

及时雨

原三十一军司令部工化处长薛光胜军人标准照

薛光胜往事回忆录！

前 言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公安县甘家厂乡永胜村(现为炊皮山村)，老地名为永固垸小洲。

我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记得一九五四年我五岁时，家乡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洪灾，政府把我们村迁移到离家五公里外的外村凤斗岗居住，在简易搭盖的茅草房居住了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回到永固垸小洲。那时的永固垸小洲已经被洪水冲刷和浸泡，被夷为平地，从前肥沃的田地已是荒草丛生，芦苇茂密，面目全非，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逐步修整，才勉强重建了房屋，搬回老地方居住。

我八岁在走马岗小学读书，后转学到三根松小学，读完高小后，去了县机训班学习农业机械，毕业后在当时的大门公社打米加工厂亦工亦农。一九六九年，我响应祖国号召，告别父老乡亲，离开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和土生土长的永固垸小洲，来到了福建省厦门市驻军第三十一军军直工兵营机械连当兵，走进我当兵的连队，看到连队车库内停放着几十台特种汽车和大型军用推土机、挖掘机、空压机、发电机等工程机械，我心里暗自庆幸，在家里开过柴油机，在部队也能干相关的事情，也算是专业对口，实现了我的愿望，坚定我在部队努力奋斗的决心。

家庭背景:

我的祖父薛德炎一九四九年过世，那时我才刚出生，他是一位乡村艺人，在当地小有名气，有一段顺口溜，艺多不养家，艺家大不发，一年忙一年，还是个薛德炎。意思是我们那个地方条件有限，再努力也发不了财。我的祖母姓刘，和我们共同生活到一九七五年才过世，享年96岁，去世的时候我正好从部队探亲回家，赶上了老人的葬礼，这是老人的福气，我也尽到了孝心。

我的父亲薛友贵(1914年6月-2000年1月)，86岁高龄去世，他一辈子忠厚老实，除了会干农活，还擅长多种手艺，弹被子、泥瓦工、木匠活儿样样精通，舞龙舞狮，当地人称他为民间艺人，靠着这些手艺挣钱养活了我们一家十多口人。母亲刘珍姑(1914年1月-2006年2月)性格开朗，与人为善，高龄92岁才离开人世。她是湖南常德安乡人氏，典型的农家妇女，一辈子勤劳朴实，一手好厨艺，心灵手巧，还有一颗菩萨心肠，在村里人缘极好，父母亲勤勤恳恳，操劳一生。两个老人在世时，我和我爱人对老人照顾有加，他们过得很幸福，过世后，我们从厦门赶回老家，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办理了丧事，尽到了子女应尽的孝心。

我们有九个兄弟姐妹，大姐薛润年，大哥薛光新，三姐薛光秀，四姐薛兵秀，五姐薛兰秀，我排行老六，七妹薛光玉，八妹薛光梅，九妹薛光清，九兄妹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家庭幸福美满。

我一九七五年元月与爱人陈宗元结婚成家，爱人原在公安县工作，八二年调动到厦门房地产管理局做组织人事工作，后任局专职纪检副书记，退休后享受厦门市正处副局待遇。我爱人毕业于武汉长江河运学校，之后转干回到了家乡，在甘家厂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与我婚后，她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依然毫无怨言地承担家庭的所有重担，并细心照料两个老人以及儿女们，直到一九八二年随军到厦门，之后，对老人们的关心和照料从未间断。曾经记得有一次，住在我九妹家里，我爱人亲自给老母亲盛了一碗鸡汤并喂给她喝，当时老母亲满脸笑容，感到非常欣慰，为有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儿媳感到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动和自豪，老母亲说她喝完鸡汤，精神都好多了。我们有一对儿女，大女儿薛晓敏，上海民航学校毕业后在民航厦门空管站工作，外孙吴裕宸聪明外向，就读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专业。儿子薛闽军福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后就职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被公司派到中国飞行学院(位于四川广汉)继续深造。儿媳胡双毕业于中国飞行学院，在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工作。孙子薛智仁英俊乖巧，在厦门一中读初三，孙女薛雅心聪明伶俐且可爱，喜爱画画，在厦门思明二实小读书。我和爱人陈宗元与同辈们相比，最欣慰的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按照老家人俗话讲就是命好，而且子女们孙辈们都非常孝顺，全家幸福美满。

我的家乡地处公安县虎渡河西边，处于低洼地带，属荆江非洪区，解放前水患年年有，老百姓吃饭都难。解放后，国家投资大量资金，兴修水利排灌工程建设，才得以解决水患问题。我家人口多，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好在靠政府扶持渡过了困难时期，在党和政府关怀下，投资兴修水利、排灌工程，特别是荆江分洪和三峡水电站工程的修建，给我们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民解除了水患灾害。我们家乡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现在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老百姓也富裕起来。特别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公路，户户买了小轿车，过去的茅草房，现今都盖起了小洋房，今非昔比，刮目相看。

　　既然来到部队就当好兵，做合格战士

一九六九年元月十一日，是我入伍的日子，新兵们启程部队的日子，送兵的公社干部及社员早早集中在大门公社，欢送全公社十多名新兵。当日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现场比过节还喜庆。我们穿着绿色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在大家羡慕的眼神中，我们离开了大门公社，徒步40公里到了区的一个小镇一大至岗，孟溪的兵员在大至岗排灌站集中，区委区政府已等待在那里欢送我们。区委书记游振中同志指挥我们唱军歌《我是一个兵》，区里召开了欢送会。在排灌站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全体新兵乘解放牌汽车到县里，全县新兵1008人集中在县体育场，由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召开了简短的欢送会，现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县领导、武装部和接兵张景全团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随后将我们送到公安县长江第一码头，登上了长航的江峡号轮船。又经过一昼夜航行，第二天清晨我们到了湖南岳阳码头，在长江边一所学校的操场集中，等江陵、洪湖等县的新兵也陆续到了岳阳码头后，新兵们按班、排依次在岳阳火车站坐上了敞篷专列火车，一节车厢30 多人，接兵的干部怕我们乱跑掉队，于是把守在火车车厢门口，每个人都遵守乘车规定，听从带兵领导的指示，老老实实服从管理，听从指挥，一路上有组织的照应，有新兵们的相互关照，感觉很温暖。

部队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不知道此行目的地，只知道火车往南方开。离开父老乡亲，离开父母及家人，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忐忑不安、沉默寡言，在江西向塘、鹰潭、福建永安、漳平、华安等兵站吃过饭，大家心里早已猜测到目的地是厦门，当时在我们心里，厦门是最前线，我们可是肩负着重任去前线部队当兵，既激动，又紧张害怕。但我决心已定，安慰自己，既然来当兵，就要做好奉献和牺牲的准备。

14日清晨，火车终于到了厦门前场车站，车站前已经停满了几十部解放牌军车，许多官兵在车站迎接我们，事后才知道九十二师、军直属队的新兵在前场下车，九十一师、守备五师的新兵在漳州下车，火车继续前行，在厦门下车的是九十三师和军炮团兵员。在前场下车时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我一起长大的同学罗贻文和石明才，之后差点断了联系，后通过各自家人打听到他们部队的番号，才通过写信联系上。实际上，他们分配到二七六团就驻在灌口，离我的住处只有十几公里。

我分配到三十一军直属队，和我一起来自公安县孟溪区的三个公社的新兵有35人，分别分配在高炮营、通信营、工兵营、后勤及警卫连、防化连、对敌广播站，我被分配到工兵营，我们营共分配了10名公安县孟溪区的新兵，公安县所在连队战友都在打探老乡们的消息，后来通过在军礼堂看电影、听报告，大家有了接触，慢慢熟悉起来。军部范围只有十平方公里，每到星期天就互相走访，互相了解乡里乡亲的情况。

到部队后，学习军史才知道三十一军是一九四七年在胶东组建，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都是湖北人，他们经历过长征，从胶东一路打到福建厦门，参加过胶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解放厦门和漳州，之后经历了东山战斗，炮击金门，消灭国民党军156000 余敌人。山东籍的人很能打仗，我到部队时营团领导干部都是山东人，他们对革命贡献很大，我们军在厦门驻扎了70多年，是唯一没有移房的野战军。是经过多次军改保留至今的英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为华东野战军13纵队，1949年整编后改为陆军第三十一军，八五年军改为三十一集团军，现改为七十三集团军。

军部是一九六六年从灌口迁到坂头驻地的，新营房坐落在一个叫坂头村的地方，原来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山坡，营区面对324国道，地形相对平缓，旁边是1957年大跃进时期新建的石兜水库(厦门人称坂头水库)，库容量为350万立方米，部分水源供郊区农田灌溉，部分通过渠道引到厦门供市民生活用水，坝外有座小型发电站(现已撤除)，大坝上用白瓷砖镶刻的“人定胜天”四个大字，在国道上望去清晰可见，醒目壮观，我们工兵营驻扎在军部后山的大风山下的官地村，营区种了十几种果树和风景树，漫山遍野的菠萝蜜、芒果、杨桃等树木，远观层层叠叠。晚上营区灯火通明，战友们回忆起来形容像重庆山城的夜景一样美丽。

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生活在像梦境一样的军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感到非常温馨和幸福。每天早起后各连队军号响起，早操口号声响彻军营，在山谷里环绕，我倍感自豪。

记得当年春节，部队按照春节传统风俗习惯给大家准备了隆重的文艺汇演及会餐活动，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在部队也欢度了一个热闹的春节。我和几位战友杨宜生、邹振享、李绍谦、宋泽清、张廷国、沈义平、杨志立等约好到碗瑶村去玩，正月初一当地老百姓还在田里劳作，妇女们挑着粪桶，背上背着小孩在田地里耕作，我感到这里的老百姓很勤劳，我们满北老家过年气氛很是隆重，走集访友的路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舞龙舞卿各种娱乐活动弗纷纷上场，热闹非凡，而厦门这地方过年居然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节日气氛，风俗习惯和我们老家差异如此之大，

我们营同年入伍的新兵来自湖北公安、湖南宁乡、河南信阳、山东文登、北京顺义、福建长乐等地，新兵集中在工兵营舟桥连训练队列、条令条例等共同科目。二十天训练结束后分到各连队，我被分配到军工兵营机械连四班，分到班里后，就发了一把56式步枪和四枚手榴弹，站岗、执勤、训练都要随身携带，显得威风凛凛、英姿飒爽，我从当年的民兵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真是鸟枪换炮，感到无尚光荣啊。

当时连指导员是安徽亳州籍的段志明、排长是江苏靖江籍人赵殿庭、班长林锋水。我刚开始看到领导很有距离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领导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部下像亲兄弟一样，到连队后段指导员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毛泽东选读中的“为人民服务”，当时在我们新兵眼里，他水平很高，结合连队实际，足足讲了两小时，句句在理，我们新兵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这般生动的教育，我听得聚精会神，感受到自己与张思德的差距太大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洗脑很成功。好像这堂课过后，觉悟提高了很多，唤醒了我们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对部队充满了满腔的热情和希望。

一九六九年，我们连队除了部分留守人员外，其他人员都到龙岩市漳平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我们连在溪南公社支农，我们新兵们也被补充派往各个大队支农，我和同班老兵黄水豆分配到上下小谭大队，因我来自农村，农活干得得心应手，虽语言有点不通，白天和群众们一起参加劳动很融洽，晚上参加大队组织的学习。村里生活条件很艰苦，主食只有地瓜丝掺杂少许大米，煮的是吊锅饭，菜里没有油水，寡淡无味，干巴巴的菜反而把肚子里仅有的一点油水刮光了，但我们没有流露出半点不良情绪，毅然坚持下来了，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度过这段难忘的岁月。我常开玩笑说，我这个肉食动物，因家里没有肉吃，才来当兵的，哪知道支农点没有肉吃，也没有鸡蛋，营养跟不上，有时候饿得头晕眼花。好在每个月月底在溪南公社向领导汇报时可以到公社食堂改善一下伙食，补充一点营养。

在大队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完成了全军三支两军任务后撤回部队，连队转入驻训，驻扎在上坂小镇，我们经常要到偏远的山区大队做九大精神的宣传。有几个村在偏僻的高山上，离驻地较远，宣传一小时就必须立即返回，因山高路远，夜晚长途跋涉伴随危险，生怕赶不回驻地。但我们那时还年轻，有旺盛的斗志，一切都觉得非常值得。

九月份部队奉命撤回军部，我记得当时是晚上5点，从上坂步行30多公里到漳平县城，第二天早晨到达，那时居然没有一点累的感觉，在漳平县一个电影院举行了欢送大会，第二天乘火车回到厦门营区。

全连到达前场车站时，接我们回军部是司令部工兵处吴荣根副处长和带军司令部的几位参谋人员。首先传达军首长对我们的问候，并要求我们营徒步行军回营房，一路上急行军，气氛凝重，防空警报呜呜作响，15公里路，跑跑走走6个小时，才到达坂头驻地，事后才知道三月份中苏边界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后，军委发布第一号战备命令，什么背景我们当兵的不知道，这是最高级别战备警令。军部处于戒严状态，随军家属也疏散到了闽西后方留守处，营区除值班人员外，没有一个闲杂人员。福建前线对面的台湾国民党也蠢蠢欲动，想趁机反攻大陆，守备部队进入坑道及战斗位置，我们军各部队也离开营房进行野营拉练，据说驻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也准备向福建机动，军指挥机关进入坑道指挥位置，我们连除保障军指挥所外，要求所有车辆、机械进入掩体，我们连不得不拉出营房，就近就地构筑工事，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福建上空经常见到国民党军空飘的气球，最远可以飘到江西等地，国民党军在金门的广播喊话也特别密集，给备战增加了紧张气氛。

持续一个多月后，军委一号命令终于解除，转入正常的战备训练和日常工作。我们连队抽了我们排到南靖县丰田军直农场收割水稻，排里大部分战士除了来自北方，还有一部分城市兵，唯独我是南方人，也干过农活，收割水稻有一些经验。排长林锋水把我当成骨干，在我的带领下，每人每天完成5分地的水稻收割任务，白天劳动，在农场领导号召下，掀起抢收抢种高潮，晚上刚上任的林锋水排长带我到兄弟单位宣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排里为了树立典型，把我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来，活学活用。然而我的心很虚，我是个实在人，平时扎扎实实干点事，没有任何投机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宣传推举，想进步都举步维艰，但是我的一切行为是适应当时潮流的。他们把我的事迹报到连队，指导员段志明对我很信任，指导员说连里正要培养这样的实干家并树立典型，赞成推选到营里，作为全营典型。经党委批准，要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批准我为正式中共党员(那时候还没有预备党员一说)，当年入伍的新兵，我是直属队入党第一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在连队总想干点成绩出来。我们每个班都有半亩菜地，大家为了把菜种好，到处找肥料源。我想了个主意，利用中午午休时间，上山铲草皮，晒干后烧成草木灰当肥料，自此之后，我们班的菜由于肥料充足，长得绿油油的，在几个班里收成最好，班里的战友知道实情后也很佩服我的吃苦精神。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老兵退伍后，我就调到了一排一班当了班长，一排排长卢松清湖南双牌人，为人厚道，责任心强，对工作认真细心，经常找我交心，交流思想，指导我的工作，对我帮助很大，连里干部很信任我，把连队最差的战士调到我的一班，让我和排长去做转化工作。同年入伍的高某某，调到我班后，过去从不参加早操，不站岗，我和他交朋友，谈心，耐心做思想工作，后来他改掉过去坏习气，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战士，退伍后还从福州长乐来看我，成了我终身的好朋友。

一九七一年二月至九月，军司令部直工处抽调我配合留守处顾海明干事和防化连李勋福副指导员分别两次到上海、北京、河北、湖南、江西等省外调，主要调查文革中的 5.16事件中七零年、六八年入伍准备提干的战士在

5.16事件中的表现，我们在当地领导的带领下走访了当地有关部门，学校及当事人向我们提供材料，实事求是做了汇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第一次到北京、上海大城市，并在湖南韶山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故居，我激动得无以言表，并在天安门韶山留了影，至今仍保存着，作为永久纪念。

一九七零年九月底我被迄队推荐，作为军直属队唯一的五好战士代表参加福州军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表彰大会，受到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周赤萍政委等军区及福建省领导的接见，在福州五一广场观看了十月一日建国二十一周年的观礼及阅兵活动，深受鼓舞，全营同志羡装不已，但我一直为自己工作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好而感到内疚，这是一生的光荣和自豪，令我终身难忘。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在工兵处吴荣根副处长的推荐下，我调到军司令部工兵处帮助工作，把我从战士班长调动到司令部工兵处当参谋培养，这是我政治生命中最大的转折，连长詹添福、指导员段志明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提醒我去处里帮助工作要少说话，多做事，谦虚谨慎、低调做人，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叮嘱我，我把他们的话牢记在心里，作为行动上的指路明灯。

到了工兵处，被安排去了漳浦县赤土公社灶山工地，吴荣根副处长正带着从二七七团二营(四个连，其中我认识了时任排长的老乡崔大明也在施工工地，)构筑从灶山山下经眉丽水库、闪门、东坪山村到灶山主峰，全长 22公里战备公路，还在山顶打一条屯兵坑道和陆、空军指挥观察所，灶山海拔高度为580米(皮定均司令员飞机失事的地方)，山顶可观察到漳浦沿线正面的来自海上敌情，在工程进行一半时，协助吴副处长施工的李庆淼参谋因爆破伤及头部住院治疗，由我来接替李参谋的工作。吴荣根副处长正在全军工兵系统选调参谋，因我和吴在军区开积代会时，他对我印象非常好，在考察几个人选不满意后，点名让我去工兵处试试。经过两个多月的考验，我被认可了。施工完成后，吴副处长找营长徐恩鸿和政委段立德商量，建议直工处对我进行全面考核，一九七一年十月派机械连三排长钟万佰到湖北公安县调查我的政治背景后，提拔我为机械连三排排长，成为排级军官，一九七三年六月正式调我到军司令部工化处任副连职工兵参谋。这是我人生中一大的转折，当时我才24岁，成为司令部最年轻的参谋之一，像梦幻一样的改变了人生。

　　把握好机遇，做一个合格的参谋

在军司令部当参谋，我是有压力的。首先没当过基层干部，没有带兵的经验，二是没有进过军校，专业业务不太懂，三是机关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写文章，能绘图，还要熟悉机关，能上呈下达。针对上述问题，我得从头开始，向机关老同志学习，在实践中摸索，逐步提高。当时老营长徐恩鸿从九十三师司令部工兵科长提升当了军司令部工化处长，吴荣根仍是副处长，分管国防工程建设，彭群副处长分管防化专业，张水荣、何桂森两位防化参谋，李庆淼和我是工兵参谋。李在灶山受伤后一直在康复中，基本不管事，工化处三年后，工化分开，徐处长提升到九十一师副师长，吴、彭分别任工兵处长、防化处长，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工兵参谋主力军。

徐恩鸿老处长是山东胶东人，1947年参军，后在军炮团当兵，从山东打仗到福建后选调长沙工程兵学校，在军司令部工兵处任参谋，我当兵时，他是我的营长，后到九十三师任科长、工化处长、九十一师副师长，工作能力非常强。吴荣根处长，江苏苏州人，1949年三十一军在江苏招来的青年兵，长期在二七四团当兵，选调到工程兵学院学习后在九十二师工兵科当参谋，后调三十一军司令部工兵处当参谋分管工程，对闽南地区的设防工程大部分由他参与设计和施工，号称“工兵活字典”，对工兵业务非常精通，我能得到几位领导的肯定和重用是我的运气，也是我努力学习的成果。

经过几年的磨练，在工作中学习，硬是逼得我逐步走上了正轨。一九七八年福州军区工程兵部韩副部长以帮助工作为由调我到军区当参谋，我陪同韩副部长到无锡工程兵研究所和海军上海登陆舰支队考察未来渡海登陆坦克换乘工具等问题，向军区首长汇报材料，韩副部长有意让我起草，默默考察我，回到福州准备调我到军区，征求三十一军意见时，徐恩鸿处长亲自到福州把我叫回来，坚决不同意我到军区当参谋，说处里正在培养我，我听从组织安排老老实实回到军里。每回处长出去检查工作、考核、训练都会带着我，我要拟计划、写汇报材料、总结报告等，久而久之我就成为了处里的主力，一九七九年机关评职中我被评为正营职参谋，当时不到30岁。

军里每年都要下达年度全军工兵分队训练指示，半年和年终总结也都由我拟稿，全军半年和年终考核，军组织比武竞赛都由我主考，好在后来又从九十三师工兵营调了工兵连长余运礼到工兵处任参谋，他是我同年入伍的公安老乡，上过军校，当过连长，有着优秀的文字写作能力，大大减轻了我的压力。余参谋在工兵处工作四年后，因爱人身体原因，申请转业回地方工作。之后从九十二师工兵科调来了赖通华到处里当了参谋，三年后他申请调回江西石城武装部。赖参谋走后，从厦门警备区调来李长龙任参谋，分管工程，三年后因工程交给省军区后，李又调回原单位。

我在工兵处的时间最长，情况较熟悉，出头露面的机会比其他人多一些，对工兵处情况较熟悉，跟随处长、副处长开会，下部队，对上对下都由我出面。军区组织过几次活动，如军区在闽江两次舟桥合练，八三、八四年在江西金溪、樟树地区演习，在赣江舟桥合练我都有参加。军里大小演习我都参与并担任过导演组或场地保障。除此之外，厦门守备区守备五师的设防工程，每年我都随吴副处长去检查和验收。我分管过装备管理工作，对全军工程的数量、技术、性能都了如指掌，每年还要向军区申报实力，我们军的装备自始至终保持在100%的完好率,这与我本人是机械专业出生是密不可分。

1980年,军里送我到解放军工程兵指挥学院营团指挥队学习，对工兵专业进行深造，系统学习了工程兵六大专业，以及合同战术、营团指挥工程保障的方略和提高现代条件下防原子、防化学工程保障能力等。学院毕业后，在工兵处主持工作一年多，正要提副处长时，军常委已研究通过，也找我谈过话。因总政治部下文冻结提拔干部，等到解冻后，新规定没有担任过营、连主管的不能提拔，没有高中文化的不能提拔，这两项我都不符合提拔条件，军里只好把我与工兵营营长张星彩对调，我下去当营长，张到工兵处当副处长，营长报到上任后又安排我去厦门守备区补习高中文化半年，高中毕业后我在院校的大专文凭也寄到了部队。手持双证，我心里这才有了十足的底气。

我曾经是工兵营走出来的，对干部熟悉，三年营长期间，连排干部非常欢迎我，也肯配合我的工作，所以这个营长当得非常轻松，三年间没有发生任何政治和行政事故，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教导员是我同年入伍的长乐人陈学光，此人文化水平高，原则性强，对工作很负责，为人真诚，善于团结人，政治工作思想教育等由他负责，我们配合得很好。陈学光教导员调到直工处工作后，我和新教导员时京海配合一年多，他为人正直，我们很合拍，马玉锋、钟华云两个副职，三个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也相当配合，只要我提出来的建议，大家都会积极响应和配合。

我提出要搞好农副业生产，用来改善连队的伙食。机械连在后山开采石场赚钱，同时经营修理所对外维修，这两项业务行动起来后，一个多月就赚了四万多元。刚开始我们对外保密，没有对外声张，不让军部知道，司令部参谋长陈明端(后来是福建省军区司令员)来营部检查工作发现后山有碎石响声，问什么情况，我只好如实向他做了汇报，没想到首长的思想很开明，他说:“机关干部反映司令部伙食差，我这个参谋长难当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听说你们伙食很好，是不是你们有赚钱的门道啊?”我当即听出了参谋长的意思，于是诚恳地提出我的想法，并马上提出给司令部一万元作为伙食补贴，当时一万元可不是小数目，陈参谋长对工兵营的工作非常满意。

我提出是否可以联系地方的土方工程，以工带训，这个方法得到陈参谋长的支持，并在军党委会上提出我的想法，很快也得到了军首长的认可。我的老处长吴荣根转业后到厦门房管局任局长，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当时也没有多少施工队伍，吴局长表示，房管局的工程可以由部队来施工。我这个营长亲自挂帅当上了工程队长，从同安南北开发区开始，到富山展览城，国贸大厦，虎尾山的1-4群，振兴新村土石方平整和道路等基础工程施工都是房管局开发的工程，由军工兵营施工。八五年军改后，我当了集团军工兵处长，又成立了军工爆破队和三十一集团军的工程总队，也就是军工兵营工程队的延续。

一九八四年三月，王昭坤副军长、任进贵副军长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枪林弹雨中拼出来的老营长，从胶东打到福建，是经过多次战争的洗礼的老领导。在长泰坦克训练场组织九十一师二七三团、军坦克团进行三打三防演习，首长们说一不二，他的指示，我无条件执行。三月份正是雨季，每条路都由于车辆进出形成了几十公分的泥泞，车辆根本无法进场，路不通，训练材料物资运不进去，两位首长把重任交给工兵营长的我。当时需要新修道路，铺上砂石保障通车，遇到车轮子陷进泥泞就用推土机拖，任副军长说没有你这个营长，演习进行不下去。其实我二月份已由军司令部陈参谋长派到二七三团六连去指导该连爆破及克服防克壕训练。首长封我是二七三团爆破队的顾问，基础训练完成后，我又进演习场指导工程保障各环节的训练。演习中我把当时工兵列装先进武器安排实爆实演，军区工程兵也派专家指导和参演，总部和军区杨成武司令员及军区首长亲自在主席台上就座参观指导。我们爆破队在靠近参观台200多米的位置发射八枚火箭，开辟通路，四台火箭布雷车，在防御一侧大面积布雷，及遥控爆破器等起爆四组近400枚防坦克地雷，场面十分壮观。王昭坤副军长担心火箭故障，偏离发射着落点，演习前一晚十点钟还把我叫去，交代注意事项，估计两位军首长也担心演习问题夜不能寐，我拍着胸脯大着胆子说，我们有绝对把握保障演习成功，实际上我心里也害怕，一直流冷汗，经过一次次精心准备、精心安装，做到万无一失，演习终于大获成功。王昭坤副军长在演习总结时说，首先要感谢工兵营长薛光胜。王昭坤下半年当军长后，多次提到我工兵专业好，能干，是个好苗子，后来王军长在军党委会研究集团军司令部配备处长时提及我演习时的表现，提拔了我当上了集团军工兵处长。

一九八七年农历正月初九，刚过完春节上班第一天，军司令部作训处接到军区作战部电话，说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王宝田请求军区派工兵团支援江西省井冈山修建一个水利发电站，以及在南昌市西山修一条旅游公路。军首长指示，由我带工兵团的领导前去勘察，先接受任务，待军区定夺。第二天工兵团任茂祥团长带曾福建工程师赶到军部接受任务，一行四人坐一辆军用吉普车按预先选择的路线，往龙岩、瑞金、石城、抚州等到达南昌市的南昌宾馆，因当年没有通高速，第二天才到达。军区作战部和工程兵部的两位参谋已在当地等候，南昌市邹副市长和省军区王宝田司令员接见了我们，他说江西是老区，军队支持地方建设是军队的传统和应尽职责，南昌西山这条旅游公路在解放前国民党就开工建设了，但施工难度极大导致停工。井冈山水电站也需要支援，由省军区作训处具体带我们勘察。就这样，由南昌市副市长和一位副秘书长领导下，对西山旅游公路进行了实地勘察，认真分析了地形地貌，初步设计图方案还在审查中，任茂祥团长胸有成竹，工兵团在炮火纷飞的老山前线也修过公路，现在是和平年代，修这条路只是时间问题，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听从上级召唤，一旦定了就立即执行。

第二站我们到达井冈山，陪同我们的是井冈山市副市长和井冈山武装部部长，在井冈山宾馆住了一周，我们走遍了井冈山，经过了红军路、红军桥，朱德同志走过那条路，休息过的那棵树，毛泽东与朱德同志会师的宁冈县，参观展览馆、博物馆等历史古迹等等。但我们的任务是修水电站，通过认真勘察后，任团长说，我们没有修水电站的经验，但军队是服从命令，要我们施工，我们无条件服从，听从军区的召唤。不愧是老区人民，无论是吃住行，老百姓非常朴实热情。

回到部队后，我们把两个任务向军首长做了汇报，军里开会进行了研究，时刻做好准备去完成这项光荣伟大又艰巨的任务。据军区工程兵反馈，军区首长给拒绝了，主要考虑三十一集团军工兵团两次参战，回到部队还未稳定就要执行江西的这两个工程，井冈山水电站是国家百年大计重点工程，由工兵团施工恐怕难度太大。据说最后由武警水电专业工程队施工，南昌西山工程则由地方承接完成。2000年我去南昌还专门去西山看这条宽阔的旅游公路,很遗憾，我们没有接到此次的修路任务，深感对不起王宝田司令员(原是我的参谋长)和江西政府及人民。

我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但是头脑简单，经不起别人的好言好语诱惑。军政治部主任贺家弼是我半个老乡，他爱人所在单位厦门工商银行在集美闹市建楼，挖地基时发现一枚解放前未爆破的炸弹，厦门公安局爆破科请求部队派工兵支援，因工兵团当时驻三明市将乐县，贺主任出面请我支持，我当即答应了。厦门市公安局爆破科派人找到我，商量此事，市政府领导要求尽早消除隐患。当时，我的参谋朱旭东是地爆专业的高材生，我们商量后去了现场勘查。集美区政法委非常重视，我到达时，领导们已在现场等候多时,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勘查完毕，我们决定下午就排除炸弹。经过我俩两小时精心除土，小心取出炸弹，我在驾驶室为工兵处司机朱春龙引路(本由公安局驾驶员载炸弹，他因害怕炸弹爆炸跑路了)。朱参谋怀抱重达30公斤的炸弹，车辆行驶至天马山的山坳里，用400克TNT炸药将其引爆销毁，厦门日报还刊登了此消息。事后，我们回到部队，以为能得到表扬，没想到我和董参谋长汇报时，被臭骂一顿，事后才知道此事未经他批准同意，而我出于人情就擅自解决了，违反了部队组织纪律。好在也没出事，董参谋长大人大量，后来也未再提及，默默原谅我了。我心想我虽然冲动了点，但出发点也是为厦门人民做好事，消除安全隐患，值得我这样冒险。但从此，董参谋长对我的信任就打了折扣，我也反思自己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是冒失的，在今后的日子里回想起来，喜忧参半。

　　不负重托，全力完成集团军首长赋予的工作任务！

我在集团军司令部工兵处任处长七年，有五人在处里担任过参谋，(李建设、张卫河、康炳红、赵奕、朱旭东)，他们都是高水平、高学历，经过院校培养和部队基层锻炼过的，政治觉悟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专业技术过硬，都能独挡一面。我虽然是处长，他们是真正干实事的骨干力量，中流砥柱，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军改后各项任务。

一、配合集团军，完成军改工作

工兵处在军司令部统一领导下，完成了工兵部队(分)的调整。一是长期在福州军区工兵部领导下，军改后接受南京军区工兵部的领导，我们很快适应南京军区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服从于南京军区的工兵部领导;二是原二十九军工兵处与三十一军工兵处的交接;三是三十一军国防工程的档案移交福建省军区;四是协助军务处接收原福州军区工兵一团，舟桥89团的归集团军管理;五是军直工兵营营部带舟桥连与九十一、九十二、九三师舟桥连成立工兵团舟桥营;军工兵营工兵连调二七三团成立工兵连、军工兵营机械连调九十一师工兵营成立道路连。为了解决军部没有工兵分队保障、建议工兵团抽一个筑城连到军部老工兵营的驻地，看管和维护军部指挥坑道、爆破器材仓库及勤务;组建成立集团军工兵教导队，负责全集团军工兵骨干培训。

二、完成集团军在浙江地区的大演习。

军区赋予三十一集团军在浙西一带进行在三防条件下的进攻演习。曾三次参与了集团军首长带司令部有关人员到实地勘察地形，拟定演习方案，厦门距演习场地近千公里，每次看地形都乘坐军区空军飞机或火车前往演习地区。熟悉地形地貌和当地环境，我们具体分析了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为首长提供分析参考资料，在集团军预案中拟定了工程保障措施，并在演习及场地保障发挥了作用，在军区工兵部的指导下，进行新武器的试验，演习中对道路进行长距离的伪装作业，对指挥所全部构筑工事，按实战实行地下化指挥，演习中工兵项目全部实爆，检验工兵分队在实际条件下的工程保障能力，保障演习成功，同时还完成了对参观地区进出道路观礼台及附属设施构筑等保障，得到各级首长的好评。

三、发挥工程兵的特长，以工带训，既支援地方，又为军里生产经营作贡献。

在原工兵营工程队的基础上，扩大施工队伍、工兵团有大型的施工机械，加上军工兵营原来工程队设备又购置了部分施工设备，在厦门市政府的支持下，以工兵处为主领导他们在厦门揽工程。台商在杏林建轮胎厂，有三平方公里场地需要平整，由于地方势力干扰影响，无法开工，工兵处主动与杏林区政府联系，经同意后由部队完成土石方工程，我带工兵团领导与地方、政府和台商协调后，十多台大型工程机械进场施工，现场声势浩大，在没有签订任何协议情况下开工建设，因为部队力量强，影响力也大，半个月完成土地平整，为建厂打下了基础，地方政府非常满意，也得到了军首长的认可。

在台商界开始有了名气，接着同安凯歌高尔夫球场要开工，也受地方干扰，十多家施工队伍争工程，就近潘涂村也不让开工建设，球场老板陈凯老先生的外甥庄先生，负责前期工程的联系，通过人找到我，请部队来施工，请示军领导同意后，陈凯一行亲自从台湾飞抵厦门。我们把他安排在军部招待所，因陈凯是国民党的少将，他不敢住军队招待所，我们主动做他思想工作，消除他的顾虑，这才同意住军部。姜福安副军长接见了他们一行，慢慢的，他放下心来消除顾虑，答应和我们合作。经过一周的谈判，同意把工程给部队施工。工兵团副团长李建设、工程师曾福建为主和台商谈判，并组建工程队，李建设为集团军工程队长，温玉成任政委，曾福建任工程师。组建了100多人庞大的工程队伍，经过三年施工，球场竣工，为军里赚回几千万元利润。

凯歌高尔夫球场在施工过程中，当地老百姓为了争抢球场施工，散布不明真相，当地村民趁清明祭祖坟时烧部队蚊帐，打部队战士，我们严守纪律，部队施工人员不与地方群众接触，故意避开群众。双方对峙六个多小时，最后同安县委派出公安干警干预，才避免了矛盾升级，我当时是部队最高级别干部，我和李建设、曾福建在现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控制情绪，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事后部队领导和厦门市委、同安县委给了我们很高评价。凯歌球场修建过程中，由于部队信誉好，工程质量优，相继又接到海沧东方高尔夫球场和厦门其它工程，之后我转业到了地方，部队在地方的工程我就没有介入了。

我还建议部队成立军工爆破队，由工兵连连长吴木荣担任队长，为厦门爆破施工做出努力，吴转业后朱旭东继任爆破队队长，也为军里生产经营发挥重要贡献，他们都是功臣。

我们在地方搞工程一是地方需要，二是军队当时政策允许，我们工兵处也是为军队作贡献，军首长非常支持，军里副军长姜福安亲自抓，军长政委也常到工地视察，为施工干部鼓舞士气。只要工程队需要啥给啥，我们也严格逍守军纪和军里规定的制度，对工程保质保量完成，军内外造成很好影响。如建设高尔夫球场，见都未见过，部队为地方建高尔夫球场在全国仅一家，也就是三十一军工程队。工程队队长李建设和工程师曾福建同志认真研究图纸，向台湾负责监理工程的人员学习，保证按工期交付。

我们工程队，不仅在福建部队有影响，也带动全军其他部队也组建工程队，支援地方建设、同时为部队赚钱，改善伙食，两全其美。

四、加强装备管理。时刻保持工程机械、车辆及特殊装备处于良好状况，提高完好率，保持随时拉得出去，完成工程保障任务。

我们军工程装备充足，机械有上千台，火箭布雷、扫雷车等，特种车有几十台，架桥车、舟桥装备等几百台，战时就是工兵的武器，靠它去完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等工程保障任务，因此总部、军区非常重视这些装备管理、维修保养。集团军要求这些装备入库存放，封存管理。我们经常或定期落实检查制度，每台机车有登记、保养、维修制度，总部在我们军召开过现场会，专家论证会，军区也在九十一师召开过装备管理经验交流会，而且对机械操作手进了多次培训，定人定机管理，我们被评为军区装备管理先进单位，我也连续评为装备管理先进个人。

五、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求全处参谋人人动笔动脑，总结经验，把训练演习装备管理成果进行理论化。

在我任集团军工兵处长期间，连续几年论文获奖，八七年发表的论文被总参工程兵部评为优秀论文;八八年发表的论文被南京军区被评为优秀论文;八九年发表的论文被总参工程兵部评为二等奖;九九年与南京工程兵学院利用因果关系共同制作集团军工程保障模型获得了总参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成绩取得是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功劳授予全处人员，是他们辛勤劳动所得的结果，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全军工程兵的建设做贡献，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为集团军争光。

八七年、八八年、八九年连续三年获《人民工兵》杂志社三等奖，和优秀报道员，《人民工兵》杂志社每月都有三十一军报道的文章和摄影作品，真实反映了部队战备训练、装备管理的情况，也激发了广大工程兵的训练及装备管理的积极热情，活跃了部队气氛。

我把筑城连放在军部原军工兵营工兵连的位置，直接属工兵处管理，经过整改，营区建设得像花园一样。分管直属队的黎副参谋长经常到连队检查，对各项工作十分满意，把该连作为典型和直属队样板，各项训练，装备管理，行政管理等方面评比都很拔尖，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上将在厦门休养时，专程到筑城连视察，极大地鼓舞了连队的士气。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委傅奎清、厦门市委书记王建双、人大主任李秀记等领导也视察过该连队，并给军部拨款二十万元，把从军部到连队的道路修成水泥路，也解决军部经指挥所、原后勤仓库，汽车教导队等近三公里道路畅通了，把碎石路修成了水泥路面。

我在司令部工兵处工作期间，中央及军委领导接见团以上干部，先后有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胡耀邦、李蔚、王兆国、洪学智、杨白冰等中央及军委领导的接见，参加集体照相留影。同时也参加了几次总部组织的大型会议。我和工兵团任茂祥团长一同参加全军工程装备管理会议，会议在北京军区召开，会议代表住总参的京西宾馆，杨得志总长、杨勇司令员参加，并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我们在京西宾馆住了十多天，等待中央首长参观全军工程装备表演，在京中央及军委首长都参观观摩北京军区工程兵的装备与训练表演。代表们乘坐中巴车前往密云水库，一路上警车开道，畅通无阻，到达了表演场地，总部和军委首长乘坐的四架军用直升机直达表演场，市区由公安站岗执勤，进入训练场后是军人站岗执勤，我们享受了一次最高规格的待遇，一路风光无限。

一九八七年，我陪同军里何景荣副参谋长参加全军组织的全国第四届科技成果展览，这是我第二次去北京，我和首长游览了北京的大小景点，在毛泽东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返回厦门时，我们途经上海，在上海买不到机票，何副参谋长找到华东局局长高世昌，请他帮忙买票，他答应帮忙，可到了窗口依然没有票。我只好又给高局长打电话，高局长交代窗口:这是我三十一军老首长，你们卸货也要给他们解决。就这样我们才得已回到了福州，再转车回厦门。

一九八六年，我和当时工兵团副团长杨庆斌，九十一师工兵科长钟万佰到新疆军区开过一次工程装备管理会议，韩怀智副总长及新疆军区王克司令员参加会议，会议学习新疆军区训练及装备管理的新经验，收获颇丰。新疆军区的招待，待人接物礼貌得体，深受启发，我们回厦门后在他们影响下，南京军区也在九十一师工兵营召开过装备管理现场会，这是学习了新疆军区经验的基础上的现场落实会，也推动和提高了全军装备管理水平。

我当兵二十四年，没有离开过坂头军部，三年兵三年营长，十八年在军司令部工作，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有感情，对那里地形地貌也了如指掌，对司令部调进送出的干部也清清楚楚，我这个老面孔一呆就是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小薛成了老薛，小树苗成了老树根，也从一个普通兵到工兵处参谋到司令部工兵处长。经过多次军改，我都没有被淘汰，而且每次都在进步，这是领导的信任和自己努力的结果。我的老参谋长、老军长陈希滔，给我取外号“坂头保的保长”，说明我在坂头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我记忆中有吴端山、宋忠贤、王昭坤、陈希滔、刘伦贤、董万瑞六任军长，参谋长有姚思忠、王宝田、任开国、陈明瑞、陈希滔、董万瑞、朱文泉等参谋长，还有司令部的十几位老首长对我的教育和栽培，令我终身难忘，特别对我直接领导过的工兵处长徐思鸿、吴荣根、彭群等，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和恩人。还有共事的老领导、老战友段志明、詹添福，一起工作的钟万伯、林峰水、卢青松、赖通华、余运礼、丁远和、陈学光、李长龙、晏子军、张星彩、杨庆斌、钟华云、李建设、张卫河、康秉红、赵奕、朱旭东李建萍、彭运发、陶学成、陈金芬、吴木荣、廖廷清等，还有工兵团、舟桥团各位领导及各师的工兵科科长，永远是我的领导和战友，终身难忘，他们对工作的支持，我感激不尽。还有从基层工作到机关工作的参谋和工兵营任营长又回军机关任集团军司令部处长(正团职)上校军衔，离不开军机械连、工兵营领导培养和关怀，司令部历任首长信任和提拨使用.我在部队曾三次荣立三等功,6次嘉奖，荣获过总参科学进步三等奖，三篇论文获总部军区论文奖和三等奖，装备管理优秀先进个人和设防维护管理先进个人。这些离不开和我一同工作过战友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劳动。原三十一军领导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以及集团军工兵处一同工作的几位参谋，各师工兵科长对我的工作付出的努力和支持，至今难忘。我转业后，工兵处由二五三团副团长侯开健同志接任工兵处长，候也是工兵出身的老同志，长江后浪推前浪，他的工作比我更出色，一直是我的好兄弟。在部队二十多年，自我感到很满足，公安县同年入伍到三十一军的有1千多名战友，有许多战友非常优秀，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了部队，能努力到正团上校军衔职务的也为数不多，只是我的运气不错，对于我的职务和荣誉感到非常满足，也算是对得起家乡父老乡亲。

一九九二年我因到了最高服役年限，申请转业分配到厦门市土地局任副局长，征地拆迁办主任，落实华侨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市重点工程成员等职务。

在地方工作十年，有成绩更有教训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脱下军装，告别军营，到厦门市委组织部报到，按照省人事局军转办规定，师团军转干部由省里统一培训上岗，三个月培训结束后，组织部安排我到市土地局任副局长，我对此安排非常满意。

刚到土地局报到，领导对我非常热情，因土地局是八七年刚组建四年，办公地点在后滨路一幢安置房内，处室在楼下办公，五个正副局长挤在楼上一间大房子内集体办公。我当时就想，我是不是走错门了，一同转业的同级干部都在大楼里上班，上下班有专车接送，而我们局里副局长上下班都是坐公交，甚至踩自行车上班。我报到后，分管办公室的丁副局长告诉我，局里没有多余的办公桌椅，我们已向财政局申请临时购买，申请已递交财政局，但时间没这么快让我坚持几天，哪儿有空位就坐哪里。吴逢泰副局长陪我泡茶，交流工作。谢克文副局长对我很热情，拿来专业书籍让我熟悉一下业务情况。大约坐了半个月的冷板凳后，办公桌和书柜才买到，总算有安身之地了。

林剑聪局长是原郊区的区长，他忙于开会和其他事务，几乎很少到办公室。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农村干部，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为人正直，敦厚朴实，在厦门郊区很有威信，我很高兴在他的领导下一起工作，他只会帮助你而不会为难你，我们长期在军队工作，直来直去惯了，没有心眼，和他一起工作很放心。我早在部队就见过他，他对我说，你来局里工作，大家都很欢迎，局里是该补充补充年轻人了，你才42岁，其他领导都50岁以上了，你来后就协助我分管征地拆迁。林局长兼任拆迁办主任，之后林局长带我去拆迁办进行了工作交接，我当时觉得自己终于有事做了，非常开心。

林局长介绍，征地拆迁办是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属于市政府二级局，林局长首任征地拆迁办主任，领导及员工共17人，有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康振毅，负责管征地，另一位叫李龙柱，分管房屋拆迁工作。负责全市的征地和房屋拆迁工作。林局长和我商量，今后征地拆迁办就交给我来分管。他还和我商量，市纠风办要到海南搞调研，跟征地拆迁有关系，由我陪同去，我答应前往。丁副局长分管财务和办公室，他指派了一个叫谷岩的工作人员负责我们一行人的吃住行，谷是我舟桥89团的退伍兵，人很木讷，不灵光。我转业后第一次出差，对地方的规矩不清楚，就由这个随同来安排我们一行吃住。在深圳和海南一路吃的非常差，住小旅馆，我对他质疑条件怎么如此差，他说丁副局长有交待，尽量节省开支，我当时就无话可说了。出差几天，天天吃蛋炒饭我实在腻了。

回来报销时，丁副局长说:你们一路住宿很差，吃得也太随意了，自始至终也没请纠风办领导吃过一次大餐，这是怎么回事。我只好解释，谷岩不听指挥，还打着丁副局长的旗号说局里交代不能开支太多。丁副局长恍然大悟说:谷岩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这次的事情让我出了个洋相，还好黄主任通情达理，没有计较。之后我们常来常往，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经常把海南出差的事当笑话回忆，说这个不靠谱的谷岩让我们过了十多天的苦日子。

去海南路途中还有个小插曲，我从海南返回珠海时，正是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我们乘海口至广东徐闻码头的渡轮，轮渡海峡宽38公里，风高浪急，乌云滚滚，在海口等台风三天了，急着离开琼岛赶往珠海，我们买了船票。起航后，轮船还未到达海峡中线开始风浪大作，轮船一会儿被浪抛高几米，一会儿被海浪淹设，旅客有晕船的，也有呕吐的。我和几个同伴在二楼的楼梯台阶上，紧抱着栏杆，盯着船上救生衣，脸色发青，互相安慰，苦胆都快吓破了，一个小时后到达徐闻码头，旅客们摇摇晃晃上岸，苦不堪言，感觉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这次吃不好住不好，还经受了一次台风天的飘摇渡轮，实在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海南出差经历。

征地难，房屋拆迁更难，征地拆迁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每征一亩地拆迁一幢房屋，我们作为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必须慎之又慎，严格按照规章办事，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保障征地拆迁双方满意，这是我们的目的，由于我们精心操作，依法行事，在关于征地拆迁全国上访率极高的背景下，在我任内，厦门几乎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林局长只要下农村征地，他都带我和康、李副主任一同前往。林局长是郊区的老干部，长期做农村工作，对农村干部都比较熟悉，征地文件下达后，他带我们到当地找老村长老书记交待，这些领导都买他帐，在不损害村民的利益的情况下按章办事，都很配合我们征地。林局长退休后，市里让我继任他的拆迁办主任，我在征地拆迁办，认真履行职责，依靠全办同志共同努力，不断修订完善出台征地拆迁有关政策，沿用过去的做法，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征地拆迁工作，征地拆迁在全国还小有名气，何立锋书记从厦门副市长调到泉州当市长搞旧城拆迁改造，就派人学习厦门经验，效仿厦门的做法，很顺利完成泉州旧城改造工作，建设部也推广厦门经验，许多城市都来厦门取经，厦门的征地拆迁没有拖基础建设工程的后腿，如海沧大桥建设、厦禾路改造工程、环岛路建设，征地拆迁办都是先行者。

我在土地局经过两任局长的领导，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对土地局有一定贡献，有目共睹，并非自吹自擂。

一、厦禾路改造，局里接受了安置房建设。林局长说:“市里要求一个副职到三明挂职当副县长，市里点名安排你去，我考虑再三，不同意你去，现在建安置房需要你，局里其他三位领导都干不了。”后来另选了一个副职去，其实我当年如果去挂职会更轻松，可惜重任在身，只好放弃。我带了征地办陈平阳工程师，在筼筜湖市府大道的左侧(筼筜书院的位置)，一个半月内从填地基5000 平方米开始，修建了312套安置房按时交付使用。那时厦禾路改造急需拆迁安置房，市委书记石兆彬、政协主席蔡望怀每周都要到安置房工地催进度，我和陈平阳没日没夜赶进度，好在一个半月就交付使用了，给土地局挣足了面子。

二、解决土地局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土地局和规划局在天湖路共同申请了一块住宅地，因没有人敢牵头搞基建，林局长商量，让我负责基建，我毫不犹豫地担负起重任，和丁副局长一同找规划局协商，土地局垫资，共同打基础，把局宿舍建起来，这可是解决干部职工的大事，长期不能解决的事，在我任期内解决了，土地局干部职工人人有住房。第二年规划局资金到位后，宿舍也建起来了。

三、解决了土地局长期无处办公的困难。土地局长期没有一个办公场所，当时农业银行开发的闽南大厦，欠政府的土地款，周鲁闽处长提议，经请示财政局同意，报市领导批准，购买了闽南大厦17-21层楼给土地局作为办公用楼，从此，土地局搬进了大楼办公，自此，有了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四、解决土地局窗口办公大厅和会议室问题。郑振生任职局长后买了松柏大厦六层，但仍未解决土地局的会议室以及对外窗口办公大厅问题，在会上我提出另买下裙楼作为会议室和对外办公大厅，郑局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我和王耀辉处长找财政局长协商后报市领导同意，购买资金问题从我分管的征地拆迁办和登记中心的经费中各提取1000万，用2000万元购买裙楼和会议场所，解决了土地局办公问题的后顾之忧。

五、大胆改革，二证合一。两局合并后，群众反映办理产权慢，落实华侨房屋难，在人大一次会议上，市长点名要土地房产局拿出办法，尽快解决老百姓的问题，郑局长在领导分工时，把征地拆迁办、地籍处、产权交易、产权登记中心、档案馆、华侨房屋落实政策等相关联的业务及市里的重点工程由我分管，在相关处室、中心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的运作，取得了明显进步，对土地证、房产证改为二证合一，得到国家土地局、建设部的认可，办证速度猛增，群众十分满意。

六、研究对策，加快私房发证。私房办理房产证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由于历史原因给私房办证难度很大，乱建房，乱搭建现象突出，随着政府政策完善，私房交易，抵押买卖等可以进入市场，但必须产权请楚，首先要有有效的文件，产权证成首选的条件之一，除加快立法外，现阶段必须有一个补救办法，当时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手续齐全的优先办理房产证，有违章搭建，采取罚款的办法处理，而乱建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在我职责范围，另做上报处理。对那些特殊年代建的房屋采取灵活处理。局里有些无能的人故意刁难，说我违规办证，当时没有立法，无法可依，我找来行家，制订了详细的规定办法，之后多年办证均参照此规定执行。58年强台风把房子卷走后建的房子住了几十年可由街道办或居委会出具证明方可发证，对档案遗失的，可在档案馆查历史资料，找到历史证明可办理产权。由于我们的努力，两年内完成了60%的私房产权办理。在局里有人恶言恶语攻击我时，我在局里会上发过一次牢骚说:我在这个位置上，遮不得风，挡不得雨，还要我干什么?既然是我分管的业务当然就是我说了算。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就行了，但因此得罪了不少利益相关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七、落实华侨政策，清退房屋产权。国务院早已下文规定，除店面和罪大恶极的原国民党军官的房产不宜清退外，其他可视情退回原业主。厦门市成立华侨房屋落实办公室，我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在侨办合署办公，局里由我牵头，产权处副处长沈敬彪同志带两名员工采取一条龙服务的方式进行收件，初审、复审、终审完毕报落实办具体退还，只要证件齐全，两个月内就能完成，定安路走马巷已拆迁的二十六幢房产，属洪家的房产，从美国来的华侨业主申请退还，经过审查后，将已证据保全的房产退给洪的家族。

改革开放后，土地局轮流安排出国培训、访问交流，我到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其中有德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美国、加拿大、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多由政府组织去培训，对国外先进发达技术和先进农业可以学习和借鉴，开阔了眼界的同时，让我对世界观有了新的理解。我们经过共产党多年培养，都有一定的正确和错误的辨别能力，国外好的经验要借鉴。

如在新加坡学习考察，是省委组织部组织的。近一个月培训，听专家授课，我们参观了新加坡城市每个角落，跑遍了新加坡全国每寸土地，听介绍，参观工厂学校、市政建设、港口建设、森林、公园、房地产等各行各业，总的说规划好，处处都体现了现代化，如新加坡是缺水的国家，下雨后不浪费一滴水，通过渠道流到一个大水库，通过处理后，可以灌溉，也可以饮用。法国的房屋建筑就别具一格，各种风格组合的城市显得很有特色。美洲和欧州就不一样，美洲比较现代化，欧洲个别国家就处于资本主义没落阶段，连高层都少有。总之出国学习是有收获和启发的，并非纯粹观光看景，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我在部队工作二十四年，军司令部及工兵营长位置上曾三次荣立三等功，军功章证明我在部队的工作是非常优秀的，地方工作十年，在我任上分管的业务最多，难点，棘手问题在我分管时都得以妥善解决，证明我的工作很敬业，工作的能力和魄力都是不可挑剔的。我一辈子爱党爱国也热爱本职工作，总之没有浪费生命的每一分钟。我是部队正规培养出来的，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理想信念。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我都能挑起重担，做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人，敢于承担，不推卸，我痛恨那些溜须拍马、投机取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玩政治搞内斗，我甘拜下风。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很软，看人不准，好坏不分，在我眼里个个都是好人，导致上当受骗。在地方工作，我尽心尽力，但社会太复杂，光靠满腔热情，不计后果，背后指指点点的大有人在，我的教训，望后人吸取。外人如何评价我的功过，就由别人评说吧，自己做过的事自己承担，毫不后悔。

我与共和国同年岁，已年过古稀，我生活简单朴实，穿衣干净就可以，吃饱就行。军人出身的我喜欢运动，年轻时走多少路都不累，我生长在长江边，也喜欢游泳。以前喜欢跑步运动，现在年纪大了，改为走路运动，每天抽空多锻炼。

因为我主持修建过凯歌高尔夫球场，所以对打高尔夫球有兴趣，就打了几年的高尔夫球，北京客人到厦门打高尔夫球，局里都安排我陪打，这是工作需要。我喜欢打扑克和家乡的花牌，动动脑子防止老年痴呆症。我喜欢交朋友，任何人都不拒绝，和我共过事的人都说我友善，对人诚恳，对穷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我都抱有同情态度，能支持的我都尽量支持，因为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我和我同在军司令部工作过及转业到厦门工作的老战友王增国、聂新阶、李坚、柯尊华、周茂华、张谋、唐文健、余帮根、徐忠心、曲荣昌、候开健、杨诚、李正泉等，每两个月聚一次，战友情谊很深，喝喝酒、吃吃饭、聊聊天，非常开心，他们如兄弟般关心我，爱护我。还有在地方工作时一些好友，如张俊贤、杨寿国、康振毅、陈英锋、张自然等，也是值得我尊敬的。在我困难时期，厦门的好友叶孔杨、林紫龙、夏友柱、黄永胜，湖北家乡的好友黄振福、杨正法、王先润、魏文军、李传玉、呙升章、陈宗林、祝方清等领导及家人和我亲朋好友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渡过了难关、一辈子感激不尽，让我终身难忘，

一九六九年同年入伍的战友，在三年内都转业回家了只窗下我和文坤祥、魏文才、王世明、余万年当了干部，后来又从各部队调来几位战友，司令部有余运礼、王代新，政治部有尹祖文、袁世明、皮先士，后勤部有胡长荣、左振香、杨代好、他们都是精英，几年后尹祖文高升到南京军区干部部，杨代好高升到总后勤部军需部，王代新调到守备十三团当副团长，胡长荣、袁世明也调回湖北省军区任职，其他几位战友也选择了叶落归根转业回家与家人团聚，八五年军改军区通信团归三十一军管辖，团长聂新阶调到司令部通信处任处长，王德铸从九十二师卫生科任科长调到一七四医院任院长，我和聂新阶、王德铸就留在了三十一军，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转业，王德铸留在了部队离休。回想在军部的日子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这些战友亲如兄弟，相互关照，无论公事私事都能想办法解决，有时候饭后约好在营区散步闲聊，节假日互相拜访，特别是战友探亲回来带一点土味小聚一下喝点小酒，觉得很是满足、开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十年过去了，战友们都各奔前程，有了自己的满意工作和家庭，现在科技发展了，虽然见面不容易但联络很方便，留在厦门的公安老乡，还有我和胡文玉、王代新、沈敬彪还经常得到公安商会和在厦门的几位战友湖北老乡们的关照。在地方，我又结识了陈海鞠、廖体章、孔维新、杨桂槐，他们也都是公安老乡，我们也经常来往，彼此相互照应。在土地局工作时，也得到了沈敬彪、张桥梁、孙弘宇三位和曲荣昌、余帮根等两位战友的帮助。

我当兵时是在三十一军工兵营机械连，身为军人无论你以后在哪，都不会忘记当兵时的连队，我在军工兵营机械连虽然只待了三年，但连队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无论你走多远或是当多大的官，还是退伍或转业到何方，你都不会忘记你的老连队和同期入伍的战友以及领导过你的连排长，他们是你启蒙老师，同期的战友永远都是兄弟。因为连排长就好似你的父母，大家同住一间屋，同吃一锅饭，同在一个训练场，战斗时也在同一个战壕，同生死共患难，情同手足。在我们机械连热心的林峰水老连长的带领下曾在福州和厦门开过多次联谊会，每次参会人数高达百人以上，聚会经费是原连队马格清战友捐款给联谊会的，马格清退伍后留美，生意做得很大，想到连队的战友就慷慨解囊，真是精神可嘉。机械连有一个战友群，参加的战友有几百人，平时互相慰问，遇事相互照应，都很尊重曾经连队的老领导们，我也是很尊重我的两任连长詹添福和谢俊杰，指导员段志明，排长林峰水、卢松青，虽然他们在福建、湖南、安徽、广东养老，安享晚年，每当想起他们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就会打电话问候他们。我也当过营长、工兵处长，机械连战友对我也同样尊重。现在我已步入老年，我很爱我的连队三十一军工兵营机械连，祝机械连战友们健康长寿。

薛光胜回故乡和老战友们再次今影留念

薛光胜与家乡朋友黄振福，杨政发，祝方清等合影

薛光胜回故乡与老朋友扬政发，魏文军，王先润，呙升章，陈忠林，谭登秀崔大明，本哥等合影

薛光胜回故乡与老战友胡长荣，魏文才，宋泽清等在沙市合影

我已年过古稀，岁月不饶人，我与老伴陈宗元为了不打扰子女生活，单独居住，子女非常孝顺，常来看望我们，享受天伦之乐。我们有部代步小车，常和老伴出去溜溜，呼吸新鲜空气。厦门这个地方很适合养老，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社会风气良好，老年生活无所求，只希望健康长寿，多多享受美好生活。

故乡情